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自传

作者: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郎平  陆星儿

失踪的球袜

  1998年11月1日我们从东京直飞鹿儿岛。
  鹿儿岛在日本的西部,是个小岛。我们下榻的旅馆正对面是个“活火山”,可紧挨着山脚却住着很多的人家。我奇怪,这些人家为什么不搬走?日本的陪同人员告诉我,因为这些住户喜欢、留恋这儿独特的风景,就是不愿离开,一旦有预报再走也不晚。
  在鹿儿岛是参加小组赛,我们和韩国队、克罗地亚队,还有泰国队分在一组。第一阶段我们必须全胜,然后在第二阶段,我们还要碰到古巴队、意大利队和保加利亚队。在这样的两个阶段,我们必须获得前两名,才能和另外两组的前两名共同进入前四名的半决赛。但从这几年的比赛情况看,我们打古巴队一直处于下风,几乎没胜过。因此,第一阶段的小组赛我们非打第一不可。但分析小组赛的阵容,我们并不乐观,克罗地亚队很强,他们吸收了原苏联队的三名队员,1995年我们和克罗地亚队打过一场,3∶2险胜,以后再也没有交锋,奥运会以后我们换了一些年轻队员,这些队员都没打过克罗地亚队,心里不是特别有底,赛前,我们的针对性训练,更多地放在克罗地亚队身上,我们还把意大利队请来,打了两场比赛,让我们的队员适应一下欧洲的打法。李艳的状态很好,我还是提醒她:“现在,很多国家都熟悉你、研究你,你要做好最困难的准备,技术上的,心理上的,方方面面都要有所警惕。”
  再说打韩国队,这三年我们虽然从来没有输过,但我还是再三强调,打韩国队不能大意。
  我的预感是有根据的。
  在东京日立佐合公司训练时,我每天都仔细地观察队员,发现队员在赛前不是很兴奋,我隐隐地担心:她们是不是疲劳了?队员们确实很辛苦,打完全国联赛,她们没有时间休整,直接来国家队报到。但在出国之前,我已经安排了相当长时间的调整训练,队员不应该再出现疲劳状态。我和张蓉芳分头找队员聊天,了解她们各自的内心活动。吴咏梅说,她很有信心,还特别提到1994年世界锦标赛输给韩国队那场球:“我特别不理解,她们怎么会输给韩国队的?”张蓉芳还有心地追问道:“吴咏梅,你觉得这次打韩国队有多大把握?”吴咏梅说:“心很定!”张蓉芳向我转述了吴咏梅的话,我心里反而有些不安了,韩国队的顽强是不可小看的。
  打韩国队的前一天晚上,我独自在窗前坐了坐。
  我们住在海滨,20层的楼,高高在上,拉开窗帘,海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不一会儿,亚文进来说,打赢克罗地亚队,队员们情绪很好,又有大海的景色做伴,大家都说,但愿我们自始至终都能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我的心却放不下,不敢轻松,总感觉没到愉快的时候,特别是打韩国队,好像觉得能赢,又没有十分的把握,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情况,打这种球,很难受,心老提着。
  不知为什么,到了鹿儿岛,老是要发生一些意外、一些差错。
