栩栩如生

作者: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金庸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
  创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
  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

  汉字是象形文字。美国诗人庞德说“汉语天生是诗的”。但是,就在庞德说此话时,中国的傅斯年先生正慷慨激昂地说:汉语是野蛮的,应该废止。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汉语的野蛮(大意如此)。
  时为1919年。
  然而,汉语并没有消失,在中国在海外,十几亿华人仍然使用汉语。
  不过,汉语的味道开始变质。她从前是“天摄人治”,极其玲珑活泼,而“五四”以后,西洋语法的侵入,出现了所谓的“欧化语”,不中不西,不土不洋,读来感到乏味,让人倒胃口。许多新文艺作家都有这样的毛病,时代风气如此,怪不得谁。
  金庸是个天才,他运用地道的中国文学语言。“金庸小说的文字,是绝顶高超的中国文字。”(倪匡语)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生命,是意识,是存在的屋宇。”其实,语言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仓库。
  金庸的语言文字,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重新展现了汉字的意韵。
  且看《笑傲江湖》第十四回中桃谷六仙的一段对话:

  终于有一人道:“咱们进去瞧瞧,到底这庙供的是什么臭菩萨?”五个人一拥而进,一个人大声叫起来:“啊哈,这里不明明写着杨公再兴之神,这当然是杨再兴了。”说话的乃是桃枝仙。
  桃干仙搔了搔头,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又不是杨再兴。原来这个杨将军姓杨,名字叫做公再,唔,杨公再,好名字啊好名字。”桃枝仙大怒,大声道:“这明明是杨再兴,你胡说八道,怎么叫做杨公再。”桃干仙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可不是杨再兴”。
  桃根仙道:“那么兴之神三字是什么意思?”桃干仙道:“兴之神三个字难道是我写的?既然不是我写的,我怎知是什么意思?”桃叶仙道:“兴,就是高兴,兴之神,就是精神很高兴的意思,杨公再这姓杨的小子,死了有人供他,精神当然很高兴了。”桃根仙点头道:“很是,很是。”
  桃花仙道:“我说是这里供的是杨七郎,果然不错,我桃花仙大有先见之明。”桃枝仙怒道:“是杨再兴,怎么是扬七郎了?”桃干仙也怒道:“是杨公再,又怎么是杨七郎了?”
  桃花仙道:“三哥,杨再兴排行第几?”桃枝仙摇头道:“我不知道。”桃花仙道:“杨再兴排行第七,是杨七郎。二哥,杨公再排行第几?”桃干仙道:“从前我知道的,现在忘了。”桃花仙道:“我倒记得,他排行也是第七,所以是杨七郎。”
  桃根仙道:“这神倘若是杨再兴,便不是杨公再,如果是杨公再,便不是杨再兴。怎么又是杨再兴,又是杨公再?”桃叶仙道:“大哥你有所不知。这个再字,是什么意思?再,便是再来一个之意,一定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所以既是杨公再,又是杨再兴。”余下四人连连点头,都道:“此言甚是有理。”
  突然之间,桃枝仙又说道:“你说名字中有一再字,便要再来一个,那么杨七郎名字有个七字,该不是要再来七个?”桃叶仙道:“是啊,杨七郎有七个儿子,那是众所周知之事!”桃根仙道:“然则名字中有个千字便是生一千个儿子,有个万字,便是生一万个儿子?”

