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作者:文革及相关作品

  《中学文革报》嘱咐我们写一篇悼念郑兆南烈士的文章,这个题目出得好。郑兆南同志的一生是一首壮烈的诗。她把自己年青的生命献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她的英雄业绩不朽!

  一、记真正的大无畏精神

  郑兆南同志生前是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员。运动初期,她不顾修正主义校领导的重重围攻,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党委的大字报,点燃了本校熊熊的革命烈火。于是她受到了更多的攻击。正当敌我双方斗争激化的时刻,工作队进校了。从此,××反动路线的混血儿——工作队、黑党委、保皇派联合在一起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耍尽阴谋诡计,分化、瓦解、利诱、威胁革命群众,孤立、诬陷、打击、斗争革命性最坚决的左派力量。文斗不行,又来武斗。他们殴打、折磨郑兆南同志,让她在非人的境地里度过了47天。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将她“释放”。但他们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生命垂危的最后四天里,勇敢的郑兆南同志仍然坚持战斗。她给党写了两封信,控诉了反动路线的罪行,对革命运动提出了不少好建议,信中没有掺杂一点个人的怨艾。就这样,她以卓越的政治表现,写完自己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最后一页。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毛主席早就为革命烈士做出过这样崇高的评价。郑兆南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的一段历史,应该说是一个英雄的历史。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写得出来的。而郑兆南同志要达到这一步,需要比一般的同志多花费一倍的勇气。她每向前一步,都更容易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都更不容易为习惯势力承认与谅解,其本人也就很容易产生自卑、沮丧、失望乃至麻木的情绪而不能自拔。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无论是传单、是标语、是发言、是议论,我们不是听熟了这样的观点吗?“黑五类狗崽子,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集团一贯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这股阴魂还大有可依附的躯壳。当时炙手可热的刘××、李××也大讲革干子弟的优越性,秉承他们“圣旨”的团中央甚至把出身好当做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可是多么奇怪!一个地主狗崽子,竟然敢于冲破层层网罗,挺身而出,给黑司令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这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工作队的负责人,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有恃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有妨碍!”像她出身这么糟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
  是的,是要老实。不过要看对谁老实。革命的青年要对毛泽东思想老实。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无穷无尽的热和光。请问唯出身论的同志们,你们何必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此偏爱?为什么只让他们独享毛泽东思想的光和热?你们可有这样的好心肠吗?没有!那么,你们就是要他们和你们一样,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忠实的工具、打手。这就是你们的“老实”!郑兆南同志不做这样的老实人,她就是要说,要动,就是要向你们的主子投以长矛和匕首。
  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历来就有两种不知畏惧的人。一种人,他们事事遂心,除去他们浪漫主义的幻想,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他们的畏惧。这种人的不畏惧,不见得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大有可能是一时冲动,甚至撒娇、骄横、耍无赖。因此很难讲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敢于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进行殊死的斗争,敢于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种人的不畏惧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只有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宁可相信后一种人而不可轻信前一种人。假如不具备炽热的无产阶级感情,假如不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郑兆南同志正是一个真正无所畏惧的人。她十分清楚前途的崎岖。她在第二封遗书中分析过当时的思想动态:“拿我来说,家庭出身是地主,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运动中又是一个领头的‘假左派’;把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一造声势,自然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即使将来检查起来,也有小辫子在手。”但是,郑兆南同志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她没有被这些制人于死命的包袱所压倒,她“听了动员报告,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当天夜里就写了一张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它的确起了点火作用。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郑兆南同志就这样毅然决然地敲响了战鼓。