  打克罗地亚队那天,队员们做准备活动,我在帮他们捡球时,只听我的膝关节“咔嚓”一声,当时没太在意,马上比赛了,精力都集中在比赛上,对别的事情都没有感觉了。打完第一局,站起来换场地,我才发现我的左腿直不了了,很疼很胀,但我这时候不能瘸着腿走路啊,主教练要注意形象,我硬挺着。打完比赛,我的膝关节肿得像个大馒头,在食堂里马上用冰做紧急处理,田大夫把我的腿加固了,晚上睡觉,腿也弯不了,24小时以后才慢慢能走路,外国队员笑话我:“中国队队员没伤,教练先受伤了。”打韩国队前一天的傍晚,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也让我稍稍地揪了揪心:吃过晚饭,我洗了双袜子,用衣架晾在阳台上,然后召集队员开赛前的准备会,队员们在会上异口同声地说,打韩国队有把握,打得好3∶0,打不好3∶1。我提出了和她们相反的看法,我说,我们不能按一般的情况来判断,在大赛中,绝对不能有错误的判断,哪怕一丝一毫,都会使你变主动为被动。在新闻发布会上,韩国队教练已经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怕中国队怕了三年,你怕也得打,不怕也得打,还不如放开手脚打。我要求队员一定不能有侥幸思想。但在准备会上,我感到队员们谈得都很一般,赢了克罗地亚队,大家还是松了点劲。开完会回到房间,我突然发现,晾在衣架上的袜子少了一只,我四处找了找,才看到那只失踪的袜子挂在阳台的栏杆上,几乎是只挂住一根细细的线,我挺敏感,心猛地收紧了一下:这只袜子差一点从阳台上掉下去,是不是在说明点什么?我想,这不是迷信,我很能体会自己,这些微妙的、不为人觉察的心理变化,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一只袜子根本不值钱,丢了就丢了,我的心为什么会为此一动?我不由得想到,这次锦标赛我们会怎么样?
  和韩国队比赛的那天早晨,我起床后在阳台上站了会儿,看到克罗地亚队员一个个都在海边散步,她们昨天又输给韩国队,也许是时差没倒好,她们没有发挥出最好的状态。这时,我听到隔壁阳台上何琦在对吴咏梅说:“你看你看,克罗地亚队昨天输了,想不开了,在底下溜弯呢。”我随口接一句:“希望我们不要爆冷门啊!”何琦不假思索地回答:“不会的。”
  但不知为什么,突然间,我又想到昨天夜里寻找那只“失踪的球袜”的情景。
  “差一点掉下去的球袜”似乎真是一种预兆。
  中韩赛开始了,袁伟民却要上飞机去广州出差,临走前,他在办公室看卫星转播,前两局中国女排输了,袁伟民坐在办公室里不动了,走不了了?!有人来催了,飞机是不等人的。第三局一开始,眼看起飞的时间实在紧迫,袁伟民揣着惴惴不安的心去了机场。一下飞机,他迫不及待地打电话询问:结果怎样?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令人懊丧:中国女排2∶3输给了韩国队。
  自我执教中国女排以来,韩国队从来没有赢过中国队,但金炯实接手教鞭以后,韩国队为打中国队做了长期的准备,今天的比赛她们是抱着决一死战的心情,一定要打赢中国队。中国队在第一局曾以13∶9的形势领先,最后却让对方连追6分。第二局,中国队又以6∶3领先,但仍然被韩国队追成8平。12平以后,中国队又连连失误,以15∶17又丢一局。显然,中国队今天输给韩国队的主要原因就是失误太多,特别在关键的第五局,失误送了6分之多。中国女排教练陈忠和说,郎平带队以来从没有出现过这样高的失误率。据说,李岚清同志也有点坐不住了,打电话到广州找袁伟民:给郎平打个电话吧。但是,这个电话该怎么打,是批评还是安慰?!袁伟民为难了、犹豫了。
  输了这场球,大家就缓不过劲了,有的队员当场就哭。我不许队员当着别人的面哭:你只能赢不能输?!当然,我们输得实在太关键了。
  在大食堂吃饭的时候,意大利队主教练佛利哥尼看到我,亲切地说:“放松点,中国队没有问题,我看了录像,我真不敢相信韩国队打得这么好,但我不相信她们场场都能打得这么好。”古巴队主教练安东尼奥也拍拍我的肩膀说:“以后还有机会。”

