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平生

作者: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他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
  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

  红花须要绿叶扶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金庸纵有盖世才华,要是没有得力的帮手,恐怕也难施拳脚。
  有了一帮手足,就必然有人事的纠纷。“武林高手”金庸是如何发掘人才,又如何应付各种人事关系的?
  为什么那么多“好汉”先后离开《明报》,却从不说金庸一个“不”字。还有那众多商场上的对手,同行中的竞争者,当然也有性格不合,说不到一起之人,但至今未见诋毁金庸的言辞。由此也可窥见这位侠之大者的人品之一斑。
  先说“胡菊人脱离明报事件”。
  胡菊人的文章写得漂亮,编辑眼也独到。他从1967年起担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全身心投入,将月刊办得有声有色。《明报月刊》在文化界地位崇高,《明报月刊》的总编也自非一般报刊杂志的总编可比。胡菊人自然心满意足,不曾有过什么跳槽的想法。
  但是,1980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安心工作了十三年的胡菊人提出要离职。
  事情源于一个台湾人。此人携巨款赴港,准备在香港办报,扬言要办一张像《明报》那样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他先是由古龙介绍找到倪匡,后又找到胡菊人。
  胡菊人开始有点犹豫,但台湾人反复强调他要办的就是胡菊人理想中的报纸,一种充满责任感的报纸,一种能够拯救一代青年人的报纸。胡菊人不由得心动,他心想:
  “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经过多次接触、磋商后,胡菊人当机立断,决定离开《明报》,自创天下。
  据说,当他提出辞呈时,金庸整个人都呆住了。“不会是真的吧!”金庸第一个反应便是这句话。“是不是薪酬不满意,菊人兄,我们可以商量呀!”金庸还以为胡菊人不满意薪酬。
  “不,查先生,我在《明报》服务了这么久,从来就不计较什么薪酬问题,我只是想出去闯一闯。如今,我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想放弃。”胡菊人说得诚恳:“我要出去办报。”
  “什么?”金庸吓一跳:“办报?”因为他知道胡菊人没有办报的经验。
  胡菊人坦率地向金庸陈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金庸听得直冒冷汗,他觉得胡菊人过于轻率,办报不同于办月刊,弄不好,会身败名裂的。这时候他倒不是担心胡菊人的离去会影响《明报》,而是担忧胡菊人将来的处境问题。
  “你想清楚了吗?菊人兄?”金庸沉住气:“办报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年《明报》的艰辛你是目睹的呀!”
  胡菊人心意已决:“查先生,我想过了,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金庸只好叹道:“菊人兄,你再考虑一下吧!”
  金庸想尽可能“拖”住胡菊人,立刻打电话给倪匡:“倪匡,胡菊人要走了。”
  “我早已知道。”倪匡说。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是他的私事,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倪匡理直气壮。
  “那怎么办?”一向沉稳的金庸竟然有点气急败坏。
  “你说怎么办?”倪匡反问。
  “当然挽留他,不让他走,”金庸说:“你跟他说说吧!”
  “我跟他说?”倪匡一怔。
  “你平日口才那么好,除了你,还有谁说得菊人听?”
  “还有孙大姐。”
  “那你们两个一齐去说。”金庸真的急了眼,他爱才如命,实在不愿看到多年的手下和朋友突然离去。
  倪匡、孙大姐向胡菊人说明了利害关系,但胡菊人的决心很难动摇。
  金庸无奈,眼睁睁地看着胡菊人离他而去。
  为了酬谢胡菊人十三年来的服务,金庸特地在酒楼设宴欢送,并即席赠与黄金劳力士表,场面很是感人。
  胡菊人离职之际,暗中招兵买马,心想《明报》的老同事如果愿意合作,那么一定能将报纸办好。没有想到金庸比他棋高一着,早就宣布所有工作人员获得加薪,还设宴慰劳。所以,尽管胡菊人分别约请喝茶,仍未见效。
  看来,金庸早就料到胡菊人有此一着。胡菊人离职本来可能酿成大风暴,却被金庸化解得风平浪静。
  后来,胡菊人在《中报》混得不好,金庸听说后十分难过,常向孙大姐询问胡的近况。对于胡菊人暗底拉拢《明报》人员,金庸也从无责怪之意,反而人前人后称赞胡菊人是个好编辑。
  胡菊人辞去《明报月刊》总编后,金庸亲自兼任老总,觉得十分不便,四出找寻适当人选,结果找到了董桥。董桥那时在中大有教职在身,不想放弃。金庸看过董桥的翻译,评为第一流高手,因而一定要把他请到才甘心。他知道董桥是为了中大的丰厚薪资,方始犹豫,于是答应董桥给予同样的待遇,终于挖角成功。
  另有一次“风暴级”事件是“林三木离职风波”。
  林三木原是《明报》资料室职员,受金庸赏识而获保送英国研读经济。学成归来,出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不久即升为总编。
  林三木是潮州人,有潮州人的固有狠劲,办报纸作风大胆泼辣。《明报晚报》在他的主持下,销路直线上升。主要原因是它提供股市消息十分准确。
  股市狂潮时,买股票等于买马票,要讲究贴士。《明报晚报》就等于马经,专向股友提供贴士,作隔天预测:汇丰好市,会升多少;和记下挫,理宜抛出;……股友就根据提示去处理明天的买卖。由于所作预测命中率很高,《明晚》就成了股友心目中的明灯,销路哪能不好。
  林三木有什么法子获得那么多贴士呢?
