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挽狂澜

作者: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就在西安事变爆发、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际,一个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志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有人认为应称红军代表团),正在前来西安的途中。
  原来,毛泽东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就收到了张学良的来电,通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并提出共同行动以防胡(宗南)敌北进的要求。随后张、杨二将军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速派人来西安,共商国事。
  那时,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不胫而走,在陕北根据地和红军当中也很快传开了,人们无不欣喜若狂,认为冤有头,债有主,这回非公审蒋介石不可。主张杀蒋以谢国人者,也为数不少。张国焘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他还在陕北,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参加了,他是极力反对放蒋的。但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认为西安事变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不满南京政府对日寇的妥协退让,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并认为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是不同蒋介石谈判,或他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予以处理,这将会引起大规模的内战,只能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显然,应当取前者,不能走后面这条路。所以党中央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代表团立即奔赴西安。
  那时的西安,斗争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由于南京讨逆军纷纷西进,步步进逼,西安以东两军对垒,剑拔驽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市内,因有南京“讨逆”军的飞机不时进行威胁性的飞行,仍有些人心惶惶。当时,于右任电张、杨,要求来西安宣慰。端纳已到西安,宋子文也准备前来谈判。这时蒋介石固执己见,拒绝交谈的态度虽有好转,能够心平气和地与张、杨讨论抗日问题了,可是还有些三心二意,仍想以军事进攻相要挟,他不说必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只同意停战三天,让他速返南京。在他写给何应钦的亲笔信中说: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
  戎祉
  中正手启
  十二月十七日①
  张学良也给何应钦发了电报,但那是针锋相对,毫不相让的,他在电报中说:
    ……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行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启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头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②
  但西安事变将怎样发展,对蒋介石如何发落,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
  从南京方面看,主战派仍然声嘶力竭,定以武力讨伐张、杨,在蒋回京之前,他们不接受蒋的任何命令。后来只是由于蒋鼎文从西安飞回宿京,面交了蒋的信函,又听了他的口头说明,才不得不下令停止轰炸的。可是,对于宋美龄提出的她要和宋子文同去西安谈判以救蒋却仍坚决反对。因为据说堂堂政府官员,是不能与“叛变者”谈判的,经过争辩,才勉强同意准许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西安。宋美龄去不去西安,则还得看一看。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正是在这样一个各种矛盾相互交错,形势发展变幻莫测的时刻来到西安的。他们不负众望,一下飞机,就立即与张学良就西安事变的大政方针进行商谈。“初开始,张学良首先说明举行兵谏的原因,……蒋介石被扣后,最初拒绝商谈问题,现在已允许商谈抗日。张又说,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周恩来赞扬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同意张对蒋的方针,并谈了对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的看法。周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实力原封不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在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周又根据国内外形势说明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时指出西北的‘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十八日上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去止园拜会杨虎城。周先谈了与张学良商谈情况及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还说如果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将仍拥护蒋为全国领袖。杨虎城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怕释放蒋回南京后挟嫌报复,曾准备‘扶天子以令诸侯’,他又估计,经过十年内战,中共不会同意放蒋,因此对周所说感到出乎意料,但既然张学良、周恩来意见一致,他也就没有表示异议。又说:中共‘不记前仇,真是伟大。’但也坦率地谈出自己的顾虑:一是怀疑蒋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蒋报复。他说:国共两党是平等的,而他是蒋的部下,蒋被释放后,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困难了。周恩来针对杨虎城的疑虑,分析了国内人民要求抗日,美、英、苏支持中国抗日和蒋介石抗日则生的处境,指出蒋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现在就要力争他抗日。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强团结,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想报复也不可能,而且这次,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放他……”③周恩来经过与张、杨两将军分别会谈,统一了认识,红军决定加入西北抗日联军,三方更加团结,西北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更加声势浩大了。总之,经过张、杨两将军,特别是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工作,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的积极斡旋和蒋介石的反省,事变终于得以和平解决,使中国现代历史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场震惊中外的突然爆发的历史事变,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但人们对它始终不会忘记,它留给后人的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历史的惊叹与深思。人们对于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功绩,是交口称赞的,但对他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功绩则不大提起,或者有意无意地抹煞他们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和功绩。如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或者说张、杨是由于红军代表团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后,他们才接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的。这是史学界长时间以来的一种说法。台湾的学者则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获释,是因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学良被蒋介石感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不靠天,不靠地,是蒋介石自己救了自己。