体育不相信眼泪

  我能控制自己,毕竟见过世面,经历过很多失败了,在公开场合,我知道该怎么做,尤其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要回答记者不愉快的提问,我必须说得有理有节。那天,我先接受日本tbs电视台采访,到会晚了,我一进会场,有记者就问我:“郎教练,你今天输给韩国队心里一定很怨?”因为在场的国际排联的人也都认为中国队胜韩国队应该没有问题。我没有对“怨不怨”作正面回答,我说:“韩国队是一支非常强的队伍,而且,是一支有特点的队伍,在上一届的世界锦标赛上也取得很好的成绩,是第四名,我们和韩国队较量,一直不是占有绝对的优势,而这场球是韩国队这几年来发挥得最好的,我们首先要祝贺她们,相比之下,我们在技战术的运用以及思想的准备上面,都不如韩国队那么充分,打韩国队我们虽然有把握,但到了关键时刻反而怕输,精力没有集中在球上,是思想问题导致了技术的发挥。相反,韩国队有输的准备,干脆放开打,反而打得轻松。从比赛中,我们看出运动员心理的微妙变化,实力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两强对阵,就看临场的处理和发挥,谁发挥得好就能取胜,以弱胜强的例子是很多的。”
  新闻发布会开到10点多,我又召集教练班子先碰头,统一思想,我的话很踏实、很坚决:球可以输,人不能输,进不了前四,第五也要争,不到最后一场球,不到最后一局球,不到最后一分球,我们决不能放弃!
  连夜我们再召开全队会议。会议的气氛始终很沉重、很压抑,形势一下子变得如此严峻,哪个队员的心里不追悔莫及?吴咏梅很自责,一边讲一边哭,她是队里比较强的一个副攻手,她说对方把她看得很严,她没有发挥好,更主要的是,对困难准备不够。孙王月也一直在抹泪,认为自己没带领好大家,只有几个新队员说,问题在于二传分配球不合理,听到这样的话,打二传的何琦也哭了。
  我先让队员们讲,最后,我做总结,我说得比较严厉,我对她们说:“现在,我不要求你们考虑名次,特别在困难的时候,要做到有难同当,团结一致。”我们已经站在悬崖边,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防止“身落万丈”的悲剧重演。1994年世界锦标赛是前车之鉴,那时候也是一场交叉球,也是输给韩国队,队员没有了斗志,结果一泻千里。

痛苦的鹿儿岛之夜

  队员们都休息了,我仍靠在阳台的栏杆上呆呆地看着已经什么也看不见的海,还有“活火山”,心里像着了火,仿佛这鹿儿岛上的“活火山”,真的爆发了!
  给队员们说了那么多话,把心里最重的话都说了,而这些话好像就是我的心、我的血。话说完了,我觉得自己也掏空了,留给自己的只是心在痛,扭伤的膝关节还在痛。吃了两颗救心丸,还有止痛片。我膝关节的伤是最重的,为我做手术的医生,打开我的膝关节都吓一跳,医生说,我膝关节的磨损程度,已经像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尽管我的肌肉很年轻。膝关节已经动了三次手术,平时走路都得特别当心,用力稍稍不当,立刻肿起来,一瘸一拐的,像个半残废,心里很痛苦。浪浪不懂事的时候,看我走路的样子,会笑话我,那时候,她一见我高兴,就会像头小鹿似地朝我扑过来,我就紧张,怕膝盖吃不住力,也不敢抱她,现在,浪浪大了,有朋友来约我们跳舞、滑雪,她马上会说:“我妈妈不能去,我妈妈腿疼。”我才40岁,到了60岁怎么办?
  这几年常常生病,确实干得很辛苦,最主要的是晚上睡不好。回来执教,全国人民的重托都压在身上,队伍的情况又不理想,工作特别费心,心累。白天训练,一到球场,我教练的脑子就开始转动,还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个别队员,你一不看她,她就少使点劲,你得看着她,还得点她,她练累了,你还得想办法调动她。尤其是封闭训练时,一到晚上,我要带队员看录像,队员分组看,星期一是二传,星期二是主攻,星期三是副攻,但是,我得天天陪着看,每个组都要帮她们分析。我脑子里全是球啊,有些队员的技术问题过不了关,我半夜里会坐起来想问题:孙王月的拦网问题怎么治?根据李艳的动作结构,她的扣球用什么办法使她有所改变?一天到晚就是这些解决不完的问题,就是躺着也很少睡着,睡眠质量差,每天都处在朦朦胧胧的状态中。尽管,袁指导对我说,他当教练时也累,但一关灯必须睡觉,命令自己不再想问题,抓紧休息。他能做到,我怎么命令都不行,做梦还在想,梦里都是球。我对袁指导说:“你的承受力还是比我强,看来,我做不了教练,我心事太重,哪个队员技术长进不大,或者,哪个队员情绪不好,我都会苦恼,特别苦恼。”
  长期积劳,体质便明显下降,经常发高烧,血压低,脖子一动就头晕恶心。一个人躺在宿舍里,我感到难受、无助。我的宿舍不朝阳面,开着窗也黑乎乎的,房间年久失修,屋角的墙皮斑斑驳驳地往下掉,平时忙,不注意这些,一生病,情绪低落,我想得很多:回来..(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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