皈依何方

作者: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金庸的小说,
  写尽了人生的浮华,
  也写尽了人生的虚空。

  《天龙八部》的回目集起来,是这样的一首词:
  输赢成败  又争由人算
  且自逍遥没谁管
  奈天昏地暗  斗转星移
  风骤紧  缥缈峰头云乱
  红颜弹指老  刹那芳华
  梦里真语真幻
  同一笑  到头万事俱空
  胡涂醉  情长计短
  解不了  名缰系嗔贪
  却试问  几时把痴心断
  在金庸所有的作品中,都寄寓着如此的感叹。
  还是虚竹小和尚说得好:
  “庶民如尘土,帝王亦如尘土。大燕不复国是空,复国亦是空。”
  《倚天屠龙记》中的谢逊最终悟得:
  “师父是空,弟子是空,无罪无业,无德无功。”
  有人评论,金庸的小说中正义固然得以伸张,但伸张后只剩下空虚,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
  如果说金庸的小说,写尽了人生的“虚空”两字,是并不过分的。他小说的焦点都是争夺和仇杀,围绕着武林秘笈、金银财宝、名誉权位,一大帮人争个你死我活,但到最后,谁都不是赢家。
  《白马啸西风》,争夺一张高昌古国迷宫的地图。
  《鸳鸯刀》,争夺一对刻着“仁者无敌”的利器。
  《书剑恩仇录》,争夺帝位,满汉两族争得不亦乐乎。
  《碧血剑》,争夺金蛇秘笈及徐达府的宝藏。
  《射雕英雄传》,宋金蒙三方逐鹿中原,争夺江山;武林高手云集江湖,争夺《九阴真经》。
  《神雕侠侣》中争的是情。
  《连城诀》,争夺连城诀及江陵天宁寺内的金佛宝藏。
  《雪山飞狐》,争夺天龙门宝刀及冰窟宝藏。
  《飞狐外传》,田、苗、胡、范四家连环仇杀。
  《倚天屠龙记》,争夺倚天剑和屠龙刀,蒙汉争霸天下。
  《天龙八部》,辽、汉、慕容氏争霸中原,萧氏复仇。
  《笑傲江湖》,争夺辟邪剑谱及五岳盟主之位。
  《鹿鼎记》,争夺四十二章经内宝藏,汉、满、蒙、藏民族大决战。
  对一般的人而言,最大的向往是“利”。在金庸作品中,有许多因财宝引起的纠葛和矛盾,尤其是最初的几篇小说中,人物的行动都是围绕着传说中上代遗留下来的巨大宝藏而斗争。后来的几本书,夺宝的情节不再出现,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又出现了争夺满人龙脉宝藏的情节。
  至于武功秘笈,对于一般人没有什么用,但在武侠世界,则人人都想得到,人人都梦想得到这些秘笈从而一朝称霸武林,号令天下。与秘笈相关的东西是神奇的武器,如刀、剑、匕首之类。《射雕英雄传》是争夺武功秘笈的典型,《倚天屠龙记》是争夺神奇武器的代表作。
  另外一些人则看重权位。有了权力,就有财富;有了王位,就会有武林高手为他效劳。例如在明教中,一登教主之位,能人之辈,如左右光明使者、四大护法,还有所有邪派黑道高手,从帮主到小喽罗都甘受驱使。所以名位之争,对野心家而言,吸引力最大。
  金庸的小说,大多涉及到名位的争夺。小规模的,是掌门之争、帮主之争,大规模的当然是所谓正邪两派和武林盟主之争,最大的莫过于江山帝位之争了。不论大规模小规模的争斗,都是异常激烈,血腥味十足。
  同门相争正宗,《天龙八部》中有东宗之争,《笑傲江湖》华山派有剑宗气宗之争。虽然均为同门,但相争之时也绝不留情,见面即拼,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且都要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谓之“清理门户”。
  帮主、掌门之争,争斗手段残酷,和与死敌相斗时是不遑多让的。争夺掌门之位,杀戮之狠又以全真派为最。全真派王重阳为祖师,二代掌门马钰,至第三代,人才鼎盛,掌门悬而未决。按理应是尹志平继位,但赵志敬觊觎大位,借着蒙古人的势力,将异己全部清除,斩草除根,残忍之极。
  丐帮的帮主之争,在几部小说中都有反映。丐帮自洪七公、黄蓉之后,后继无人。霍都王子曾化妆何师我入帮,企图夺取帮主之位,但终于败露。野心家陈友谅也曾挟天子以令诸侯,用人冒充帮主史火龙,最后也失败。
  教主之争,最深谋远虑的是任我行和东方不败。后者早有不臣之心,前者将计就计。最后二人难免当面一战,结果东方不败身死,而任我行也被刺瞎一目。两人争夺教主之位,祸及下属,非我一派,立遭诛杀,绝无妥协之处,残酷冷血。
  还有左冷禅、岳不群五岳盟主之争,旷日持久,阴险狡诈,手段狠辣。一个是处心积虑早有野心,蛊惑人众,暗中使坏;一个是假冒为善,见机下手,毫不留情,决不手软,甚至要将别派赶尽杀绝。
