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谈艺录

作者: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张大春

  电影高远,霞光万丈,昨日薄暮时分,大侠金庸翩翩又临宝岛。喜爱金庸小说的旧友和知音,特别趁机和他相聚晤谈。初秋夜凉,灯影曳曳,颇有几分西窗剪烛的意趣。一年不见,大侠风采依旧,健谈依旧。满座佳朋,话题却总环绕着他,因为总也出不了他的多才、多识和多学。
  话题先从他去年看的一出戏说起。因着那出戏的的谈兴,倒引伸出一个大家都很好奇的问题;“同样是对古代社会的部分反映,民间戏曲是否提供了武侠小说某些素材或张本呢?”
  “武侠小说的创作的确是在试图逼近古代的社会。”金庸先生缓缓说道:“从历史的资料里,我尽可能地把所接触到的生活层面包括进去,其中也许还包括文人们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情怀,这是就生活面而言。然而就艺术的造型来说,传统的戏曲和现在的小说中间就差异显然了。”
  “京剧是世界上最丰富亦最艰难的舞台艺术。在表现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说白,还有武功和杂技——当然这已经是十分粗略的说法了。举目世界,没有其他的舞台艺术能够如此面面俱到,歌剧的女高音常是体态臃肿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会有演唱的禀赋或机缘。然而从发展的形式上看,京剧可能有某一方面的缺憾,却正是和小说难以契合的地方。”说着,他赫然一笑,像是为什么而抱歉着了:“在过去,舞台的照明设备不健全,音响效果也未必好,脸谱便往往成为人物造型上最重要的条件。演员一登台,善恶分晓、忠姦毕露——而且往往很难将人比较复杂的个性呈现出来,仅止于典型式的划分。这对反映人生来说,是比较粗糙的。一般说来,京剧或者其他的民间戏曲的目的,也未必是在通过一个戏剧化的故事来表现人生,或许它的重心在于歌舞与表演艺术本身的成就。小说则不然了。但是我仍然要强调:从民间艺术中即使未曾直接吸取些什么,间接的启发和影响于我而言却是难免的。”
  金庸先生的一番见解便是如此谨慎温婉地娓娓道来,即使在论断时也一样:“中国的艺术大约都是互通的。有很多国画大师喜欢去看京剧,他们能从舞蹈之中捉摸作画的灵感,那也许是一根线条,或者一个笼统的轮廓,但是‘美’的印象是鲜明而且流通的。在我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时也有类似的体悟,就拿武功来说,当它臻于化境,便自然成为一种艺术了,所以我曾用书画之道解释一些招式,也是不足为奇的事。”
  “喜欢把一切事物圆融浑化,这是中国人的民族性罢?甚至将人生哲学也纳入艺术或武技之中,这是非常独特的解释。”
  谈到人性以及民族性,金庸先生神色一振,叙说起他的作品《鹿鼎记》,和它的主人公韦小宝。
  “写作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的意念在中国的确相当悠久而旦普遍,但是却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有时走访国外,我也常发现,几乎每个地方的人民都有他们精神胜利的方式。所以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索中国人所特有的一面性格。”
  “在传统的说法里,道德总是被强调着:忠孝仁爱或者礼义廉耻云云。我不想刻意地把善或恶从人性中孤立出来,再用单纯的德国去一一拴套。就事实来说,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有限,中国人一向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着异常的生存竞争,为了活命和繁衍,会用尽各种可能的手段,而往往是和道德教训相左的。韦小宝这个人物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一方面他重义气——重义气这一点恐怕也跟生存环境的艰苦有关;另一方面,他吃喝嫖赌,时时也玩弄一些阴谋诡计。诸如此类,也算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典型了,他是‘反英雄’的,却也相当真实而普遍。”
  座中一位人士问起有关小说中所叙述的奇能异才,是否也多因生存环境的艰苦?