  二、论重在表面和重在表现

  面对这样大无畏的宣战,牛鬼蛇神颤栗了。郑兆南同志在遗书中如实地描叙了这一时期修正主义当权派的活动:“这下吓坏了学校领导人和‘保卫党支部就是保卫党’的人。当时的形势,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他们紧急活动,控制个别班,散布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李静还亲自威胁我:‘你是参加过反右斗争的!’为了转移目标,学校领导正式宣布:‘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差不多了,从明天起转入揭老师的问题。’他们还组织了揭露老师的专刊……我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从学习十六条开始的: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怎样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权派从自己乌七八糟的武库里,为工作队和保皇的赳赳武夫们寻找弹葯了。那便是他们过去从小汇报中汇集起来的材料。这些材料无一不贯穿修正主义决策人所倾心的“重在表现”这样一条黑线。
  先谈谈小汇报制度。单有一群“积极分子”,这是最受反动主子青睐的“大有可为”的人物。他们以搜寻小是小非、琐琐碎碎的新闻为能事。动辄运用他们的“天才”,加以夸大、渲染,以便于他们的上级随时利用,务使人人变成不敢造反的谨小慎微的君子而后快。小汇报制度首当其冲的牺牲者,除去反对修正主义分子坚持正确立场的革命左派外,就是无论是否是左派的出身不好的同志。汇报他们的情况,是很容易被认为有“阶级感情”的。郑兆南同志二者兼而得之,问题也就更“严重”了。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她曾用苏联画报包过《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再比如:她指导学生批判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油印时没有加按语。又比如:她曾在几年前的一堂课上说过一句错话(天晓得他们的记忆力怎么这样惊人?)有了诸如此类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独特的分析,巧妙的总结,聪明的臆测,精心的杜撰,无耻的捏造,就不难做出尖锐的结论了:“反党”!
  这就是修正主义集团最得意的“重在表面”政策。这条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所谈的只着眼一个人生活中的枝节问题。另一个方面是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例如他们把教员和学生的矛盾,干部和工人的矛盾,低级干部和高级干部的矛盾,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矛盾,等等,这些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到对抗性矛盾的地步,“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挑动一部分人斗争另一部分人。我们在《出身论》中谈到过,一些中下层干部和群众“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他们就是这样菽麦不分,把无限热爱党、无限忠于党的郑兆南同志打成“反党”分子!
  《中学文革报》记者为我们走访了郑兆南同志的各届学生。其中有党团员,有革命造反派。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回忆烈士的吧!
  一位同学说:“郑兆南同志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在我入团的时候,是我思想斗争最激烈最痛苦的时候。我到底在她的帮助下,检举了贪污的父亲!”
  又一位同学一往情深地说:“有一幕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有一次我们去过队日,给烈士墓献花圈。在出发前下起雨来。同学们犹豫了。可是郑老师脱下雨衣来盖在花圈上,淋着雨,领我们走了。这次队日活动给了我最深刻的教育。”
  “班上发生过一次丢钱的事,”一位同学陷入沉思中。“大家猜疑起来。郑老师知道了便在晨会上给我们宣读几则毛主席语录。她说:‘请拿钱的同学再好好学习学习这几段语录。如果想通了,我劝你把花剩下来的钱不要再花了。如果彻底想通了,可以把钱交给我,我负责保守秘密,不损害你的名誉。因为这证明你提高了觉悟,还钱的勇气是大于拿钱的勇气的。’不到中午,钱就还到郑老师手里了。”
  “郑老师在五年前就用主席语录批改作文了!”许多同学都这样说。这就是郑兆南!这是她多年以前刻苦改造自己的结果!这是她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结果!
  这也许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是比较起五十二中黑支部所提供的“弹葯”来,哪一个更能代表郑兆南同志的本质呢?哪一个应该算做“表面”,而哪一个又应该算做堪称本质的“政治表现”呢?天下竟也有这么一帮糊涂虫,会认为政治表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或者因为郑兆南同志是个“狗崽子”吧?难道因此她就不可能有好的表现吗?当然,我们没有忘记毛主席教导的:要在大风大浪中,要在群众斗争中识别干部。我们认为郑兆南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和两封充满革命豪情的遗书,就已经雄辩地说明了她在大风大浪中的表现了,她完全够得上一个革命者的称号。最令人感动的是:郑兆南同志对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对于那些令人难堪的造谣诬蔑,并不想申辩澄清。在她交给党的遗书中,通篇只用了三句话高度概括了那把她打成“反革命”的种种流言蜚语:“这些材料帮助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有个别人为了自己脱身,把他自己的言行强加在我的头上,这无损于我,只是暴露了他自己)。”还用得着逐条驳斥那些谰言吗?用得着涕泪横流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隐衷吗?用不着,用不着!胸怀坦荡的郑兆南同志不屑于和制造谎言的无耻之徒打官司。她充分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信他们一定会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做出正确结论的。其实,她在与死亡搏斗的四天里,完全没有注意到个人的历史结论下得正确或不正确。那有什么关系呢?她所念念不忘的,是仍旧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学校,是整个中学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她在遗书中大谈特谈的就是这些。至于她个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她认为没有什么谈的必要,这就是郑兆南烈士的气魄!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家所必须具备的气魄!这也就是她的表现,是麇集在反动路线麾下的苍蝇们所无法理解的政治表现!

  三、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郑兆南同志像挺拔屹立的青松,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阴风吹不倒她,工作队的暗箭也射不垮她。于是保皇势力伙同流氓和暴徒,带着皮鞭粉墨登场了。举凡控制了群众的“多数”,还采取武斗的,都是虚弱垂死的表现。五十二中也决不例外。
  郑兆南的爱人唐锡阳同志沉痛地对记者说:“这一小撮人对郑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种惨不忍闻的刑罚:让她在脖子上挂着垃圾箱,天天游街,让她戴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后面跟着一个暴徒,拿着鞭子,像对牲口一样的不停地抽打,有时候让她跪在地上爬,有时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热的日子里,架着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这样她得了痢疾,夜里为了允许她在盆里拉痢疾,要勒索两元钱!……同志们,我没法把这些罪行全部对你们说,特别是在抄毁我们的家,一连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严重的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当着她的面打死一个地主婆给她看,说:‘你只要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肉体上的折磨还不够,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对她扯谎说:‘你女儿唐桦已经跳河死了。’同志们,郑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别是深更半夜,她到底经历了多少刑罚,她自己没有说,我到现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听。”
  为了证实这些话,《中学文革报》的记者访问过亲眼目睹郑兆南同志受害的学生家长,其中有老工人,有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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