  武林至尊之争也是代代不息的。什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华山比剑,历时二十五年,非要决出个胜负来,以便当上大哥大,号令一统江湖。什么正派、邪教,白道、黑道,总要打个你死我活,杀个天昏地暗,为了所谓武林正统、武功正宗争执不休。
  更有民族之间的仇杀,江山国土的争夺,更是惨烈非常,生灵涂炭,百姓遭殃,血流天下,延绵数百年而不绝。
  金庸对于这种种争战的刻画和描绘,表现出他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对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深刻理解感悟,也反映出他对这一切的批判和厌恶。
  即使在刀光剑影当中,在生命悬于一系之际,读者也不难体会到金庸对于人类宽厚同情的心灵。看出那种对世俗、对竞争的厌倦和无奈。所以,就有刘正风的“金盆洗手”,宣告退出江湖;江南四友藏身梅庄,与琴棋书画为伴;还有谢逊的自我流放荒岛,誓死不回中原;南帝的佛影青灯,与世无争;……
  耐人寻味的是,不管怎样的开篇,经过什么历程,金庸作品中主人公的结局大多是归隐。
  其实,所有的征兆都表明,金庸总归要走到这一步来的。
  那个古老的中国,似乎是悬在侠客们的那一柄银光闪亮的长剑上,和由这长剑反映日月所摇起的浮光掠影的玄思中。屈身在武侠的历史中,某些人生态度便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到,向现实世界中快乐或痛苦的人们伸展着触须。
  金庸说,“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的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于是我们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了。”
  所以,金庸给了他的人物两种选择,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是隐逸,没有第三种选择可作人生的缓冲。
  多么决绝的态度。
  从第一部《书剑恩仇录》开始,他的作品就是以悲剧收场的,无论是陈家洛等红花会英雄的抗清大计,还是陈家洛本人的儿女私情,均以悲剧告终。而小说又通过陈家洛的悲剧性格及其具体的爱情悲剧与事业悲剧,揭示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悲剧。红花会英雄试图通过换一个汉族皇帝,乃至通过同一皇帝换一套汉族服装,便以为是抗清大计的完成,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本质毫无认识,对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毫无反抗。这就决定了这一干英雄人物的失败及其悲剧结局的必然性。
  《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最辉煌,他不知圆了多少人的英雄梦。几乎金庸笔下所有英雄的影子和美德,在他的身上都能找到。但这样的英雄必须死。他首先不能见容于汉家武林,因为他有契丹血统,他只能在必须杀人或者自杀之中选择一个。
  世道有时候就是这般不平!
  人有时候就是那样混账!
  于是,乔峰一咬银牙,选择了“掌心一翻,把匕首送进了胸膛”这一条路,死在父亲当年被汉家武林无辜相逼而跳崖的附近。他父亲碰巧没有死,活过来了,然而乔峰能吗?当然不能。
  乔峰的悲剧是那种命运的悲剧,是因自己内心产生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一种无法分别是非,无法分辨善恶的无可奈何的冲突所造成的希腊式的悲剧。(沈君山语)
  万念俱灰之后,过去的侠士们往往于悲怆中追寻和营造了一个精神家园,那就是隐逸。
  金庸的作品中明显区分出两大生活方式,便是忙于世与隐于世。在他笔下,年轻的主人公都曾经“有为”过,他们总是在尘世中先忙上好一阵子,到了很后头才找到通往佳境的一条门径。而年高有成之人,已经固定其生活方式,凡事能处得其主,很少受到外界干扰,他们现身的形式,通常是归隐。但这并不是他们的专利,年轻的年老的最终都会殊途同归,这就是造化弄人了。
