一个美国外交官和大陆女子的婚姻

作者:海外百感集



严歌苓

  媒是我的一位幼年时期女友作的。半夜,她打来长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
  “他是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何关系?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练习英文嘛!”
  我想,女人千般百种,但在爱逛商店和爱作媒这两件事上,大多相似。此女友是我自幼儿园起的好友,从第一次婚姻中走出来的我即便对全人类都没有了信赖,对这女友,我还是有一句听一句的。当然,对于一个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我也难按捺油然而生的好奇。
  六点半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听叩门,我迎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立在门口,颈上的细炼吊着一块牌子,上面书着“美国国务院lawrence.a.walker”。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会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照将会是在我和lawrence的生命中埋伏了那样戏剧性的一笔。
  lawerence的确操着一口标准国语,不时还带北方人的卷舌音,说“一会”,他是“一会儿”;说“花”,他必说“花儿”。一问,原来他在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任了两年的领事。他的随和,健谈,立即冲淡了这类会面的窘迫。我挂好他的外衣后对他说:“抱歉,我还得接着做晚饭,你先在客厅座一会!”
  他笑着说:“我可以在厨房里陪你聊天!”
  他于是一条臂斜支在厨房餐卓上,跟我东拉西扯起来,三句话必有两句会逗我大笑。幽默至此的人,我还是头回遇见。谈了近一小时,我发现不是我拿他练英文,而是他拿我练了中文了。晚餐备好,女友回来,看着已谈得极熟的lawrence和我,打趣道:“我感觉自己是个陌生人,错闯到别人家里去了!”
  不久,lawerence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领我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他进每个博物馆都免费,因为他每年收入的一部分都捐到各个馆中去了。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台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对劲,那种天生的嬉闹逗趣,匆然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他对我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
  “为什么?”我纳闷地问。
  “我不想让熟人碰见。”他有些尴尬地说。
  “为什么?”我自认为自己还不至于使一个并肩走路的男人尴尬。
  他支吾。
  等我们在一个饭馆落了座,我仍是耿耿于怀,半打趣问他:“怎么了,踉一个中国姑娘走一道有伤体面?”
  他忙解释,绝对不是因为我。他微邹眉头,“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的。”
  我头一个反应是:他在胡扯,要不就是逗逗我。
  “有那么严重?”
  “我希望没有那么严重。不过在我们关系没确定之前,我还是应该保护自己,也保护你。不然他们会麻烦你的。”
  我想,保护他自己该是最真实的顾虑,美国人嘛,保护自己,是顶正当,顶正义的的一件事。我还是认为他在故弄玄虚,在他们美国人太过温饱平和的生活里制造刺激。
  我笑了,对他说:“你是猜?”
  “不是,是也不会告诉你。”他睁着诚实的蓝眼睛。
  “那你肯定是!”我靠回椅背,感觉面上的笑容已狡[黑吉]起来。
  “真不是!”他又急又委屈。“是的话,我决不会答应去见你!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美国在五十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纪律,跟任何共产党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
  我又对着他看了一眼,才认定他不在开玩笑。“那就不要和我建立密切关系。”我说,带一点挖苦。
  “我想辞职。”他说。
  我吃一惊:“值得吗?”
  “我宁愿牺牲我的职业。”他说到此沈默了,似乎在品味这场牺牲的意味。
  对于精通八国语言的三十二岁的lawerence,做外交官的职业,应该是种最合理的选择,甚至是仅有选择。他天性爱游走,着迷于全世界的各种人文,地理,辞去外交官的职业,无疑是一种不得已的放弃。
  “就没有其他通融方法了吗?”我问,焦虑起来。
  他笑笑:“我辞职,比他们把我踢出来好。”
  几天中,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难道我和他的结合必须以他失业做代偿吗?难道他在我和他的事业之间必须做一场哈姆雷特式的“to be or not to be”的决择吗?好在和我们并不在一个城市,我的学校在中部,距离可容我将这事冷静地思量。我俩都想安安稳稳相处一个阶段,一方面加深相互间的了解;一方面,他必须暗中联系工作,一旦外交部向他发难,他不至于加入失业大军。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如常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几个同学眼神异样地看着我。我是系里唯一的东方人,所以习惯了。然而这回却不同。课间,一个年纪小的男同学跑到我身傍来:“你干了什么?”
  我反问:“我干了什么?”
  “上课前有个fbi的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查你的情况!我估计他是反间谍部门的………………”
  那么就说,我正被怀疑为间谍?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你肯定自己什么也没干过?”他又问我,故意压低声,还机警地四处看看。
  虽然他们常在法律边缘挑衅,但真正让fbi操心的时候还不算多。
  “fbi怎么会知道我?”
  “听说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是他将你的资料提供给他们的!”
