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常事件

作者: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在东北政权中名噪一时的杨宇霆、常荫槐,究竟是两个怎样的人?杨常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实质和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这还得先作点历史的回顾。
  杨宇霆,宇邻葛(自比诸葛亮之意),1885年8月29日生于辽宁省法库县城东十五里的蛇山沟村。他早年曾赴日本学习军事,归国后正值赵尔巽督奉,他被调进奉天军械局,负责军械厂的安全工作,以军纪严明、治厂有方而著称,很快升任军械局局长。不久,又当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参谋、总参议,并兼任兵工厂督办,权倾朝野,成为张作霖手下的红人。
  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他的权慾和野心日益膨胀,持才傲物,不可一世。尤其张作霖皇姑屯遇难,杨认为张学良压不住阵脚,大有东北第一把交椅舍我其谁之概,野心更加发展。但不料事与愿违,大家还是推戴张学良主政东北,杨宇霆的美梦破灭了。当时张学良任命他为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他拒绝了;让他当黑龙江省军务督办,他也不干。张学良看他显然有情绪,就劝他权且出国考察(其实,真若如是,那还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他偏不离开东北半步,偏要逞强,终于走上了绝路),他也加以拒绝。而他对张学良的态度则更骄横了,谈话“一如训饬子弟”。“有一次某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怒道:‘汉卿已承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说着便带领那位处长来到张学良住宅问卫兵:‘司令起床了吗?’卫兵答:‘未起床。’杨竟直奔张学良卧室,敲着门喊:“我是杨邻葛,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张学良闻声,急忙披衣请杨入座,杨竟以长者的口吻教训张学良道:‘各位厅处长有公事待决,等你数日不见,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杨的这种做法,使张学良实在难以忍受。为此,有一次张学良生气地对杨宇霆说:‘我干不了,还是你来干吧。’杨听后,不以为然,反而很傲慢地回答说:‘甭提这个,你身体不好,有事我替你张罗张罗,出出主意,就比什么都强了。’杨宇霆的心目中根本没有张学良。”①
  常荫槐的情况又怎么样?很遗憾,与杨宇霆比实在也好不了多少。此人系吉林人。1888年生,曾任京奉铁路局长、黑龙江省省长。他也是以重臣元老自居,藐视张学良,自以为了不起。他常在私下里流露对少帅的不满,动不动就是:“小六子少不更世,懂得什么!”他把他主管的铁路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对于张学良的命令,他是有选择地听,或者说,对他有利的,他就听,对他不利的,他就抗拒,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我的事情,这些车辆归我管,他(指张学良)管不了我。”
  是的,同杨宇霆一样,常荫槐也有他的“过五关,斩六将”。此人年富力强,有魄力,对东北的交通建设,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这也不可否定。但他“治事霸道”,冷酷无情,甚至滥杀无辜,却是犯了众怒的。据说,“一九二三年,奉军第四混成旅一个团,驻扎在中东路沿线的博克图车站,因为团长管兵过苛,激起公愤,士兵起来把这个团长杀了,全团哗变。张作霖闻讯即派常荫槐会同吴俊陞去查办。常荫槐到出事地点,把一部分叛变逃出的官兵骗回,派兵包围,当场杀死百余人,真是残酷已极,连吴俊陞对这种作法都不满意。吴认为应该分别首从,不应该滥杀。”②另方面,也要看到,常荫槐因为当过司法处长,执法甚严,积怨较多,也是他丧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传说,“有一次张作霖的岳母王太太的管事人,身穿上校军装。坐火车不买票,被常荫槐查出,当场把军衣扒去,痛打一顿。就是现役团营长以下的军官,如有不买票坐火车的,他发现了都撵下去。高纪毅当团长时,有一次没买票乘车,也被常荫槐从车上扯下来。常荫槐因为执法无情,无论在老派或新派人物中,同许多人结下仇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老将庇护他;一旦老将死了,他就成了众矢之的,难免灾祸临头。”③
  但也不可否认,这也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使他致死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是杨宇霆的心腹,极力主张拥杨上台,如常自建山林警备队,杨就由他所掌管的兵工厂给他运送军械,并还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张学良找杨查问,杨才承认确有此事,“张询以何用?杨曰‘装备山林警备队。’张质问:‘咱们兵工厂不是有得是步枪吗?’杨宇霆有恃无恐地回答:‘没有人家的好啊!’”④使张尤为惊讶的是,这样重大的事,他们竟瞒着他,既不请示,也不报告,这不明明是要搞独立王国吗?张学良怎么能容忍他们这样无法无天呢!