  不是吗?《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他的内心总是向往自然、平和与无为的。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被环境、形势所逼,万事之来,往往顺其自然而不愿拂逆旁人之意,往往宁可舍己从人。他之习乾坤大挪移心法是小昭之造成;任明教教主既是迫于形势,亦是杨逍、殷野王等动之以情;与周芷若订婚是奉谢逊之命,不与芷若拜堂又是为赵敏所逼;……若非最后一“死”(没有死成),他会困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网中窒息。这固然也因了他本身性格的不够明朗,不够坚执。
  其他的顶天立地的英雄又如何呢?且不说郭靖无意于华山论剑,但却成了公认的武林盟主。即便是《侠客行》中那位被叫做“狗杂种”的小叫化,他也万万想不到居然因偶然能得到“玄铁之令”的机缘,随之即有武林怪杰摩天崖谢烟客可供驱策。小叫化没有登堂入室的奢望,甚至大字不识一个。然而后来却又因目不识丁而致心智上的“无著”、“无住”、“无作”、“无愿”,一举破解侠客岛上的《太玄经》,并就此练成神功。他对生活可说是毫无非份之想,一向是无人陪他捉迷藏玩泥沙的,但是却在莫名其妙之中,成了江湖大帮会长乐帮的帮主石破天,身边帮众如云。而且小叫化还未来得及认真去想想“我是谁”时,却又成了大侠石清夫妇的次子石中玉。作为一个一下子是“狗杂种”,一下子是“小叫化”;一下子当了“石破天”,一下子成为“大粽子”;一下子被人称作“史亿刀”,一下子又变成“石中坚”的人,面对或低贱或尊贵的身份,他都不乐于那些阴差阳错的鸿运巧合。然而面对众人异口同声地强加于他的一切,他也只能无可奈何,有口难辩。
  “对于真的东西,你不能不怀疑,你又不能不信奉,这也许就是离奇古怪的生活对人所进行的异化吧?金庸似乎意在告诉我们,你如果想去适应社会,那么你最好是先去怀疑自己。”(刘新风语)
  这就是东方神秘思想的启悟吗?武侠们一旦走到了这种境地,冲突或者挫折,斗争或者胜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
  金庸是希望如此的,在和朋友谈话时他提到:“佛家经常讲‘变’,所谓一刹那,是比一秒钟还要快些,而且是无从度量的,刹那间即是一‘变’,这当然是象征性讲法了。透过了‘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完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出脱于自己的法律,也就是注定会衰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谈成了茫然。”
  既然造化弄人,茫然无措,因此《碧血剑》里袁承志在历经种种曲折之后,发现了清朝新主皇太极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道德沦丧,穷凶极恶,相反却是精明强干,颇有顺天爱民之识。又见到崇祯皇帝虽刚愎可恶,糊涂可恨,但却也是满腹苦闷两鬓早衰,殊无为人君之乐。反而自己义无反顾支持的李自成,攻陷北京,登上龙位,做了大顺皇帝后,不思进取,狂妄自大,加害功臣,致使根基不稳,龙椅还没坐暖,便被清军所败。赶出北京后,更是兵败如山倒,一发不可收拾。面对此情此景,他不由得心灰意懒,空负安邦之志,遂吟去国之调,远走海外,到荒岛上去创建自己的“桃花源”。
  《笑傲江湖》实应为“笑傲江湖而不可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实在是一句至理名言。且不说衡山派掌门人刘正风想与日月教中的曲洋长老退出武林,共奏那“笑傲江湖”之曲,反成了他的丧命亡家之因由。他的“笑傲江湖”的梦想,只能是他内心的一种渴望,不可能见容于江湖间的同道,不可能跳出政治斗争的漩涡。日月神教中的江南四友盼望在孤山梅庄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然而却终究无法做到,遂以身殉,其悲可感。即便是令狐冲和任盈盈经历了许多周折,最后终于结成了夫妻,从此息影江湖,恐怕多半是一种“良好的心愿”而已,世上岳不群之流的人物太多,而令狐冲是斗不过他们的,唯有逃逸。
  只是我们担心,在那种政治斗争、政治体制以及由此组成的“泛政治社会”之中,何能如此天遂人意?而在这种时时处处人人事事皆是政治、斗争、阴谋、迫害的情境之中,他们又能到哪里去寻找过上自由自在,放浪形骸,平和恬淡的生活的干净地方?
