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特科

作者:其他长篇纪实文学



            ——白色恐怖下的特殊警卫部队

                林成西 许蓉生

                  卷首语

  中共中央特科,这个机构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还相当陌生,甚至闻所未闻。

  特科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如果说,人们所熟悉的中共中央警卫团,这支人民解放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是负责直接保卫党中央的特殊警卫部队,那么中央特科则是在一个特殊历史环境下保卫党中央的另一支特殊警卫部队。

  所谓“特殊”,就在于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于极其秘密的地下状态,处境极其险恶:党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随时都处于可能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

  同样,肩负着保卫党中央的重大使命的特科,也处于极其秘密的状态,也是随时险象丛生。

  时间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三年。

  就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这点而言,中央特科可以说就是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机关的第一支警卫部队。

  中共中央特科是一支超小型的精锐“特种部队”。特科的成员都经过严格挑选,个个身怀绝技,胆识超群。特科藏龙卧虎,精英荟萃,它的成员中有后来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大将和上将,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以及共和国的副总理和部长们。

  中央特科那真实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斗争历程,惊险曲折,动人心魄,足以令那些刻意杜撰的侦探间谍故事黯然失色。

  正因为有强捍而高效率的中央特科,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在二、三十年代历尽艰险,遭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挫折,但身处虎穴龙潭之中的中共中央机关却始终安然无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支白色恐怖下的中央警卫部队的创建者和最高负责人——就是后来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第一章

  大江东去,江雾迷茫。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运木船离开汉口码头顺流而下,向长江尽头的上海驶去。

  这艘货船属于英商祥泰木器行,经常往返于武汉和上海之间。本来,货船是不搭载乘客的,但一位姓陈的舵手却把几位乘客悄悄地带上了船。在其他船员看来,姓陈的舵手大概是在“捎黄鱼”——船员私载乘客捞点外快的事在船上是公开的秘密。在一艘船上,舵手的地位虽不能和船长、大副相比,毕竟也还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舵手要带上几位客人搭乘货船并非难事。

  从九月上旬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姓陈的舵手接连带了好几批乘客上船。这些不去搭乘舒适的客轮却跑来挤在既阴暗又闷气的货舱中的乘客,从穿着来看倒是生意人的模佯,但大都文质彬彬,眉宇间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不过这些乘客随身大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却也象是跑生意的样子。然而,这些“生意人”就象约好了似的,无一例外都是从武汉前往上海,似乎那里有什么生意特别值得去做。

  沿江的各大码头上,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以及身着便衣的密探在严密地盘查过往船只。鹰犬们的目光紧盯着每一张脸,竭力想在乘客中发现被通缉的共产党要人。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差不多每个人的头上都悬有一笔令人垂涎的巨额奖金,警察、宪兵和密探们谁也不想放过这升官发财的绝好机会。

  祥泰木器行的货船是一艘运木船,船上的货物一目了然,尤其是货船的桅杆上还悬挂着一面英国国旗。因此,军警和密探们要么是没有去注意它,要么是不敢去碰它以免自找麻烦。总之,他们没有想到要上船去搜查一番。即使是那些不时在江上游弋的巡逻艇也是匆匆地从它旁边疾驶而过。因此,祥泰木器行的运木船一路通行无阻直达上海。

  国民党的鹰犬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竭力想要搜埔的共产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正是藏身于这艘货船之中从他们眼皮下安然通过。并且这艘货船上还藏有中共中央的文件、活动经费以及枪支弹葯,这些东西就装在这些“生意人”随身携带的“货物”里面。

  祥泰木器行运木船上那姓陈的舵手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一九二六年五月以来,这艘船成了中共中央在上海与武汉之间的一条秘密交通线。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中央机关主要就是利用这艘运木船,避开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搜捕,秘密地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

  -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海。

  警车不时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骑警的巡逻马队疾驰在大街小巷之间,马蹄敲击着地面有如雷呜一般;各个旅馆客店都受到警察仔细的搜查,车站码头上更是岗哨林立;暗探的眼睛在四下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国民党和租界巡捕房张开有形和无形的网,企图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一幅厚厚的窗帘将屋子外面的白色恐怖世界暂时隔开。室内充满了呛人的烟味。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人讲话时都尽可能地压低声音。从十月九日至十日,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秘密举行扩大会议。

  开会的屋子附近,蹲着几个卖香烟、水果的小贩。他们的目光警惕地打量着街口的动静,他们的货摊下面藏着子弹早已上膛的手枪。不时还有肩挑混饨豆腐脑担子的小贩吆喝着从开会的屋子前面走过-这些都是负责保卫会议的武装警卫和流动哨。一旦警车在街口处出现,他们将一面拔枪抵抗,一面掩护中央领导同志迅速撤离会场。

  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只有二十八岁,皮肤白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去完全是一介文弱书生。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实际上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召集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创造一个总暴动的局面,以反击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

  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九二七年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年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迁回上海。两次迁移,都是因为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的盟友的突然袭击。