  这段废话连篇,人看人笑,百读不厌的文字,我们若尝试着将其中一个字删掉,看看语言还通不通,或者文气还顺畅不顺畅?
  将汉字锤炼到这等程度,实属不易。尤其,金庸写情、写景、写谐、写怨、写世态、写江湖、写官场……均能活灵活现,则更属不易,实在是非超一流高手所不能为。
  他的许多章节和片断,真如神来之笔,使人赞叹不绝,回味不已,只可惜不能在这里一一举出。
  没有人物,便不成小说。
  人物立不立得起来,视乎作家对于人生观察、体验的深浅,以及他的笔力如何。
  《红楼梦》流芳百世,重要原因在于里面的人物令人百谈不厌,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贾政……等等,个个都蕴含着人性中某种普通相,仿佛在我们生活中到处能见到,感觉到。鲁迅的声誉与阿q的成功也不无关系。
  金庸也塑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如同《红楼》、《三国》、《水浒》等作品中的某些人物,深入人们的心中,成了某种性格或行为的代名词。
  男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小龙女那样的女孩”,“我喜欢黄蓉那样的女孩”。
  女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杨过”,“我喜欢郭靖”,“我喜欢令狐冲”。
  还有韦小宝、段誉、乔峰、王语嫣……
  还有周伯通、张无忌、周芷若、胡斐……
  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一种命运;
  每一个人物都有一段情缘;
  每一个人物都是一面镜子;
  每一个人物都如同一出戏剧。
  金庸认为,在人物刻画方面除了好看之外,还应能令读者感动和难忘,印象深刻而鲜明,因为小说旨在反映人生,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金庸的心怀是宽厚而悲悯的,对笔下人物从不简单地划分为“正”、“邪”、“善”、“恶”的类别。那些反派人物没有出现时,江湖上一片谴责之声,但当他们真正出现时,总让人觉得他们仍有可爱的地方,并非一无是处,无法完全否定。而正派人物也具有各种弱点,从而使他们显得更为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这个社会上也很难讲谁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坏人,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作者考虑的是真实的问题。”(金庸语)
  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在金庸的书中,即使一个公认的“恶人”,在从事一项“恶事”时,他也可能是出于他自身相当充足的理由,或可笑或可气或可悲或可恨。而所谓的“好人”,哪怕是出于“善”的动机也不一定能得出“好”的结局或效果。
  所以,金庸笔下的人物,很少是单纯的好人或坏人。他洞察了人性的全部奥秘,以及人性自身的冲突和矛盾。他以一种宽容的态度,理解的态度,来描述冥冥众生。在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绝不是那些“通俗小说”可以比拟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谓“严肃文学”可以涵盖的。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的责任,就在于告诉人们,生活不是像他们所看到的那样,不是的,在生活的表象下,有着不可言说的复杂性,超越我们一般伦理、法律等的判断。
  金庸无疑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此种责任。仅一个韦小宝,就很能说明问题。韦小宝在读者的心目中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认为韦小宝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另一个说法是韦小宝是十足的无赖混蛋。其实,韦小宝就是韦小宝,是一个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的人物。无法以伦理标准去评判这么一个美学形象。这个形象本身涉及的问题恐怕与中国儒释道文化对于人格的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诸问题相关,足以写一本专著来探讨。
  就人物的塑造而言,也断断不能将金庸的作品归入一般的通俗文学之列。从塑造人物的功力来看,金庸的小说绝对是大师的手笔,是真正的文学。
  一般的通俗小说中,好人与坏人,正派与反派,善与恶,是与非,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是在伟大的作家笔下,却不是这样,生活中的全部复杂性被揭示无遗,好坏难分,善恶难断,恩怨难解。
  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原来的构思是想将安娜写成一个不道德的女人。但是,写着,写着,他就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当他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深入像安娜这样的女人的内心时,他感到既定的道德律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安娜这个文学形象激发读者的,是万千滋味不知从何说起,同情?鄙视?谴责?赞同?没有一种单纯的态度可以成立。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总体上看也是如此,丝毫不受传统的或既定的观念来规范。金庸以敏锐的目光审视人性,他感悟到了许多无法言说的困境与无奈。他在许多作品中表现出一种隐痛,对于善与恶,对于爱与恨,永远不能有圆满的解释。而且暗示着不论你如何解释,悲剧仍然会一代一代地演出下去。
  关于金庸作品对于人性复杂面的深刻思索,罗龙治先生有一篇精彩之文《从<倚天>谈善恶之际》谈及:

