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煎何急

作者: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谈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人们首先都会想到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以及宋氏兄妹等,对蒋介石则往往持否定态度;对于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采取简单化的态度,似欠恰当。是的,蒋介石是坚决反共的,态度也僵硬得很,这都是事实。但根据只有作用力而无反作用力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一原理,我倒觉得,蒋介石在被扣西安期间所写的暂时停战的手谕,对南京方面慾炸西安的制止,在接受“三位一体”的要求,达成六项协议,为事变和平解决作出的让步,以及蒋回南京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他在西安的承诺,国民党政府由“剿共”政策向抗战政策的转化等,说明他在西安事变后期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可以说,随着西安事变事态的演进,参与事变的几方都为民族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让步。发动事变的主角张、杨两位将军,为了民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地位、利益、自由乃至生命;中国共产党则“改变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而中国国民党也最终放弃了剿共的政策,愿意通过正式谈判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在这一历史转折最后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正视现实的勇气,无疑是应当肯定的。遗憾的是他自己并没有能够把这种态度坚持到底(杨拯民:《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见《党史通讯》1986.11.)。这也就是说,他后来没能把这种态度完全坚持下来,在有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常有反复,比如一离开西安,就又陷入狭隘的恩恩怨怨的纠缠当中,以致当他在12月26日离开洛阳回南京时,便迫不及待地抛出《对张、杨的训词》。在这个“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里,他不仅背弃了言犹在耳的诺言,还编造了他用“伟大人格”感化张、杨的奇谈怪论。对此,毛泽东曾发表文章予以驳斥,他说:蒋氏果慾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处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并强调指出:“人民将不允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慾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现,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①西安事变的发生,毛泽东的严正警告,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使他在停止剿共内战、团结全国人民抗日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得不放明智些,不得不开始正视现实了。但对那个差一点被人家一脚跺翻的西安事变,他仍耿耿于怀,这也正如他在回京后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所说的:“……现在一切问题应候中央政府解决,余既为军队之最高统帅,对于西安事变,理应负责。此系由于余平时未能维持军队之纪律有以致之;私心至为耿耿……”先前的热情的谈话,信誓旦旦的保证,全象肥皂泡似的顷刻破灭,变得一文不值了。
  对张学良的迫害,实际早在西安开始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谈判时,蒋介石就在打主意了,他和宋美龄都一再表示希望张能亲送他们回南京,而在得知张决定送行后,又假意劝阻,实际暗中已在策划囚张。蒋介石夫妇是12月26日上午由洛阳飞南京的,国民党搞了隆重欢迎的场面。而张学良则根据蒋的建议,没有同时到达,而是又过了些时间,乘另一架飞机抵达南京机场的。当时,机场上欢迎蒋的人群已经散尽,换上来的是武装宪兵和便衣特务,以及宋子文和他的几个卫士。随后发生的事情,更令人惊讶。据曾充任宋子文卫士多年的段汉斌说:
    当时,到机场接张学良的汽车是蒋介石派的专车。张学良上汽车时,军警们只准两名警卫人员(跟随张学良来宁有四名卫士)上车,将另两名警卫人员留在机场。接着,军警特务的汽车一前一后,把张学良的车子夹在中间,将张学良送到东门外孔祥熙的别墅(引者按:张学良初到南京是住在北极阁,也有的称高楼门宋子文公馆,这都是戴笠干的,他供认:“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略述》,原载《文史通讯》1981年第5期)军法会审后才移往孔祥熙公馆,这里记述有误),我们的车子紧跟在军警特务的车后。看到这个情景,我们便知道,张学良将军今后没有好日子过了。
  张学良的汽车一到孔祥熙别墅,六、七个持手枪的特务立即上前把张学良的两个警卫员隔开,并将张学良拥至室内,把宋子文关在门外不准进去。宋子文看到这个场面,厉声质问那些军警特务:“是谁叫你们这样做的?”那些军警特务见宋子文怒气冲天,面有难色地说:
  “宋部长,你不要发我们的火,这是委员长命令我们这样做的。”宋子文听后,脸上气得发紫,一面向我们和司机挥手大声说:“走,我们去蒋公馆!”说完,我们跟着宋子文又直奔蒋公馆。
  宋子文的汽车到了蒋公馆,公馆门前军警林立,警卫森严,他们不要宋子文进去。其中一个当官的对宋子文说:“非常对不起宋部长,委座有令,他因一路疲劳,身体不好,今天不见任何人,你有事,请改日再来。”宋子文见军警不让他进去,便不跟他们说了,怒气冲冲地直往里面跑。那些军警碍于这位国舅的面子和成风,无可奈何,个个呆若木鸡。我们几个卫士进不去,只有在大门外面等着。
  宋子文进去后,我们在门外听到宋子文在里面与蒋介石争吵的声音,但听不清吵的内容。我估计是宋子文指责蒋介石不该公报私仇,把他的好友张学良扣起来。蒋介石这样对待张学良,将会遭到社会舆论的愤怒指责,对国与民都不利。当时,我们几个卫士对蒋介石不顾大局和信义扣留张学良将军,也很有意见,但我们是无名小卒,对这类重大事情毫无办法。