  “我想是的,诚如你所说:雪地里的蜈蚣可以吃吗?在传记小说里曾经出现过这种场面,一方面也反映出生活条件欠缺的土地上,这个古老民族如何奋斗的历程,所以烹饪终于也发展成一门艺术了。”金庸先生说:“于是我们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了。”
  窗外夜风乍起,而那个古老的中国,却仍旧悬着从武侠,从戏曲,从所有即使是浮光掠影如雨的灯花般轻轻摇起的玄思里,逼近了来。置身在历史当中,某些人生态度正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向现实世界中快乐或痛苦的人们伸展着触须了。它能引起多少记忆或影响呢?
  “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现在人何尝有余暇玩这些,落一粒子十几分钟,一盘棋可以下好几天。所以我到日本竟然发现:麻将比围棋更流行!”
  “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沈君山先生曾告诉我:目前的电脑还不能处理围棋中所包涵的广多变数。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间变化万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的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
  他从容地点烟,也不忙着吸,然后长长的一截菸灰滚落。他答复了一些关于个人学佛的问题。
  “或许就如同文学一样,流派纷纷,有浪漫的,也有古典的,随人的兴趣所近,选择所好。佛学也是如此,具有八万四千法门,因人的个性而可以有不同的研究途径。”
  “在最基本的理论上,佛家经常讲‘变’,所谓一刹那,是比一秒钟还要快些,而且是无从度量的,刹那间即是一变,这当然是象征性的讲法了。透过‘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圆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出逃于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这是东方神秘色彩的画笔么?文学与艺术一旦逼近了这份氤氲,冲突或者挫折或者斗争或者胜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那么东方的悲剧情怀又如何藉着文艺形式加以传递、感染呢?
  金庸先生从头说起:“简单地说,希腊的古典悲剧总是强调着‘命运’,人受制于它,并与之抗争,然后遭受到永恒的挫败。而在中国或者印度的传统思想中并不是这样,悲剧是由人自己所造成的,根据人的个性而衍发。世事纷坛,人总在面临各式各样的选择,选择也可能是出于误会,但是误会是对是错呢!即使人能了解自己的选择,又能否肯定那了解就是正确的呢?正确就是一定的吗?选择真能归结于命运吗?或者还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里呢?从个性决定的观点,我个人以为是比较落实一些的。”
  他这时深吸了一口烟,说道:“希腊悲剧似乎总是一连串的惊疑和恐怖,观众可以眼看着剧中人一步一步踏入命运的牢笼,无法解脱。然而东方色彩之下的理念却不是这样简化了的。佛家既说‘无常’,同时也强调‘因缘’。‘因’可以看做是人事上主要的动力;‘缘’即是其间许许多多的附带条件,比方说今夜之会吧!我从香港来,高先生、高太太邀我到这里,——这是‘因’;诸位今晚也都有空过来谈谈——这是‘缘’,因缘定分,所以大家便能相聚了。佛家不谈命运,不谈上帝,积极的地方在于相信某些‘缘’是可以由人为控制的。——这是佛家主张‘有为’的一种见证。”
  那么,人如何去知道命运,或者知道因和缘呢?人又如何知道何以有为,以及如何有为呢?座中另一位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知识”在佛家的哲学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就涉及到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分歧的一点上了。”金庸先生说:“越谈越玄了,好像?——佛家有两种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只是落脚的层面不同的说法。所谓‘八正道’,也就是八种落实于生活的方式,其中第一条路就是‘正见’:求得正确的知识以及见解。佛家不像基督教,强调人的‘罪’。却认为人所犯的错误不过是出于‘无明’而已,人因为不能求得正确的见解,所以会犯错。但是另一方面,佛家又要人祛除‘所知障’。当人生在世数十年,接受各式各样的见解和经验之后,总会有所执着和坚持。如果人想得到最后的真理,势必须要抛弃所有的成见,那时知识可能只是障害了。”