  善恶好分,善恶之际却很难分。正如一个漂亮的小姐,她身边的男人很多,但却没有人知道她究竟有没有男朋友。

  有一次在台北举行的金庸小说座谈会上,金恒炜忽发奇想,向金庸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金庸先生,你在《射雕英雄传》中描写一个很正派的人物叫做洪七公。洪七公自己说他杀过四百三十九个人,其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坏蛋。但我认为洪七公的这种想法很危险。因为这种人如果掌权的话,他很可能就成为希特勒。希特勒也认为他杀的人都是坏蛋。”金庸点点头。
  我们如果肯定:生存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力。那么我们就同时肯定:生存是各民族共有的权力。但是,每个肉体的生存都要靠其他的物资来给养,所以生存就成为竞争的现象,生存也就成了人类共有的苦难。
  我们发现在中国的社会里,家是生存的基本单位,家是讲人情而不讲是非善恶的。一个人离开了家,说穿了同生死、共患难还是基于生存的艰难。因此,一旦中国人感情的网络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人生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安排成昆和谢逊有师徒之宜,情若父子。但成昆为了满足他的权力慾,竟阴谋杀害谢逊全家,逼得谢逊忽忽如狂。谢逊一生的罪孽由此而起。谢逊寄迹魔教是受迫害者,成昆却是神姦巨恶竟厕身少林。这善恶之际,外人一时哪里察觉得出来呢?中原六大门派和明教的决战,除了愚昧盲目之外,有什么正邪可言呢?
  再说,金庸把倚天剑安排在峨嵋派手中,却把屠龙刀安排在魔教手中。照常情来说,倚天剑应有造福江湖之功,屠龙刀则有为害武林之患。但事实上,峨嵋师太用倚天剑大开杀戒,所杀的魔教教徒,并不是什么邪魔歪道的人。
  张无忌有正邪两派的血统,从小就在正邪、善恶激烈挣扎的环境中成长,他的性格反而显得宽厚。只有他才能发现胡青牛“见死不救”的慈悲,也只有他才能体会谢逊的地狱生涯。这种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他武功再高,也早被周芷若杀死了。他对爱情的经验再丰富,也逃不出有权力野心的赵敏,他只好被捉去画眉。他的宽厚的性格不改,他永远也敌不过野心家朱元璋的姦计。
  对此,金庸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他说:“在《倚天屠龙记》中,我要写的确是我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上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坏的,就一定是坏的。同时,一个人由于环境的影响,也可以本来是好的,后来慢慢变坏了,譬如周芷若。而赵敏,则是反过来,本来坏的,由于环境,后来却变好了。……人生不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坏人分明的。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
  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小说形式。有人认为西洋也有,如法国的《三个火枪手》;日本也有,如《宫本武藏》。但金学的始作俑者倪匡则认定:只有中国才有真正的武侠小说,其他的都只是类似,不是真本。
  在中国,侠的历史其实已很久远了。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救人天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这就是侠的萌芽。
  “侠”不单是一个名号,而且要有实际行动,侠要行侠,才能成其为侠。武侠小说的侠,一般是根据传统的侠义精神来的,充满着浪漫的激情:轻生命,重然诺,锄强扶弱,惩恶扬善,保家卫国,豪气干云。这种传统的侠义精神,不仅使武侠小说中的侠士有生命,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使得“侠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金庸在回答记者问时说过,“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所谓义,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部分。当然侠义也不单单是中国才有,外国也有。不过中国人似乎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这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根源。
  金庸的小说显然将中国传统的“侠文化”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不完全受那种“忠君报国”,“除暴安良”之类框框的局限,而是将人生的丰富与多面性溶入侠义之中,使侠义与人性相结合,使他的武侠小说对人物性格的挖掘达到了空前的深度。
  “侠之大者”是金庸所创造的人物中最有光彩的一群人,如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等等,他写得一个比一个深刻、复杂,也一个比一个更见悲剧性。
  但是,乔峰之后,金庸的“侠士”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是“真的人”,呈现出“非侠”的倾向。陈墨将金庸的变化轨迹描述如下:
  主人公“侠气渐消,邪气渐长”,离开侠的典范模式越来越远。
  主人公的形象的“共性”越来越少,个性越来越突出。
  主人公的理念的力量越来越小,现实社会冲突及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大。
  主人公的理想性越来越弱,而其现实性及其意义越来越强。
  主人公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复杂,内心的自我矛盾冲突越来越多。
  简单地说,是正义之侠——大侠——中侠——小侠——无侠——反侠。
  这个过程也体现了金庸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从儒到道,从道再到佛,越到后来佛法在他的作品中的渗透就越明显。佛家讲空讲幻讲寂灭,也讲因果,讲悲悯,讲化境。这些都使金庸的“侠义”包涵了更深厚更宽广的内容。
  大智慧之后就是大平淡,所以《鹿鼎记》之后,金庸就断然宣布封笔从此大侠弃剑回家园,深研佛理求正果去了。
  这可急煞了一大批金庸迷。历史小说家董千里先生曾经自告奋勇,代表读者要求金庸:“添酒回灯重开宴,向自己挑战。”
  但金庸已经很明白,自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了。他说他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人物、笔法都不同,要求不可重复已写过的小说。现在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
  有些读者也很明白,“然而我们却要感谢董千里先生的盛意,正如那尊米诺的维纳斯,假如不是断臂,那么她的手放在哪里是好呢?”(刘新风语)
  沈君山先生是这样总结的:“我觉得金庸先生的小说,书剑江山时期陈家洛潇洒出众,才气挥放是涵盖乾坤。到了郭靖、杨过那一类型特立独行是截断众流。到韦小宝,什么武功都不会,乌七八糟,偷摸拐骗都来,但他能从心所慾,所谓随波逐浪令人羡慕不已。韦小宝以后就很难写了,到佛家所谓无相的随波逐浪,人已到至境,无可无不可了,那以后怎样再写呢?”
  确实如此,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回味一下,就会发现,对《鹿鼎记》,虽然每个人可以各说己见,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有共鸣的,那就是:无论拿起金庸其他十三部小说中的任何一部,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像仅仅是长途旅行中的一站,停停歇歇的还得走下去,前方还有更美妙的景观。必得走到《鹿鼎记》,才算是到达了最后的停泊地,或者最起码也是“本次列车终点站”。
  正如有读者详述的:在读《射雕英雄传》时,对郭靖和黄蓉的一切事,甚至是最微小的细节都有兴趣。到了《神雕侠侣》,郭靖风采依然,黄蓉也未如贾宝玉所嘲的那样:女人出嫁前都是无价宝珠,嫁人生子后却成了鱼眼睛。但因杨过与小龙女的出场,便不再对他俩生关切之意了。再读《笑傲江湖》,亦凡事为令狐冲所感伤,但读完即止。其他的作品均如是,读时读者恨不得以己身投入,读毕便也能及时抽身。唯有到了韦小宝这里,“斯人已杳,魂魄仍在”的感觉却久久挥之不去。郭靖等人应办而未办或没办成之事,韦小宝未必真的去办,却也许在空气中或读者的心目中办成了。恰恰是应了那句诗:
  “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从陈家洛到韦小宝,从英雄到无赖,从伟人到小丑,从大侠到反侠,从理想人格到现实人格,从文化颂扬到文化批判,金庸在武侠小说世界也画了一个几乎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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