  到了晚上七点半,宋子文从蒋宅出来,仍然余怒未消,脸上涨得通红。从宋子文的面部表情判断,我们料定宋子文为张学良说情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宋子文回到南京北极阁公馆后,晚饭也不吃。当天晚上八点,我们跟着他乘京沪特别快车回到了上海。宋子文由于和蒋介石闹翻了,心里很不舒服,他回到上海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深居简出,不理公务。南京方面几次打电话叫他出席重要会议,他也不去……②
  这是作为张学良送蒋到南京的一个目击者和历史见证人所提供的资料,他的回忆除个别地方有误,如在时间、地点等方面有出入外,所谈主要情况是真实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一样,都太善良了,他们总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造成终生遗恨!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作为张学良的随行秘书、并在北极阁宋子文公馆住了六天的王中立也有简要的记述。他谈的侧重在北极阁的所见所闻,其中谈到:“……宋子文那时在南京,住在北极阁,局面不大。北极阁在南京城内鸡鸣山之巅,因地势较高,即在房内四望,也可见‘钟山如屏,大江如带,后湖如镜’,风景极佳;至夜,更可俯瞰市中心的灿烂灯火。但我们那次在南京,就无心及此。尤其事变如此结束,来到南京只有听命于人,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那几天,来看张将军的人不多,即使来,也不过寒暄安慰而已。宋子文当然是经常陪着张将军的,有时也一同出去。不断来的,还有戴笠。孔祥熙也来过,他和张将军闲谈,张玩笑地说:‘我这次是听候处分的人了!”孔也开玩笑地回说:“有处分,我陪绑去。”东北籍的人来看张将军的,有金毓黻(静庵)、魏鉴(镜如)等。西北总部驻京中校参谋秦靖宇也常来。后来听说,在西安事变中受伤致死的‘中委’邵元冲的太太来到北极阁,声称要和张将军算账。但这山,当然不会让她上来的。
  “……三十一日晨起,即知张将军已由宋子文陪同受审去了。约九时,我正在楼上用饭,秦靖宇坐在桌旁和我闲谈,忽然上来两个人,便装,其中一人端着枪,叫我‘举手!’检查后离去。我才知在楼下住的八名副官已被缴械,而且移走了。秦靖宇惊慌失措,请我快送他下山。约十一时,宋子文回来了,他手拿一封信,交我看,是蒋写给他的,至少有三页八行,字也大,总的意思是说五天后一定使张将军返回西安。宋也和我说:‘审判是走个手续,五天后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这看来还是真心话,只不过他已为别人所骗,而自己尚未觉察而已——笔者)那天傍晚,宋又和我谈,仍重复‘不骗人’的话,并说:‘我今晚要回上海去过年,北极阁这里没人了,你可以和我一同去上海,但五天转眼就到,在南京等候,比较方便,你两人(即于锦文——张将军另一随从。于原为张学良内差,蒋在西安被扣由新城移往高桂滋公馆后,由于侍候,后又随蒋乘同一架飞机回南京,到南京机场后,他的任务才算全部完成,被吩咐在机场等候张副司令——笔者)可以到财政部去住,我已经接洽好了。’我同意留在南京,当晚在万家灯火之际,我和于锦文就移到市中心财政部宿舍,各得门证一枚,可以自由出入。
  “我们从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在北极阁住了六天,张将军在这几天内,是相当镇定的,较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情景,恰是鲜明的对比。”③
  但既然蒋氏食言,又听从了南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貌似公允和忠诚的劝谏,如说什么委员长饶,他们也不饶;张学良劫持统帅,罪大恶极,一定不能让他再回西安等等,张学良纵有再大的本事,又有什么用呢?而且他纵有一百张口,也是无法不蒙受这不白的千古奇冤呀!
  张学良初到南京时,蒋即示意他写一检讨性质的东西,看起来好象还是从“关心”角度出发,意为应付一下南京的官员。张学良同意了,他是以给蒋写信的形式来写这个所谓“认罪书”的(其实他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谏劝蒋介石抗日,示大义于天下,何罪之有?),信中表明来京待罪之意,并提出“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蒋立即将此信和他为此事所写的呈文分别转给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面要求对张“斟酌事情,依法办理”,一面又假惺惺地提出鉴于“该员亲来都门,束身请罪,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所以希望“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等。这一切看起来是矛盾的,实际这是他玩弄的障眼法,所谓“宽大”云云,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是要严惩,要对张绳之以法,才是他的真正用意。蒋介石之所以采取这种手段,正象当年曾参与审张的鹿钟麟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即:“幕前一套,幕后一套,的确令人眼花缭乱,目迷五色,虽然幕前看到的都象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完全是另一套,他为什么会如此呢?这固然与其秉性和为人有关,更主要的还在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实有其难言之隐。一方面在他离开西安之前,宋子文和端纳曾得到他的首肯,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这项诺言,几为人所共知,情势所迫,难以出尔反尔,不能不装出大仁大义、宽大为怀的模样。一方面因为“西安事变”,使他感到个人“威信”扫地,且受尽惊惶,吃尽苦头,对张学良怀恨很深,戒心很大,极思乘机给以报复,自然会采取阴险毒辣,穷凶极恶的手段。历史事实证明,西安事变以来,对张学良的处置,一直就是被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所决定。关于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象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无非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而且这套把戏不久便大白于世了。”④
  不过,在当初,还真紧锣密鼓,作了充分的表演呢!据李烈钧回忆:十二月二十六,蒋返抵南京,“二十七日,中央党部召开会议,欢迎蒋平安返京。蒋在会上,简要地报告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会上有少数人严厉谴责张学良,他们说,国家以法令纲纪为重,主犯张学良既已同来,应开军事审判,以治其..(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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