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王国

作者: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明报是他一生事业的象征,
  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任何一种成功,恐怕都是各种机缘凑合而成,有时候,刻意的追求常常达不到目标,反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明报》是金庸一生事业的象征。
  金庸当初办《明报》,当然有着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能够办一张真正自由独立的报纸。不过,那种理想仅只是朦胧的模糊的,一旦操作起来,大概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受制于变乱不已的社会局势与读者口味。谁敢说金庸一开始办《明报》就已有了宏大的计划,卓然不凡的品味?
  如果没有沈宝新,《明报》会不会诞生并有日后的辉煌?金庸在异乡遇上初中时的同学沈宝新,不能不说是一种缘。人生如匆匆过客,多少种相遇只是刹那莳花,转瞬即逝。青梅竹马,劳燕分飞,再遇旧日伙伴,实是偶然中之偶然。不仅如此,那时的沈宝新正在从事印刷业务,而金庸已先后在四家大报任过职,对经营报纸的门径,相当熟悉。完全可以想象这对少年时代的朋友在南国香江初遇时的那分激动。天作之缘,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创办自己的报纸。
  1959年,一份叫《明报》的报纸在香港注册。公司注册资金十万元,金庸占百分之八十的股权,沈宝新占了百分之二十。这样的股权比例一直维持到九十年代。
  “明”含有“明理”的意思,同时也象征了光明的前途。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写到了“明教”这么一个组织。金庸与“明”字有缘。
  金庸请了当时香港最有名的书法家王植波题写刊名。这两个题字沿用至今。
  《明报》创刊初期,人手很少。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生作他的助手。
  那时候香港的报纸,大体有二类,一类是比较高层次的如《星岛》、《华侨》、《工商》等;另一类是低层次的如《响尾蛇》、《超然》等,以色情为招徕,迎合男性读者的低级趣味。早期的《明报》似乎取了一条中间路线,既有严肃正经的社评,也有软性香艳的小说。总的来说,以小说及趣味资料为主,每日出版一张,小报形式设计。
  《明报》的销量起初并不尽人意,有过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我们看见报馆经济不好,也不奢望有薪水发,只求渡过难关,便心安理得了。”
  那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要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如果要即到即开,船费要三元,否则就要等到有六个人登船才开航。那时查氏夫妇宁愿捱着冬夜寒风,也不愿付包船费。
  金庸与沈宝新硬是苦苦支撑下来,甚至不惜以典当来维持。他们确确实实将办报作为一项人生的事业去做,不愿意半途而废。
  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很有几分真。
  当时金庸的武侠在《商报》上连载已拥有大量读者。许多人为了看金庸武侠,便改买《明报》。《明报》创刊之初,连载的是《神雕侠侣》,发行量达到六千份。
  但是,《明报》权威性的建立,恐怕在于它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和分析。而这,却离不开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镛发表的每天一篇的社论。金庸的社论独树一帜,在读者中,尤其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香港人习惯性地想到,看看《明报》的社论怎么说。
  每天一篇社论,几十年坚持不懈,而且保持品位,试问天下能有几人做到?
  金庸的武侠小说打稳了《明报》基础,加上沈宝新的经营手法,《明报》的广告业务稳步上升,虽未至盈利可观,赤字却已逐渐减少。报馆维持下去已无问题,相比于那些小报,销量已算可观,但比之于那几张大报,仍是小兄弟。
  正在金庸绞尽脑汁,思索追赶良策之际,中国大陆爆发了“大逃亡潮”。那时正是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批的大陆人涌到香港,造成动荡局面,成为热门话题。当时各大报都争相采访这段新闻,以《明报》的人力、物力,实难以与它们竞争。
  于是,金庸在社评中大做文章,对于此事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以《大公报》为首的几家大报,对于金庸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明报》当然不示弱,你来我往,一场激烈的笔战引得读者大看好戏,慾罢不能。本来并不怎么著名的《明报》在笔战中人人皆知,而更重要的是,金庸的社论引起了高度注意,不管赞同还是反对,谁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这次笔战后,《明报》扩展至两大张,形成了中型报纸的规格,同时也有了盈余。可以说如果没有“逃亡潮”,也许就没有《明报》后来的发展。
  差不多同时,《明报》与《大公报》又有一场火葯味更浓的论战。那年,中国大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金庸对此事持不同的看法,他以为强国在于亲民,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得吃,实在不该去发展核子武器。这种论调显然带有书生气,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引起了《大公报》的猛烈抨击。
  越争论,《明报》越出名,销路越上升。难怪有人说,《明报》能在报界站稳阵脚,实拜《大公报》所赐,真可谓“谑而虐”也。所以,对于你的敌人,最好的办法是沉默,是冷漠。在指责别人的同时,常常是帮了别人的大忙。
  《明报》的成功与金庸的善用人才也是不可分割的。六十年代的《明报》,人才荟萃,令人神往。
  《信报》老板林三木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明报》的。他先在资料室做资料员,受到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返港后任《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以写中国新闻见称的丁望是资料室主任,丁望那时被视为中国问题的专家。现时《成报》总编辑韩中旋与小说家江之南那时是《明报》的编辑。曾以散文广受欢迎的张君默是《明报》的记者。创办《新夜报》,其后又回到《明报》出任总编辑的王世瑜,那时是校对兼送稿。胡菊人也是此时加入《明报月刊》的。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版记者。另外还有简而清的马经、狗经,等等。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为《明报》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明报》开辟了“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那时的中国,非常神秘,外界很难他了解她的情形。“北望神州”版正好满足了许多人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
