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慾来风满楼

作者: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过了一段时间,为缓和西安与南京的紧张关系,张学良电请东北元老莫德惠去向蒋陈述情况,进行疏通。莫答应了,但提出请张派一随行秘书。张当时指派一名叫吴家兴(现名吴一凡)的总部第二厅的上尉科员同去。那时吴只有二十多岁,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军官,众皆惊异,认为他太年轻了。但张学良认为“莫老这个人是一个好人,但就是软些,遇事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而让这个年轻人去,就是为了遇事时能帮他拿些主义”①
  但那时见蒋谈何容易!他不仅位高权重,门禁森严,而且还常常四出督战,行踪不定。莫、吴二人为此跑了半个多月,又在杭州等了十多天,才“终于得到蒋的通知,约莫翌日到天竺别墅相见”。关于这次见蒋的情况,吴一凡有如下记载:
    在杭州受到国民党市长周象贤的接待。我们住在西湖的西泠饭店,等候蒋的召见。莫德惠和我利用这些日子,饱览西湖风景,还由杭州市政府招待到浙江省海宁县观览了一次钱塘潮。在等待召见期间,莫和我几次提到:“我年老了,血压又高,实不应承担这次旅途劳顿的任务,惟念汉卿是先大帅的长公子,不能不挺身而出,以报先大帅的知遇之恩。”谈到这里时,莫总是眼里闪着泪花,流露出缅怀张作霖真挚感情。
  过了十余日,终于得到蒋的通知,约莫翌日到天竺相见。届时莫一个人去了,我留在饭店候信。莫早晨去的,下午归来,见我时面带愁容地说:“我和蒋先生讲了许多关于张如何忠于委座,以及不得已不搜查陕西省党部的苦衷,并请委座予以教诲”等语,而蒋则始终不大吭声,只是不时‘哼……哼’地颔首点头,既未表示出愤怒之色,也毫无表示谅解之意。最后只说了一句:‘张副司令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看来,蒋是居心叵测呀!你回去要和汉卿说:要多加小心呀!”
  随后莫和我一同回到上海,他写了一封信让我带交张学良,然后他登车返回天津,我直返西安复命。记得张看了莫的信,并听我口头汇报之后,面部表情很深沉,未说什么话,就让我回去休息了。
  我执行这次任务,前后历时月余,去时正是“西风落叶下长安”,归来已屈朔风初劲,节序初冬了。②改善关系、缓和矛盾的努力,看起来是失败了。可是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却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西安群众和西北军联合召开纪念大会,人们愤怒声讨日寇侵占东北后的滔天罪行,公开发出“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的呼声,并要求张学良认清形势,担负起抗日重任。参加会议的群众甚至还表示:“愿以我们数十万颗肉弹作为抗击日寇的武器,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张学良曾接见群众代表,他热情称赞群众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表示了他一定要亲“率东北军,披甲还乡,雪耻报仇”的决心。
  可那时,蒋介石的行动却是与此完全相反的,他在处理完了“两广事变”之后,即把注意力转向西北,在剿共问题上加紧了对张、杨的催逼。
  10月22日,蒋介石匆匆赶赴西安,进行视察,西安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未来之前,他对于陕北前线平静,张、杨剿共不力等情况已略有所闻,他之所以在百忙中特地奔赴陕西,其目的也正是为要打破这个局面,督促张、杨“迷途知返”,迅速投入剿共战争。不过,表面上他却不动声色,还特地邀请了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陪他登华山,观名胜,说说笑笑,仿佛此番西行不是负有重大使命,而是专为游山逛景似的。张学良知道,这是假相,如果你认为老蒋真是来耍的,或者对于剿共他会轻易放松,那就错了。所以,张学良无心观景,当他陪蒋登上华山北峰,向东遥望时,一种强烈的思乡之情,使他思绪万千,倍感伤痛,曾作旧体诗《华山》一首,满含对故乡亲人深切怀念的激情写道:
  偶来此地竟忘归,
  风景依稀梦慾飞,
  回首故乡心已碎,
  河山无恙主人非。
  然而,蒋介石的感受却是与此大相径庭的,他最关注的,不是民族的危机,国家的兴亡,仍然是他的权势,他的名位,以及那个他始终耿耿于怀的剿共战事。
  果然,正如古人所说的,图穷匕首现,当走马观花的游览一结束,蒋介石就立即向张、杨发布了向红军进攻的命令。
  张学良面有难色,对此很不赞成。他不愿意再打内战,而一心要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他不仅在此之前当面向蒋说过(那时蒋对此当然是听不进去的),而且在前不久给蒋的一封电报中也痛切陈辞,作了诚恳的规劝。如他在电报中说:“居今日而慾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比来寇入益深,华北半壁河山,几全沦陷,而多数民众咸感觉忍无可忍,抗日声浪,渐次弥漫于全国,中枢(有)领导民众之责,似应利用时机,把握现实,坚民众之信仰,而谋抗敌之实现。否则民气不伸,騒动终恐难免。彼时中枢或反处于被动地位,其失策孰甚!良年来拥护统一,服从领袖,人纵有所不谅,我亦矢志不渝,固为分数当然,情不自己,亦以深仇未复,隐痛日甚,愧对逝者,愧对国人。所日夜隐忍希冀者,惟在举国一致之抗日耳。”在蒋氏此番来西安后,张学良更进一步向他说明,这还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西北广大军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请他三思。不料,蒋却大发雷霆,声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至于士气,关键在官不在兵,只要当官的身先士卒,士兵是决不会后退的;如果当官的贪生怕死,畏缩不前,士兵们也是不会认真作战的。风吹草动,兵随将走,这个道理我想你是懂得的,唵,唵!”
