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父亲还珠楼主

作者:还珠楼主

李观承


  拜读了《大成》杂志转载的唐鲁孙老先生的大作《我所认识的还珠楼主》,这使我想起许多往事。唐老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友,也是我的长辈,他们在五十年前的北平相遇,后来又分手。在人生的舞台上,几十年的变化,像是一出戏,令人感叹不己……
  光绪甘八年王寅(一九○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我的父亲生于四川长寿县城里的李家祠堂。祖上十几代都作官,所谓官宦世家。我的祖父李元甫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从南京调任常州知府,生前有三儿一女。因为是大家庭,我父亲排行第七,取名善基。我还有两个亲叔叔,一个叫祥基,另一个叫守基。我的姑母早殇,只活了五岁,曾祖父一直在成都作官。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曾祖母在成都去世,祖父带着当时只有十岁的我父亲(他那时在常州附近的奔牛镇上一个四川人开的书馆读书)去奔丧,没有想到到了成都以后,便被给他补习功课的家庭教师王二爷(名字忘记,都称他王二爷)带上峨眉山,从此,开始了他的少年壮游生活。王二爷特别喜欢对我父亲摆“龙门阵”。据父亲讲:“王二爷讲起故事来眉飞色舞,开饭的时候,不知催了多少遍也不想离去。”王二爷不称父亲的名字,只叫他小七子,他俩形影不离,情如父子。
  “峨眉天下秀”,那层峦叠蟑、山泉绿树、流云瀑布的壮丽景色,自古以来不知吸引了多少游客。夏天是最好避暑去处,自不必说。就是寒冬,峻岭摩天,云烟缭绕,也是美不可言。远望,玉树银花,千姿百态,白雪皑皑;近看,薄雾轻纱,举步生烟。那参天古柏、蜿蜒的小路,令人心旷神怡,有出尘离世之感。峨眉多寺庙,居全国名山之冠。除了著名的报国寺、万年寺、伏虎寺、雷音寺。仙峰寺之外,还有七百多座大小寺庙分布于各山麓。夏秋之交,那些虔诚的善男信女,有的不远千里而来,一步一叩首地向山顶移步。三千多公尺的峨眉山,最高点是金顶,峨眉山的三大奇观:日出、佛光、云海,尽收眼底。他们在山上一住就是半年,等到下山时已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癸丑的除夕,大家忙着过年。我家成都盐道街的那所古老的房子大门外,红灯高悬,鞭炮齐燃,人们正在除旧迎新……父亲的日记里写着:“可能是二爷算错了日子,如今我也不知为什么要赶到年卅回来。晚上给压岁钱的时候,妈的脸色是不好看的,嘴里却说着不要怪他们,今天是大年夜,不要讲背时话。”
   