  原来,股票市场里的许多大户,如李嘉诚、廖烈文等,都是潮州人,跟林三木有同乡之谊。加上林三木的外表长得气宇轩昂,风度翩翩,而又口齿伶俐,身份又是《明晚》老总,许多大户都愿意跟他来往,酒醉饭饱,谈起明日股市,自然会说出个人观感。
  香港的股市交易,主宰权只受两种情况控制,一是国际形势,二是本港大户。国际形势并不是天天在变,所以大户的力量,反而显得突出。
  林三木根据他们透露的口风,第二天一早回到报馆,便写成文章发表。《明报晚报》是在下午一点多钟出版,股友看到林三木的提点,仍可赶得上下午的交易,所以有段时间,全香港的股友都把《明晚》奉为奇皋。
  那些大户之所以自愿向林三木提供消息,无非志在宣传。想一某只股实开,最好的方法莫如能在事前通过传媒制造消息,那么,股票就一定会升。这是先利己后利人的做法。
  《明报晚报》的销路就这样越来越好,林三木借着他的关系,也在股票市场上赚了一大笔,于是便想自己也试着办一份报纸。
  林三木为人沉着,同时对商场也相当了解。他暗中筹备,理想定得不太高。他只是想出一版大张的日报,内容全以经济为主,副刊只占半版。这样,他跟太太骆友梅两个人就可以负起编辑工作,最多请两个校对和一个记者,支出有限。
  再加上他跟上流社会的交情,取得第一手资料自不成问题,同时也可以凭此拉一点广告。他的计划应当说没有什么破绽。一切成熟后,他便向金庸摊牌。
  金庸自然再三挽留,但创业的激情使林三木决然他往。于是,《信报》创刊了。《信报》成为《明报晚报》的最大劲敌。
  许多人认为林三木太过忘恩负义,但金庸说:“人望高处,水往低流,林三木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兴。”
  在许多社交场合,金庸都会跟林三木碰头。金庸一见林三木,一定会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林先生”,而没有一般老板名人的习气,总是将别人当做自己的昔日“马仔”看待,称人小名。
  林三木离开《明报晚报》后,财经消息便由黄扬烈负责。黄扬烈由此也认识了不少中小股票户。
  这些中小股民眼看林三木办《信报》这么成功,不免见财眼开,鼓动黄扬烈与他们合股创办《财经日报》。于是《明报晚报》又少了一员干将。
  《财经日报》的成绩平平,不少股东相继退股,最终实在顶不住了,黄扬烈请求金庸入股。
  金庸居然答应了。他没有怪黄杨烈离开《明报》,反而百般安慰,说办报就是这样的了,不办过不知个中苦乐。
  没有多久,金庸眼看《财经日报》仍然销路不佳,怕黄扬烈累坏,便把《财经日报》买了下来,成为《明报》机构的一分子。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王世瑜,据说他是金庸最喜欢的人。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职位是信差。他办事勤快、机灵,深得金庸欢心,便升为校对,后又升为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一时无二。
  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编辑风格上产生矛盾,因而离开《明报》,进入《新报》,并创立《新夜报》。
  王世瑜在《新夜报》上不停地制造新闻,慾贬低金庸。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金庸却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后来自办《今夜报》,赚了钱,便把报社卖掉,全家移民加拿大。
  金庸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并任《财经日报》社长。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宽容,一向是金庸笔下人物最大的特点之一。金庸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因素,也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精神和处世原则。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个威严而神秘的人。
  他中等个子,国字脸,不苟言笑,初认识的会以为他不太好接近。
  据说,他的管理手段虚虚实实,莫测高深。
  他在社长办公室办公,很少在编辑部走动和与职员交谈,日间也不常回报社。敢于与查良镛面谈的高级职员不多,大家都觉得他深不可测。
  然而,金庸的属下,曾长期在《明报》服务的王世瑜说他“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辞退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内的同事对他均很尊敬。”
  在报馆中,所有人都不称金庸为“查社长”,而称为查先生,连他自己打电话回报馆,也自称查先生。查先生不发脾气,但是他国字面型,在认真工作时,有不怒而威的效果。报馆同事,自然个个对他尊敬。这种尊敬,不仅是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对金庸这位有高超见识,有那么好的作品问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辞令,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有时,别人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大概因为口才不太好,他喜欢以笔代口。他对于下属有什么指示或意见,经常用“写条子”的方式。以笔来管理一切,以笔来交际,这倒颇具有作家的风范。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议”,要求增加稿费。金庸总是左推右挡,以太极卸劲招术化去倪氏兄妹刚猛凌厉的攻势。
  倪匡在一次宴会上,借着酒劲,大声疾呼,要求加稿费。他说:“查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稿费了吧!”
  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总算摆平了倪匡。
  后来,真的加了稿费,是5%。倪匡大为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讲不过他,于是便说:“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给你写信。”
  一听写信,倪匡几乎昏了过去,大叹:“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敌不过倪匡,但讲到写信评理,倪匡绝不是对手。倪匡怕写信,他是一字千金,认为写信白写没钱收,只有傻瓜才做。
  但金庸就是有点傻气,独独喜欢写信。倪匡说:“我从来不曾见过一个人像查良镛那么喜欢写信的。”
  过了两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开看,附列十几条条文,不是申诉报馆开销大,就是经济不景,唯有节约,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费,势必引起连锁反应。意即若你加,人家也要加,这笔开销不轻。直把倪匡看得心酸难熬,最后惟有弃械投降,不提加稿费了。
  这只是作家沈西城笔下的趣事一桩。千万不要以为金庸是个吝啬的人。其实,金庸并不吝啬,他只是保持了文化..(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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