  “同志们,眼前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瞿秋白的脸上看不到有丝毫沮丧的神情,他那苍白的面孔因激动和激愤而染上红晕。他挥动着有力的手势:“敌人越是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我们坚信,在短期内,新的革命gāo cháo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

  周恩来的发言,冷静而务实,与大多数与会者愤激的情绪恰成对比。他面庞清瘦,大病初愈。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磨难。在南昌起义的部队向南方进军途中,部队被优势兵力的敌人打散,周思来不幸身患恶性疟疾,高烧和伤寒的轮番折磨,使他时常处于昏迷之中。最艰难的时候,他的身边只剩叶挺、聂荣臻两个人。此时,周恩来的警卫堪称“规格”最高:给他担任临时“警卫员”的,一个是北伐名将、未来的新四军军长,一个是未来的共和国元帅。然而,此刻周恩来的处境却是极端危险的,他们三个人只有一支手枪!而国民党的军警和地主武装在巨额赏金的驱使下正在拼命地搜寻他们的踪迹。

  周恩来在叶挺,聂荣臻等人的护送下,历尽艰险辗转到达香港。在那里,他接到中央的通知,就立即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乘船赶到上海。在这次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和罗亦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关心的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充分保证党中央在上海的安全。这是他一贯的务实作风。

  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帝国主义的巡捕暗探云集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要长期隐蔽下来并开展工作,就必须加强中央的政治保卫力量,就必须完善党的各项保卫工作,否则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的世界中,中央机关连一天也无法生存。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此后,在白色恐怖之下保卫中共中央的千斤重担就压在中央特科的肩上。特科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以及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

  ……第二章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枫林桥。

  一家电影公司的外景队一早就赶到这里。卡车刚刚停稳。在一阵“快!快!赶快!”的催促声中,从车上立刻跳下几十个人来。与此同时,摄影机和几个沉重的道具箱被七手八脚地迅速从车上搬了下来。

  几分钟后,摄影机已经架设在公路边上,一副抢拍外景的架势。偏僻荒凉的枫林桥顿时热闹起来。……不过,这支外景队的心思并不在拍摄电影上面。无论是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导演、衣着华丽的男女主角、扮演三教九流的众多的配角,还是头戴鸭舌帽的摄影师和场务,个个都显得神情紧张,都在不时焦虑地向水仙庙方向张望。

  一些“碰巧”路过的行人也在驻足观看,不过,他们似乎对拍摄电影的场面没有多大兴趣,老是在东张西望。实际上,这是中央特科摆下的一个“劫法场”的阵势。化装成导演、演员、摄影师和行人之类的各色人等,都是中央特科人员。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藏有驳壳抢、左轮枪或白朗宁手枪,所有手枪早已子弹上膛。道具箱中还藏有机枪和催泪化学手榴弹以及开启镣铐的工具。

  附近不远处的岔路口上,还隐蔽着一辆装有大米的卡车。一旦囚车出现,这辆卡车将突然冲上去将公路拦断,迫使囚车停下,到时候卡车上的大米包就将成为机枪射手的掩体。远处,还有几个摆摊的小贩也在不时张望,那是特科布置的警戒哨。

  中央特科严阵以待,只等来自水仙庙拘留所的囚车在公路上出现。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严密控制下的大上海,中央特科却不惜冒最大的风险,不惜一切代价竭力要营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重要人物?

  囚车上押送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以及杨殷等几位中央军委的重要领导干部。

  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获得的可靠消息,八月二十八日这天早上,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将把彭湃等从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中央特科决定,在水仙庙通往龙华的必经之路枫林桥武装拦劫囚车。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瞿秋白曾赞誉说,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这两个“王”,一个是湖南的毛泽东,一个就是广东的彭湃。

  彭湃,广东海丰县人,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和毛泽东都是以搞农民运动而名闻天下。

  彭湃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并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随后,彭湃在海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彭湃自任敢死队队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中共中央迁上海后,彭湃被调到中央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彭湃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出席会议,突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几辆红皮钢甲车风驰电掣而来。转移已经来不及,会场被武装巡捕包围了。彭湃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杨殷、以及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等同时被捕。

  巡捕房和警察局动作如此之准确,可见完全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显然党内出了叛徒。这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要主持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未能出席,因而幸免于难。

  彭湃被捕后,最初用的是化名,但因叛徒出面指认,彭湃的真实身份就暴露了。上海警察局久闻彭湃大名,担心这样一个共产党要人关押在水仙庙拘留所会出意外,决定于二十八日将彭湃等押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情况非常清楚:彭湃的身份既然暴露,再采用聘请律帅辩护或向敌特机关要人行贿之类的通常营救手段已经无济于事。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武装劫救!

  然而,可供准备的时间只剩下一天了。

  “为了保证营救的成功”,周恩来目光如炬,语气坚决果断,“这一次不仅红队全体出动,特科各部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都参加行动!”

  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平时,各科既分工..(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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