三上峨眉 四登青城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祖父去世。祖母周家懿带着三个儿子,在李家这个大家庭里过着受人讥讽的生活。这期间,父亲每天练习写字。李家祠堂前院有一洗墨池,是当年严嵩洗墨之处。不久,父亲的老师王二爷病故,父亲亲自将灵枢送到重庆后,又去峨眉山。过了一年,他还约了五个同学再游峨盾,并登青城。青城山他先后去过四次,在他的日记中一再提到三上峨眉、四登青城的感受。他在这两座名山前后生活了十八个月,并把那里的名胜古迹都详尽地写了下来,还画了游览图。可以说,峨眉和青城,他是熟悉得很的,这从他和山上那些道士、和尚往还的书信可以看出。那里的一草一木仿佛都跟他结了缘,所以后来他写小说大多以“蜀山”做背景。不仅如此,青城山的道士还介绍他去过贵州和广西。
  民国八年,大家庭终于瓦解:大房二房分到田产;三房分到了城里的当铺;四房分到了房产后半部;父亲算是么房,只得到房子的前边院落,包括门房。五伯父还说:“洗墨池也给他们,好让七弟善基练习写字。”这是大家庭的悲剧,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沿习下来的结果。树倒猢狲散,祖父一死,甚么五代同堂,通统完蛋。民国九年四川大旱,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祖母带着三个儿子到成都投奔娘家,想在那里暂时住下来,怎奈世态炎凉,不能久留。于是他们又去乐山,然后乘船沿岷江而下。岷江两岸,峡谷相连,曲折透迤,江水穿梭于群山之间,气势迫人。大诗人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就赞美过它:“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夜发青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诗人借诱人的峨眉山月和明静的平羌江水,写出了他对友人怀念之情。虽然两岸风景如诗如画,可是这母子四人带着沮丧的心情投亲不成,只好泛舟东流,哪里是归宿呢?离开天府之国的四川,只有到他乡去生活了。
  船行五日,来到了川东的鄂都,相传那是“阴曹地府”的所在,是“鬼”的国土。普天下人死了之后,“魂灵”都要到那里去报到,接受“阴曹地府”的发落,安排“来世”。鄷都城寺观庙字之多,也是四川其他县城所罕见。由于是“鬼国”,庙字里塑造了数以千万计的道佛名家的神像,或仁慈,或狰狞,或怪异,或丑恶,凡人间诉讼、法庭、监狱、酷刑……应有尽有,构成一套完整的“阴间政府”机构。
  四人上岸后,立即去烧香叩头,祷拜一番,才继续乘船东下。他们在浦口上岸,乘京浦火车北上,然后到达天津。他们在天津投靠一个四川同乡。不久,我的两个叔叔便去上海商务印书馆,由张元济收留,在该馆作排字。只有父亲和祖母二人在天津生活。这期间,父亲作过《大公报》的编辑,当过阔人家的家庭教师。父亲酷爱戏曲,尤其是川戏和京戏。民国十六年,他和尚小云在天津结拜为兄弟。尚小云为人耿直,他比我父亲大一岁,所以称父亲为七弟。
  民国十六年,父亲经人介绍,到天津警备司令部给傅作义当中文秘书,英文秘书就是当了一辈子外交官的段茂澜。后来段任台大教授,三年前于台北去世。段茂澜毕业于南开,和周恩来同学,从抗战起一直在国外。他和我父亲天津一别,竟成永诀,四十余年来未再见面。民国十八年春,父亲被聘到四川同乡、长寿县大地主、当过盐商、开大中银行的孙仲山公馆,给他儿女补习国文并兼教写字。孙公馆在天津英租界马厂道,是一个占地甘余亩的花园洋房。当时大中银行刚开办不久,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刺激了金融,两年间北至哈尔滨,南至南京。上海,大中银行共开了十三处分行,真是生意兴隆。生意好,发了财,当然高兴,可是就在这极度兴奋的时刻,发生了令孙仲山不愉快的事情。赫赫的孙公馆,竟发生了师生恋爱的事,男主角是我父亲,他爱上了比他小六岁的孙二小姐孙经洵,就是我的母亲。孙仲山是个守旧的人,极力反对。他说:“李寿民(我父亲到天津以后改的名)不对头,师生搞恋爱,败坏了我孙家的门风,再说辈份也不对,我一定要送他进衙门……”从前,师生差着一辈,社会风俗不允许师生谈恋爱。结果满城风雨,京津两地的报纸当做社会新闻,热闹了好一阵子。不用说,孙老大爷肯定炒了父亲就鱼。不仅如此,他还买通了工部局,把父亲投入监狱。这件事,段茂澜(我叫他段三叔)知道后,便设法营救。段是英国留学生,会说流利的英语,三说两说,英国工部局就把父亲放了。孙仲山知道后大发雷霆,雇用了天津的地痞、青皮,二次把父亲送进中国监狱,告他个“拐带良家妇女”,起诉后不久便开庭公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四日,天津市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李寿民拐带良家妇女一案。这是个热闹的日子,旁听席上一千多人,报馆记者好几十。孙老大爷自不便出席,由他的大少爷孙经涛做代表。原告提讼后,由我父亲答辩。真是说时迟,那时快,旁听席有一女子突然高喊:“等一等!”众人目光全注视着她,她就是孙二小姐孙经洵。她接着说:“我今年计四岁,业已长大成人,我和李寿民情投意合,怎么能说拐带?我已离开孙家多时,这场官司打完,就和李寿民结婚。”全场用惊疑的眼光注视着她,人人佩服她的胆色。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算不了什么;但在五十年前,一个女子敢于走出优裕的家庭,追求自由,自己决定婚姻,确不是简单的事。这场官司打赢后,他们不久便结婚,证婚人就是段茂澜。尚小云送来了家具。他们搬进日租界秋山街的新居,那是一九三二年的二月五日,阴历腊月甘九,民国二十年辛未除夕。
  父亲在北平宋哲元的政委会当了一个短时期秘书,前后不到八个月,那是和我母亲结婚以前的事。结婚以后,为了生活,才为沙大风的《天风报》写稿子,连载后由天津励力印书局独家出版。老板宁波人刘彙臣,一九四八年来香港后,曾在中环威灵顿街开一小书店,一九*四年去世。我父亲第一部写《蜀山剑侠传》,第二部写《青城十九侠》,第三部写《云海争奇记》。他写小说不是一部一部写,而是同时写好几部。民国计五年全家搬到北平,住在东单西观音寺八十五号。七七事变后,《云海争奇记》在《新实报》连载。报社负责人是凌抚元。管翼贤接管《实报》后,《蛮荒侠隐》在该报连载。有一天,当上汉好的周大文带着一个小女孩来找父亲,请他担任电台的策划,父亲没有答应。过了没多久,周作人(当时已做了汉好,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也来劝父亲。父亲不干,不愿去教育总署,就问:抽大烟的要不要?周说:日本人是要禁烟的。过了不久,父亲到宣武门草厂胡同顾家吃饭,饭菜上桌,人们还没下著,全体客人便被押送日本宪兵队。(我在一九八○年末,以阿澜笔名写了一篇《还珠楼主和张君秋在日本宪兵队》给《明报月刊》,就是谈这件事的经过。)父亲在日本宪兵队被关了近三个月,灌凉水,坐板凳,备受酷刑。后来放他,是因为他给日本大佐算卦,说对了大佐的遭遇。当然更主要的,他是无辜的,他是一个不过问政治的人。在敌伪统治时期,除了写小说以外,还为富连成科班编戏,叶盛章的《酒丐》,尚小云的《汉明妃》,都是这个时期写的。抗战胜利后,举家南下,住在上海老垃圾桥唐家弄卅一号,不久又搬到建国西路。这时,由上海正气书局老板、苏州人陆宗植出版他的书。百新书局的徐稚鹤也一度出过几本。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年)全家又搬到苏州,住在天赐庄东吴大学附近。一九四九年以后,不能再写武侠小说,只能编写戏曲。一九六一年二月因患食道癌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原载1982年4月台湾《民生报》副刊,今据
  1982年10月台湾远景出版公司版叶洪生著
  《蜀山剑侠评传》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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