  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保使蒋介石联共抗日,是从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张学良一直奉行的方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张学良的决策,不是来自别人的说服。”④并认为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不仅主张明确,而且是发挥了主导作用的。
  根据张学良12月13日对总部全体职员所说的“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促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张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这些大义凛然的讲话,可看出他的“为国为民,光明磊落之心”。
  “在事变的布置中,张学良作了严格交待,命令其不准伤害,并绝对保障蒋的安全。当刘多荃打电话说蒋介石不见了时,张、杨非常着急。张学良对两军文武官员说:‘若找不到他,我便将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再引起内战,那我张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由此可见,张学良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确保蒋的安全,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内战的爆发,以达到和平解决事变。
  “在事变后,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敞开和谈的大门,指出事变之目的,是对蒋‘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使他接受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在通电外,张学良又另电南京中央要人及亲英、美派孔祥熙等人,示意其对事变予以调解之助,孔祥熙对张电作了这样的理解:‘张、杨既于通电之外,复对余及中央诸同志各有私电,是明予吾人以谈判之机。’可见这些电报使南京亲英、美派要人,对事变目的和处理事变的愿望有了一定的了解,为和平解决事变增加了有利因素。为了稳定国内秩序,避免混乱,张学良还专电宋子文,指出‘上海系全国金融枢纽,未容紊乱。’……“尽管蒋介石已身处张、杨囹圄之中,成为他们的阶下囚,但张学良还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部下的礼节,不厌其烦向蒋再度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恭候其省悟,盼其纳谏,蒋介石虽顽固不化,但由于张学良的至诚行为,无害他之意,求和平解决之心,对他最终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蒋在十七日致何应钦停战手谕中写道:‘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蒋的停战令暂时制止了南京的军事进攻。张、杨为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初步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解决事变的过程中,张、杨既听取其他政治势力的建议,同时又保持其独立自主的决定权,即使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也并非一切就言听计从。这表现在事变后,孔祥熙企图通过阎锡山把蒋介石移往太原,中共中央在12月21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说:‘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张学良对迁蒋至太原的意见表示反对,认为自己能捉蒋,也就能放蒋,不能让阎锡山从中渔利。在何时放蒋问题上,张学良同周恩来和杨虎城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两宋要求:蒋下令停战撤兵后,即日回南京。对此要求,张学良表示同意,而周恩来和杨虎城表示允许再考虑……这种意见不和,也可能是张学良决定立即放蒋,只告诉杨虎城而不告诉周恩来的原因之一。这些行为都与张学良素来那种决断,愿意接受他人建议,但又决不受人支配的性格有关。……”⑤
  笔者对西安事变缺乏深入研究,对上述论述不想妄加评论,不过,对这些观点还是赞同的,并认为谈得还是比较实际、中肯而又新颖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时代也在不断地前进,我们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研究也要发展,要创新,因此就应当“通过历史的反思,通过社会迷宫进入到历史表象的背后,按照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从全方位来对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相互作用”,作些新的实质性的探索。
  当然,话又说了回来,这样说是不是又忽视了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和调解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有力作用呢?当然不是。事变发动后,首先向中共电告事变消息,并邀请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的是张、杨二将军,而红军代表团的到达则是对张、杨两将军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因为“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干部中对于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并不一致。不少感情冲动之少壮军人,恨不得立即处死蒋介石而后快。这种力量和思潮,对于张学良坚持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是一极大的不利因素。中共代表团到达后立即开展了对内部统一思想的工作。由于中共过去的特殊地位,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的历史,以此来做这些少壮派的思想工作,所收到的效果是张、杨的命令所不能达到的……当张学良将军扣留在南京后,西安方面群情激愤,主张以武力对付南京的主战空气顿时高涨。为了挽救已造成的和平局面不致破坏,使和平最终实现,中共在通电南京,要求停止进军的同时,调红军协助东北、西北军准备防御,并且劝两军将领要冷静对待……应德田、孙铭九制造了杀死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后(笔者按:“二、二事件”系指张送蒋回南京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少壮派为营救张出险,不惜与南京一战。一些老派将领主张通过谈判救张,认为只要东北军和“三位一体”紧密团结,张是可以回陕的,反对武力救张。应德田、孙铭九等认为王以哲、何柱国是“投降”,是“出卖副司令”,于二月二日上午派卫队营连长于文俊带领部队杀害了王以哲,又派人去杀何柱国..(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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