  基于大陆“文革”对于文化的疯狂摧残,金庸于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旨在于海外保留一个延续中国文化的地盘。它的目标是非牟利的,亏本也在所不惜。金庸自任月刊总编,礼聘许冠三、司马长风两人选稿,编辑则有王世瑜与黄俊东。初期所刊的文章,尺度很严,走的是纯学术路线。后来胡菊人出任总编,长达十三年。胡菊人将月刊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高级学术刊物的形象,在香港没有第二家。
  1967年,金庸本人及《明报》都面临严峻考验。“文革”的极左思潮蔓延到香港,引起不小的斗争狂潮。金庸也被当时的“左派”视作“反动派”,要“斗垮斗臭”,并公开威胁要“消灭”他。《明报》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中自然受到冲击,“左派”的騒扰包括寄上土制炸弹,煽动《明报》内部员工“起义”,及派人袭击报社等。然而,就是在这种冲击中,《明报》的销量从“文革”前的五万份激增至八万份,真可谓因祸得福。
  金庸曾回忆道:“我当然有些担心,但我写武侠小说的主角都是大丈夫,到了这个关头一定要坚持到底,没有退缩余地。要么就只有谨慎行动,非必要也不会外出。”直到“文革”结束,金庸所受到的威胁才彻底消除。
  1967年的暴动引起香港社会人心惶惶,不少人因担心前途而移民国外。金庸也不能不考虑《明报》的前途,他早在1966年已到新加坡视察,并在当地筹备出版一份《新明日报》。他当时的如意算盘是,万一香港的出版业务出了什么岔子,便可移师新加坡再干一番事业。怎料人算不如天算,由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政治分家,导致《新明日报》亦一分为二,加上当地对办报限制多多,使得金庸意兴阑栅,最后将绝大多数股权出售与当地合作的投资者,重回香港专心发展。
  1968年,他办了《明报周刊》,虽非香港的第一家周刊,却经过数年发展,成为娱乐周刊中的佼佼者。周刊本是报纸为激发读者的兴趣,作为附赠品送给读者的。但金庸却大胆地提出,周刊的内容装潢加以改革后,可以定价发行。许多人表示反对,以为这样会失去读者。
  金庸却说:“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内容走一些较适合家庭妇女们看的软性文章路线,我想是会有销路的。”
  这样,《明报周刊》便出笼了。
  第一任主编潘粤生成绩平平。第二任主编雷坡锐意求新,作了不少改革,大大刺激了销路。
  雷坡改用女编辑、女记者,因为女人较了解女人。他还策划了一次爆炸性新闻,便是“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哄动香港,令周刊的数量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万份。
  何秀汶是影星陈百祥的女友。那时陈百祥还未成名,跟朋友组织了一支乐队在夜总会表演。他是标准的花花公子,何秀汶只是他女朋友中的一位,那篇情书据说是写给他的。
  《明报周刊》靠何秀汶扩大了销路,雷坡快马加鞭,千方百计发掘新闻,广交男女明星,屡屡爆出娱乐圈内精彩的内幕。读者也越来越多。
  除了《明报》(日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外,明报机构尚有一份《明报晚报》。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87年,又成立翠明假期,经营美加、澳洲及欧洲的高级旅游业务,使得明报集团的业务多元化。
  金庸一手创办的《明报》企业集团,经过三十多年不断发展,已由一家报社扩展成兼营出版、旅游、印刷以至地产的多元化企业。《明报》销量高达十二万份。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前后,销量一度突破二十五万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明报周刊》则达到三十万份,执香港娱乐周刊市场之牛耳。
  明报集团90年度的盈利高达七千万元,到91年度接近一亿元。金庸个人的财富估计已超过六亿元。1991年《资本》杂志编辑《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金庸名列第六十四,沈宝新则名列一百一十二位。
  金庸从七十年代开始,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应邀加入廉署社区关系处市民咨询委员会,因而与首任廉政专员姬达接触频繁。姬达向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引荐金庸,就中国问题提供意见。1981年,英女皇授予他obe勋衔,又获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与名誉教授。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为香港问题会谈与中国磋商,经港时麦理浩安排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四十五分钟。他出任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改制小组召集人,曾三次北上,会见过邓小平、胡耀邦和江泽民等许多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倪匡啧啧称赞:“查良镛是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个致富的知识分子。除了传说中的陶朱公外,能够同时成为大儒和富翁实在绝无仅有。做生意当然会惟利是图,但这不一定会与良知发生冲突,因为赚钱不是坏事,做好事也可以赚钱。查良镛是一个有知识和商业才能的人。”
  王世瑜谈及《明报》的成功,说:“《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查良镛个人的远见。由早期以武侠小说的金庸作号召,迈向六十年代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业手法经营《明报》,查良镛成功地将《明报》塑造成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报纸,可见他的高瞻远瞩。”
  金庸接受记者采访,谈到办报时说:“一个人一生所作的事业,不论大小,总应该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总得尽力去做就是了。所以,办报纸也应该办一份最好的报纸。这当然也是每个人的理想。”
  这就是金庸的事业心。正因为他如此执着地走向自己的理想,他才取得了如此的成功,成就了如此辉煌的事业。
温馨小提示:
您正在阅读的《明报王国》内容已完结,您可以:
返回中国现代人物传记的作品集,继续阅读中国现代人物传记的其他作品..
返回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