  在“正见”的语意上,西方的苏格拉底在论述中也曾有过类似的见解,他也是将人的罪恶、虚伪和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诉诸人的无知,与佛说是很接近的。然而在知识与发展的历程中,东西方又分别导领出有着相当差异的轨道。金庸先生挥语如行云,对这个问题作了扼要简明的分析:
  “西方的哲学传统里对知识是相当重视的。柏拉图也曾认为追求知识就可以完满地解决人生问题。发展到康德,有一部分的理念就和前面所提及的佛家‘去所知障’的精神相近了。康德认为人永远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智慧和真理,它和人类的语言及思辨能力是相抵触的,知识亦无能为力。康德只作如是说,并没有进一步地说明。而在佛家则进而用打坐以及默想以接近真智慧。禅宗尤其主张如此。这就是属于宗教的问题了:信则是;不信则否。哲学家想当然是不容易接受的。佛家基本上认为一切哲学的解释,总是片面的,也就是有限的。有人问佛祖:宇宙是有尽是无尽的?是有限是无限?人死后会如何?问了十四个类似的问题,释迦牟尼都不回话,这是著名的‘十四不答’。这些问题获得不同的解释,却终不能有答案,提问便是无稽的。释迎牟尼还作了一个比喻:有人中了毒箭,这时去研究那箭身的质料为何,研究那箭羽的种类为何,研究那射箭人状貌如何,诸如此类皆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怎样去拔出毒箭,救回一条性命。”
  “——唉!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个人于佛,只是初学,修习的是较古的原始佛教。其实人人学佛各随缘分不同,而有不同的‘法门’的,有人学佛是为了研究学问,宗教的意味变淡了;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读很多经典,只要一旦开悟,也有所得。”
  金庸先生显然是不准备多说什么了,无语因缘,在座者也多只便会心而笑了。
  接着,座中人的联想忽发,从佛教世界到武侠小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十万八千里的旅程,而追怀之下,《西游记》这部书已如“筋斗云”般浮跃而来。
  金庸先生倾身换了个坐姿,缓缓道来:“《西游记》原先也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总是附会故事,敷陈情节,刻画人物,最后辑补撰订的。其中猴子造型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史诗里的英雄人物去。佛经中也利用了那些传统的民间故事,后来传入中土,踵事增华,便不只于佛家一门。《西游记》里儒、道两家的风味和理想也具有相当分量的地位,这是中国人合异取同的天性了。”
  当人们提及金庸先生早年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他连忙摇摇手,笑道说:“我在电影工作上是完全不成功的!早些年,在左派的长城电影公司做一年多,导过两部戏。他们对于戏剧的限制非常严,编个剧本要这审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个适当的创作环境,我没有待下去。一直到现在,他们似乎仍然未曾摆脱那许多束缚。
  去年,中共召开‘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许多人在会中也强调了:主题的限制需要放宽,创作需要自由。连邓小平也在开幕典礼中说:中国地大物博而历史悠久,文艺创作也必须要有多方面的表现。至少在趋势上,放宽是不可避免的。记得去年我在香港,见到一出由大陆的剧团所演出的京戏《辛安驿》,竟然也采用传统的演出形式,刻画一对假凤虚凰的思春之状,这和前几年中共的姿态是大异其趣的。
  中国是大的!大中国怎么能任少数人意向所使,翻云覆雨呢?形势是自然而然与人的心灵相启发、相印证。从文学艺术或是哲思玄理之间,我们可以管窥出一些历史发展的端倪,人们必须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开明、宽容而民主的理想。据我个人三年来的观察,大陆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倾向和趋势。至少已经公开承认台湾三十年来经济上的成就。——这从某方面来说,称得上是进步的基础。”
  金庸先生语重心长地作了结论:“中华民族有伟大的文化传统,这深厚的文化传统,大有可能导引我们进入光明的未来,重视文化经验多方面的发展,然后我们期待!”
  夜凉方浓,一灯如炬,座中人依依相别,仿佛是结束了什么。然而结束了么?或者告别了儒侠金庸,便顿然觉出有一程岁月正将开始呢?那是慧思与灵感的开悟么?然而一席话间怎容得下这许多境界呢?他留下一些值得细品深思的课题,引燃了归客的心绪,一如灯火引燃夜色,直到黎明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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