  回到公寓,我马上给lawerence电话长途。的确是他供出了我。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中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在他对我俩关系中;他老实巴交写上了“趋向结婚”。
  “你没必要现在就说实话!你不是在征取被派往罗马”我急问。
  “我们宣誓过:对国家要百分之百的诚实!”他答到。
  电话中他还告诉我,刚填完“安全测试”表格,他便收到去罗马的委任书。
  我早了解到他对罗马和意大利的向往。他兴奋地开始计画,他将带我去看那些建筑,那些博物馆;他还告诉我,他的意大利语已通过了考试,但他仍找了位私人教师,个别辅导他的口语。我的心似乎松下来,也许美国在冷战时期立的规章已名存实亡,我和lawerence的关系或许不会给他的事业带来太大的害处。我告诉他,只要能保他保住外交官的饭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扰。
  “fbi?”他吃惊道:“他们找你干什么嘛?”
  “他们不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调查我吗?”
  “不可能!我的安全测试表格是国务院安全发的,fbi绝对没有可能拿到它!
  ”他疑惑到:你是不是听错了,把别的安全部门当成fbi?即便是fbi,也不会这么快——-我刚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们已经找到你学校里去了……”
  我说当愿我听错了,还希望这是那些男同学跟我开玩笑。
  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
  别紧张,我是fbi的调查员。”他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我答应了,心突突直跳。这个约会辞令已很不美国化了;男人约见女人,首先该问女人何时最方便,由人决定时间,地点。挂上电话不久,铃又响了,拿起听筒,竟然还是那位调查员!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lawerence,天南海北跟我聊起来。
  他的中文带浓重的山东口音,我很费些劲才听懂。他的话题渐渐转向他的小女儿——一个从南韩过继来的小女孩。整整一小时,他在与我探讨这个三岁的小姑娘的心理与行为。我只得捧着电话认真应付他,心里明白他的“闲话”不闲。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去,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以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了病,只得由他来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与被审问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吓人。审问者倒是很客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是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回来了,我原本流利的回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带有白种人特有的冷漠而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几天后,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fbi的盘查,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个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lawerence那边感到了压力。
  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配合一下!”
  “我是个中国人,你们美国要做得太过分,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早就看透了这种事——我父亲在共产党那边一次次被审查,审讯;我从小到大的生活中,最多的是这种审问的记忆!我以为美国是最自由的国度……”
  “请你忍一忍,好吗?等我们结了婚……”
  我严声打断他“我宁可不结婚!”
  lawerence在那边顿时沈默了。他意识到我生活中的宁静是被这婚约毁掉的;
  我的因为他而失去了跻身于无名之中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接我的每个电话,每次外出先察看是否处于监视之下。最大的讽刺在于:我是在美国明白了“人权”这字眼,而明白之后,又必须对这种神的权利一再割让。或许,他们的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对一个象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的践踏过来。
  lawerence在电话上流露出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次等人的人权,自然分量质量都不足。
  转而,他兴奋的告诉我,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以及他的职务安排,住房,津贴计等等。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俩带来美好结局,那就忍吧。
  半个月过去,那个带山东口音的调查员再次露头。他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却再次迟到半小时。此调查员先生四十岁左右,个不高,有无必要都张嘴哈哈大笑,有种真的山东豪爽。当你看到他油滑的灰眼睛时,知道他的心根本不会笑。
  “请坐请坐,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么样,你和lawerence什么时候结婚?”
  “还没有计画呢。”我笑笑。
  他装着看不见我脸上的疲惫,和挣扎着压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对答,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是谎言,谎言可不容易精确地重复。
  “这个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都问了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是嘛?不过我是头一次问,不是吗?你的每件事对我都是闻所未闻!”他摇头晃脑地用着成语。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年轻调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两次答对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索引。
  问答还算顺畅。我有什么好瞒呢——-出身于文学家族的我一二岁成为军队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二○岁成为小说家,祖祖辈辈没出现过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观念已退化到了零。
  “is your father a member of communist party?”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我在母语上的设防,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犹豫,我说“是的。”
  问答有顺畅起来,如此持续了半小时,他无缘无故再次山东味十足的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松弛下来。他一面收拾桌上的卷案,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什么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企图看透他似的瞪大眼。
  “绝不会费你太长时间,”他开导我,“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调查进程。”
  一时间我想到lawerence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是为了我!”
  晚上我在电话上冷静地告诉lawerence,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在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罪犯嫌疑才可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么办,你以为我情愿?”我气恼并充满委屈。
  “我要起诉他们!这已成了迫害!”他冲动地喊起来。
  “让他们测验好了。我反正句句是真话,怕什么?!”我也大起声,心更委屈,觉得自己忍让至此,他倒毫不领情。
  “这不仅侮辱你,也是对我的侮辱!你不该答应!”