  以上所说,如果可以看作是杨、常被杀的远因,那么他们联日亲日,反对张学良关于东北易帜的大政方针,则就是他们致死的近因了。
  那时,由于张作霖被炸身亡,东北政局不稳,东三省领导集团内部有矛盾,不团结,这固然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危险,则来自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借口维持满洲治安,电请政府速派重兵来奉,企图借机霸占东北,并在一些地区挖掘战壕,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因而东北怎么办?东北向何处去?东北究竟要不要易帜?就成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张学良是主张易帜的,因为他很清楚,他要摆脱日本人控制东北的处境,非实行易帜不可。可是阻力也不小,在父亲的一些旧臣宿将中,象杨宇霆这样公开反对的,确也为数不少。不过,闹得最凶的还是杨宇霆。在张学良宣布易帜的盛典上,张学良与同僚一起同参加会议的代表和贵宾合影,杨宇霆却不给张学良一点面子,拒不参加照像,竟公然挟着皮包愤愤而去。在场的记者抢拍了这个镜头,有的还将它摄入新闻记录电影片中,使张学良颇为难堪。
  易帜典礼是1928年12月29日举行的,一个星期以后,即1929年1月5日,又发生了杨宇霆为其父大办寿辰之事。事前,曾有同乡好友劝他慎重,最好回老家法库去办,这确实是真正从关心他出发的一个好建议,可是杨竟忠言逆耳,不但执意定要大办,而且决定不离开奉天。以致此事犹如火上加油,更加激化了他与张学良的矛盾。
  这也不奇怪,请看,那祝寿场面是何等气派:
    办寿那天,杨宇霆在小河沿附近青云寺胡同私邸,彩棚高耸,灯火辉煌;百戏杂陈,锣鼓喧天;精馔佳肴,水陆咸备;高朋满座,门庭若市。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担任总招待;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潘复,亲自去大连迎接程砚秋到杨府演戏,宴飨宾客三昼夜,极一时之盛也。东北各省军政长官,车水马龙,到杨府祝贺,并致重礼以取杨氏之欢心。
  已就任东北边防公署长官的张学良也亲往祝寿,只见东北高级文武大员正在围桌赌钱,杨的副官喊:“总司令到!”那些围桌赌钱的文武大员,只有少数人起立,多数人半起半坐,有的略一欠身。可是,杨的副官一喊“督办下来啦!”围桌赌钱的官员,不约而同的肃然起立,直到杨与各位来客一一周旋后,他们才就座。
  张学良亲临目睹这种咄咄逼人的场面,实在难以忍受。⑤
  据说,那天在杨府张学良没停多久便辞出。少帅的不悦,是个信号,照说杨、常该有所收敛了,可是他们仍执迷不悟。“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制造流言,拨弄是非,离间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关系,以达到破坏易帜目的。说什么东北局势恰似日本幕府时代,丰臣秀吉死后,丰臣秀赖子承父业;而大臣德川家康夺取了政权,结果丰臣秀赖自杀,丰臣家族灭亡。把张学良比作丰臣秀赖,把杨宇霆比作德川家康。”⑥如果杨宇霆没有野心,对这种恶毒的离间他会大为反感,甚至公开反驳的,可是他不但心安理得,还一唱一和,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居然也附和说:“今天东北实际情况和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代很相同。”德川幕府统治是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封建统治时期,是日本封建统治末期的一种顽固势力,它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慾坠,加之一些下层武土和一批宫廷贵族纷纷叛离,并与资产阶级结成倒幕联盟,所以幕府统治很快就被推翻了。如此两相对比,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这怎能不使张学良气冲斗牛呢!而恰巧在这时,又发生了杨、常二人支持日本关于东北五路新要求的事,更把他们之间的矛盾推向了高峰。