  但是,除了死,就唯有这条路了,金庸只得继续让他的人物退隐下去。在他还未封笔之前,越女阿青为了爱情一隐再隐,留下了一套越女剑法和“西施捧心”这一最美丽、最令人难忘的形象。狄云在经历了不可思议,不可胜数的磨难与欺凌之后,带着初恋情人的遗孤,心灰意懒地来到荒芜人烟的宁静雪谷,和也被别人弃若敝履的水笙一起,开创自己的“理想福地”。杨过在俗世中尽了应尽的义务后,也携着小龙女,到他们曾经憧憬过的天长暖、花长开、叶长绿的地方生儿育女去了。头衔多得不得了的韦小宝,饶是他如何随机应变,滑头无比,忠义不能两全仍然逼得他无所适从,只能横下一条心,弃官退隐,告“老”还乡,从此不知所终……
  细数一下,我们才惊觉,金庸的十四部作品,占半数之强的结局,都是或暗或明往“归隐”一途走去的。兜兜转转,他还是回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源远流长的最本质的地方来了:从儒到道到佛。
  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也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他们必须依附于君权,方始能显示其自身的价值,必须在君王的关照之下,才能汇聚成可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的士大夫集团。这就使得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既不得不参政,又在君王的统治下失去参政前的原初意向。他们只能扮演着上情下达,经邦治世的角色。叵遇明主,他们就做了许多好事;若遇昏君,他们一样遭人诟骂。
  但实际上,他们与民众又常常是脱节的,难以沟通的,故有“君子”与“小人”之别。这就使得士大夫们即便“身在江湖”,仍然“心在魏阙”。不得起用时,也就只有慷慨悲歌,看破红尘,甚至看破生死,达到某种十分接近宗教意识的通达解脱。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却总是恪守这样一个既定的信条:忠君等于爱国,爱国必须忠君。
  屈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在他的身上,楚文化原始生命张力与中原文化中儒的宗法思想,十分矛盾地纠葛在一起,而且,往往是前者占了上风。所以,他才不时以香草自喻,而已露才扬己,天马行空,孤芳自赏,“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正因了他的孤傲自许,他那种诗人气质的清高,使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得意。试问,作为君主的楚怀王何以非要听从下臣的教导呢?屈原所言之“来吾道夫先路”,不是很自负地告诉世人,他比别人,甚至比君王更高明吗?
  金庸在《鹿鼎记》里也写到韦小宝和康熙的关系,但描写的却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圈或文化性格圈中发生的故事:统治者的儒雅风流与被统治者的鄙陋无文,统治者的伪善守礼与被统治者的赤躶无耻,统治者的虚荣与被统治者的阿谀,乃至统治者的“统治”需要与被统治者的“自我保护”及“寻求倚赖”的需要之间,……显然有一种极为微妙而又隐秘的渠道相通。这二者合而为一,当然就能建功立业,所向披靡。
  试想想,若是把韦小宝这个角色换成是一个知识分子,还会有这本“传奇的历史”,“历史的传奇”出现吗?因此,屈原只能满怀悲愤自沉汨罗江,而韦小宝得意洋洋地当上了通吃侯。
  与屈原不同的诸葛亮,则是先“不遇”而隐居卧龙,以后得刘备三顾茅庐出隆中而成大业。“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为人臣之师,万世之表。然而,若是没有刘皇叔之三顾,或出山后未得重用,或重用之后,明主又一时昏聩听信谗言,疏远了孔明,则孔明能“风夜忧叹,恐托付不效”吗?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优点和弱点可见一斑了:知遇之恩是激励进取,鼓舞奋进的最大精神动力。
  金庸从“正义之侠——大侠——中侠——小侠——无侠”写到“反侠”,从“江山”写到“江湖”,就是想摆脱传统知识分子的窠穴,而还原人的本真。
  屈原式的知识分子代代都有,但变肉体的“自天”为精神的“天放”也逐渐流行起来。
  天然放浪,远离尘俗,陶渊明最有代表性。当他意识到“误落尘网”后,便掉转头来,“守拙归园田。”在家乡,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毕竟家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且还常携带僮仆游山玩水,酒足饭饱,比起一般农民樵夫不知强了多少倍。所以诵诗作画,抚琴对奕,不脱文人之雅兴。但他既自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却又问何时显“金刚怒目”相呢?毕竟心中念着的还是“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而后来的苏东坡,同样也是个十分矛盾的具有双重性格的文人。他既钦慕屈子、孔明、陆蛰等经世济时之风云人物,又酷爱陶潜、谢灵运、王维这样的避世高人,追求禅理之精妙,欣赏隐士之逸趣。故而一时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显露出正宗的儒家风范;一时又有感于“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发出了“吾生寄如耳”之类低沉的咏叹。后世文人,大抵都有着这样的作风心态。
  就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不管是“一朝看遍长安花”的得意者,还是“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失意者,都曾有过在进取与隐逸中选择自身价值的痛苦磨炼和抉断,有时还是反反复复的。一方面,儒的“正雅”,包括宗法秩序,一统思想,大济苍生等等,在历史的沉积层中已根深叶茂,且又富有人情味和责任感;另方面,庄与禅的变通、圆融,又是他们逃避精神烦恼,摆脱内外交困之心灵压力的唯一出路。
  所以,“兼济大下”与“独善其身”不仅是互补的,而且是文人心态的矛盾统一的两个方面:如不“独善”就谈不上“兼济”,而无“兼济”则“独善”也不痛快。正所谓“进亦忧,退亦忧”。而一旦想通了,看破了,则进与退原本并无质的差别。按佛家的理解“一切方法由心生,若悟真性,即无所住,无所住心,即是智慧。”这样就“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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