  我抢白道:“我也不该答应你的求婚,不该到这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我挂断电话,独自坐在没有开灯的房间里,一种寄居异国的孤独感头一次那样真实可触地浮现了。原来,我并没有没有着陆;这个国家不允许我着陆;我仍在一片茫然中孤零零地漂。
  lawerence第二天突然抵达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绪。我告诉他,我不愿为这场婚姻给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么多麻烦;我不想任何人推测我怀有某种意图来靠近一个美国外交官;如此推测是对我尊严的侵犯,是对我人格的贬低。并且我也看到,我和他之间存在着两个国家,两个为了各自莫名其妙的政治目的,势力范围而勾心斗角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国家。
  “你别再跟我来往了。”我说。
  “事情不象你想的那么严重,也许这只是例行的调查。”他安慰我,心里却十分没底。
  lawerence回去后,打电话高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了,他已向上级做了通知:在赴任前期和我结婚。
  “现在没事了————也许这场调查的结果是令他满意的,否则他们早就改取消我去罗马的调令了……”他说,带着侥幸者的喜气:“他们再不会要你去做测“谎”试验了!”
  我也感到了释然,情绪好转,与他讨论起罗马的日程来。电话刚搁下,门铃响了,从窥视孔看出去,我又呆了:来者竞是那位矮个调查员。
  “很巧,我散步是发现你是我的邻居!”他笑哈哈说道。
  第一个直觉便是:几天来他监视了我和lawerence的行动。我让他进门,让他以浏览为名侦查了我房间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么?”我问道。“很忙。”他答非所问。
  “是不是你们必须创造一些事来让自己忙?”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逊是出于我的坏的英文还是我的坏的教养。“对了,我上次忘了告诉你日期,”他说“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就是那个测“谎”试验?我想请你去填一张表,签个名,表示自愿做这个试验。”
  我也不看他,忙说:“好的。”心想,事情还能坏到哪儿去,坏到头,不就改好了?
  几天后,我却又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人介绍到:“我是外交部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谈一次吗?”交谈开始前,告诉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fbi已无数次向我提问过。“fbi?”他大吃一惊:“这件事与他们有什么相干?这属于外交部内部的安全问题……fbi怎可能知道这件事的?”他逐渐显得愤怒和困惑,“你有把握这些人是fbi的?”“我去了他们在芝加哥的总部。”我说。“活见鬼,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审查?!”他睁圆眼睛,向我张开个巴掌。
  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在跟我唱红脸,白脸。他带推敲地说:“我接到上级通知,说你和lawerence宣布结婚,我才来对你们例行调查。完全是例行公事!fbi告诉对你审查的理由了吗?你不觉得这是很无理的?”
  我摇头松耸肩,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尽管他比fbi少了些警察气。对话完毕,我问:“下次谈话在什么时间?”“下次?我想我们这次谈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吗?”
  我长吁一口气。他送我出门时又说:“看上去很焦虑。千万别。你们一定会结婚的,一定会一块去罗马的,我预先祝贺你们!”
  星期四我上完了课,如约来到fbi总部,坐在待客室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矮个子调查员满面春风的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嘴里打着惯常的口不由衷的哈哈。我刚要伸手接表格,他却突然一缩手,说:“我希望着里面不带任何强迫。”
  我无表情地咧嘴,意在表现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无畏。
  “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更强调地说。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看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么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我还是象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到家天已黑,答话机上信号闪烁,我打开它。上面竞是lawerence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
  ……我去罗马的委任状也被撤销!”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去。lawerence正愤怒得冒烟:“他妈的!安全部刚刚来人讲我马上交回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我立刻回忆起第一次见他时他胸前带的那块牌子。“你交了吗?”我问。“我坚持要他们那收据来,我才交……”
  他口气越来越急,我怎么劝他也安静不下来。从他不太成句的话里,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后那个激烈却徒劳的行动;他接过收据后,将那出入证一把夺回,狠狠用剪子剪成碎片。
  我突然意识到,再我往测“谎”表格上签字时,lawerence的命令其实已被决定了……就是说,fbi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试自愿时,就知道外交部对lawerence的处置了。为什么不放过我们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边沮丧着,沈默着,感到我们各自背负的国家是多么沈重,二十世纪末了,我和lawerence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还没完呢————我还得去做那个测“谎”试验。”我说。“让他们去见鬼!”
  lawerence说。
  “可我已经签了名,同意做了……”“从今天开始,他们要在打电话来烦你就直接对他们说:去见鬼!”
  我想这大概是lawerence有生以来最愤怒的一次。他连夜给他认识的一位众议员写了信,将此事做了控诉性的陈述。几天后,众议员回信了,非常震惊,说无法相信美国竞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戒规,更无法相信这条戒规真的被用来处理了一位普通外交官的婚姻。震惊之余,他表示遗憾,因为不能为我们的损失做任何补救了:
  他所能做的,是在国会提案,争取改变这条规定,不使任何其他人重复我们的不幸。
  九二年秋天,lawerence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易便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里找到了工作,并负责西部分会。日子是平静的,明朗的,但我仍会冒出这么个念头:他们真的放我长假了?我身后真的不再会有眼睛,电话上不再用耳朵了?会不会有一天突来个人,有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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