  原来,东北易帜后,日本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企图瓦解东北政权,并认为在东北没有再比杨宇霆更合适的人选了,而要让杨上台,又非打倒张学良不可,所以,那一阵子日本人和杨宇霆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1929年年初,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派町野武马面见张学良,就所谓履行铁路合同问题进行试探,空手而归。他于是又找杨宇霆交涉据说是张作霖生前答应借款由日本承建的“满蒙五路”问题,用威胁的口吻问杨,这五条铁路究竟还建不建?杨竟满口答应,作了肯定的答复,町野怕他的话难以兑现,对杨说:“请您好好给张学良说说。”并加问一句:“你这样说没关系吗?”杨答:“没关系,一定要建议。”⑦町野得到杨的支持,后来还曾找过张学良,也都被顶了回去。张学良以“满蒙五路”问题已移交南京政府交通部管理相推辞,拒绝进行谈判。町野这才又“退访杨宇霆”,慾将当年经杨手商订的密约“拟一公布办法”,造成既成事实,以迫使张学良承认。
  说来也是杨、常利令智昏,或者说是他们自己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东北五路”这个日本人的政治讹诈早已使张学良怒不可遏了,他们偏偏在这时又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涉及外交和东北政局稳定的新问题,即“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其理由是,中东铁路为中苏合办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如果成立了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将它纳入管辖之内。张学良当即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大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从事,此事必须从长计议。”⑧
  很明显,对于杨、常的这个提议,张学良是不赞成的,所说慎重考虑等,不过是推托之词,杨、常若稍有自知之明,应该就此止步了。可是他们竟坚持己见,继续纠缠,掏出事先就已写好的便条,硬要张学良当场拍板,即行签字。张学良被逼无奈,心中冒火,几次想拒绝,可又觉得多有不便,看看天色向晚,才说晚饭时间已到,容饭后再作决定,并留二人在帅府用饭。杨、常踌躇满志,认为只要他们开了口,这点面子,少帅还是会给的,没想到他先面有难色,现又推到晚上,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说不定还得跟这个后辈小子较量一番,他才肯就范哩。也好,晚饭后定就晚饭后定吧。不过,在帅府与他共进晚餐就不必了,因为来时都没跟家里人说,家里会等他们回去吃饭的,所以对少帅的挽留都谢绝了,决定先回家吃饭,晚上再来。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即1929年1月10日夜,当杨、常各自回家吃过晚饭,再次在大批警卫人员护卫下,重又来到大帅府不久,这座一向幽静的宅院的一间客厅内,突然传出几声低沉、急促、同时也是异常清晰的枪声,耸人听闻的枪毙杨、常的事件发生了!
  对于五十多年前的这桩历史公案的发生及其社会背景,我们在前面已有不少论述,想读者对此不会觉得多么突然,可是对于它的真相,特别是杨、常被杀的症结和枪毙杨、常的经过,却历来众说纷纭,国内外有些学者专家甚至认为这件事的真实情形,一直到今天仍然还是个谜。
  持此观点的,多系海外学者,他们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有这看法是不奇怪的。然而,就国内大多数学者而言,则并不认为是个多么难以捉摸的问题。大量资料说明,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被枪毙的经过,可以说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既不是内中还有什么秘而不宣的隐私,也不存在什么人为的掩饰或封锁。可是,事发后何以议论纷纷、甚至至今有人仍认为它是一个难猜的谜呢?这显然与事发的突然性和当时的一些猜测和传闻有关。此事发生后,奉天和外地的一些报纸围绕杨、..(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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