  蒋介石在接见杨虎城时,因杨也提到“部队抗日情绪高,剿共士气低,值得忧虑”的问题,所以蒋介石也向他重申上述主张,杨虎城对委员长的高论虽不敢苟同,但也未同他争辩。可张学良却斗胆进言,讲了自己的不同的见解,他说:“风吹草动,兵随将走,诚哉斯言!但这个将要是良将,并真正是爱国爱民的,还必须得把路看清楚,若是不走正路走邪路,那就糟了。士兵们因为不明真相,也可能暂时会跟他走,但他迟早是会被抛弃的。再说,你有你的理,他们也有他们的理,如他们爱说,日本侵略我们,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要把中国的老百姓变为亡国奴和他们的奴隶,这,我们是决不答应的。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不,不,你搞错了,士兵决不会是这样的!”蒋介石对任何问题常常是先入为主,有它的一套固定不变的论点和模式,而且是不容置疑的,所以,他不等张学良把话说完,就很武断地说:“关于抗日问题,你们不要听信谣言,这事政府自然会管的。至于士气问题,我来解决,我要向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我会说服他们的,唵。”
  10月27日上午,蒋介石在张、杨二将军陪同下乘汽车来到西安郊区的王曲军官训练团,准备向训练团军官讲话。
  这天,到会的军官人数比较多,除军官训练团全体人员外,还有西北“剿总”和十七路军总部以及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的军官。据说,委员长有令:任何团以上军官均不得缺席。
  因为人多,没有那么大的礼堂可以容纳,会场就临时设在训练团驻地庙内戏台前的大院子里。上午十时以前,参加会议的军官都准时进入会场,专候“委座”光临了。
  大约十点钟左右,在严密警戒的王曲军官训练团驻地门外传来一阵汽车的马达声,蒋介石的车队到达军训团门口了。
  这时,早有一批军官上前迎接。蒋介石下了汽车,即由张、杨二将军陪同,缓步进入会场。顿时,军乐高奏,全体立正;也有一些稀稀拉拉的掌声。蒋介石扬了扬手,算是答礼,可面孔却一直是板着的,不说也不笑,更显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然而,由于平时对蒋氏的尊容难得一见,所以不管他是怎样的傲气十足,人们还是象看什么稀奇似的,都注意观看。只见他身穿军服,腰悬崭新的金灿灿的有半截身子那么长的指挥刀,脚登乌黑发亮的长统皮靴,戴着雪白的手套。但他人并不富态,似乎缺乏一般大人物挺胸腆肚的那种派头,而是瘦长脸,细高个,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直直的,倒还精神,只是未免过于严肃了,一直绷着脸,面无表情,冷若冰霜。总之,从出场到离开,没见他有个好脸色,没露一丝笑容。
  那天,主要是他讲话。他独自站在主席台上,张、杨二将军都站在台下队列前面,其余军官站在他们后面。他讲话不转弯抹角,而是直截了当,并注意声调的抑扬顿挫,还是很有些煽动性的。他这次讲话实际是向中、高级军官发出的继续大举“剿共”的动员令,也是对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中、高级军官所作的露骨的威胁。为了论证他的诸如“攘外必先安内’之类的论调,他大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谈礼义廉耻、三纲五常,俨然以孔夫子和曾文正公的得意门徒自居。他还引经据典,大谈所谓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等,叫人好不扫兴。总之,那天他喋喋不休地讲了很多,很多,可惜收效不佳,因为他说的是乡音很重的宁波官话,有些是听懂了,也有些就难免有不知所云之感,但他最后疾言厉色地所说的一段话,因为讲得稍微慢一点,大家还是听清了,他分明说的是:“我们革命军人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样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是决不宽恕的,这一点,唵,唵,我希望诸位要特别加以注意,万勿听信共党宣传!”
  原先,人们还以为,堂堂委员长、又是全国海陆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这种隆重的集会上,定会发表些号召抗日、团结救国的言论,也只有这样,才象个国家元首的样子。没想到这方面的言论他一句不讲,念的还是那套使人早已听厌了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陈经,这不能不使听众大失所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场的大多数中、高级军官,都是爱国的,尤其一部分东北籍军官,对亡省亡家更有切肤之痛,加之,他们大多数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是爱听的;而对于蒋氏的反共演说,对于他那套虚伪的所谓“四维八德”之类的说教,都觉得不是滋味,甚至很反感。在蒋的训话还正在进行时,已有不少人显得很不耐烦了,但出于礼貌,出于对张、杨二将军的尊重,人们忍了,没有交头接耳,没有在下面议论,没有人递条子,也没有把他轰下台,而是耐着性子听,总还算给了他点面子……
  可是,在蒋训话完毕,离开了军训团驻地后,人们就再也忍耐不住了,大家议论纷纷,都很气愤。张学良怕事情闹大,当晚“即召集在王曲受训的主要领导人和队长讲话,加以安慰,张说:‘大家要明白,蒋的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要安下心来,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孤臣孽子,谁叫我们不争气把家乡丢了呢?我们应当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经过张的安抚,大家的情绪才安定下来。”③但当时在军训团工作的黄显声等,仍然认为蒋的这个讲话很不好,应当找人“来驳斥蒋的这篇谬论……说明抗日是正确的。我(孙铭九——笔者)和黄显声商议后,派敢说话的苗剑秋秘书到军官团来讲一次话。”④
  在蒋讲话后不久军训团的另一次集会上,苗剑秋激昂慷慨地说:“团结抗日,是救国之策,是完全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的荒谬。昨天竟有人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这也就是说,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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