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

后记

作者:鲁迅

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做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原文如次:--

俗怖婴儿曰:麻胡来!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而验刺者,非也。

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棱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

恐吓曰:麻祜来!稚童语不正,转祜为胡。只如宪宗朝泾将郝(王比),

蕃中皆畏惮,其国婴儿啼者,以〖王比〗怖之则止。又,武宗朝,闾阎孩

孺相胁云:薛尹来!咸类此也。况《魏志》载张文远辽来之明证乎?(原

注:麻祜庙在睢阳。鹿阝方节度李丕即其后。丕为重建碑。)

原来我的识见,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源者”相同,贻讥于千载之前,真是咎有应得,只好苦笑。但又不知麻祜庙碑或碑文,现在尚在睢阳或存于方志中否?倘在,我们当可以看见和小说《开河记》所载相反的他的功业。

因为想寻几张插画,常维钧兄给我在北京搜集了许多材料,有几种是为我所未曾见过的。如光绪己卯(1879)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形似“册”,四十)孝图》--原书有注云:“册读如习。”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称四十,而必须如此麻烦--即其一。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序有云:--

……坊间所刻《二十四孝》,善矣。然其中郭巨埋儿一事,揆之天理

人情,殊不可以训。……炳窃不自量,妄为编辑。凡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

者,概从割爱;惟择其事之不诡于正,而人人可为者,类为六门。……

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但这种意见,恐怕是怀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来已久的,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笔之于书。如同治十一年(1872)刻的《百孝图》,前有纪常郑绩序,就说:

……况迩来世风日下,沿习浇漓,不知孝出天性自然,反以孝作另成

一事。且择古人投炉埋儿为忍心害理,指割股抽肠为损亲遗体。殊未审孝

只在乎心,不在乎迹。尽孝无定形,行孝无定事。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

今之孝者难泥古之事。因此时此地不同,而其人其事各异,求其所以尽孝

之心则一也。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故孔门问孝,所答何尝有同然乎

?…… 则同治年间就有人以埋儿等事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至于这一位“纪常郑绩”先生的意思,我却还是不大懂,或者象是说:这些事现在可以不必学,但也不必说他错。

这部《百孝图》的起源有点特别,是因为见了“粤东颜子”的《百美新咏》而作的。人重色而己重孝,卫道之盛心可谓至矣。虽然是“会稽俞葆真兰浦编辑”,与不佞有同乡之谊,--但我还只得老实说:不大高明。例如木兰从军的出典,他注云:“隋史”。这样名目的书,现今是没有的;倘是《隋书》,那里面又没有木兰从军的事。

而中华民国九年(1920),上海的书店却偏偏将它用石印翻印了,书名的前后各添了两个字:《男女百孝图全传》。第一叶上还有一行小字道:家庭教育的好模范。又加了一篇“吴下大错王鼎谨识”的序,开首先发同治年间“纪常郑绩”先生一流的感慨:--

慨自欧化东渐,海内承学之士,嚣嚣然侈谈自由平等之说,致道德日

就沦胥,人心日益浇漓,寡廉鲜耻,无所不为,侥幸行险,人思幸进,求

所谓砥砺廉隅,束身自爱者,世不多睹焉。……起观斯世之忍心害理,几

全如陈叔宝之无心肝。长此滔滔,伊何底止?。……

其实陈叔宝模胡到好象“全无心肝”,或者有之,若拉他来配“忍心害理”,却未免有些冤枉。这是有几个人以评“郭巨埋儿”和“李娥投炉”的事的。

至于人心,有几点确也似乎正在浇漓起来。自从《男女之秘密》、《男女交合新论》出现后,上海就很有些书名喜欢用“男女”二字冠首。现在是连“以正人心而厚风俗”的《百孝图》上也加上了。这大概为因不满于《百美新咏》而教孝的“会稽俞葆真兰浦”先生所不及料的罢。

从说“百行之先”的孝而忽然拉到“男女”上去,仿佛也近乎不庄重,--浇漓。但我总还想趁便说几句,--自然竭力来减省。

我们中国人即使对于“百行之先”,我敢说,也未必就不想到男女上去的。太平无事,闲人很多,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本人也许忙得不暇检点,而活着的旁观者总会加以绵密的研究。曹娥的投江觅父,淹死后抱父尸出,是载在正史,很有许多人知道的。但这一个“抱”字却发生过问题。

我幼小时候,在故乡曾经听到老年人这样讲:--

“……死了的曹娥,和她父亲的尸体,最初是面对面抱着浮上来的。

然而过往行人看见的都发笑了,说:哈哈!这么一个年青姑娘抱着这么一

个老头子!于是那两个死尸又沉下去了;停了一刻又浮起来,这回是背对

背的负着。”

好!在礼义之邦里,连一个年幼--呜呼,“娥年十四”而已--的死孝女要和死父亲一同浮出,也有这么艰难!

我检查《百孝图》和《二百册孝图》,画师都很聪明,所画的是曹娥还未跳入江中,只在江干啼哭。但吴友如画的《女二十四孝图》(1892)却正是两尸一同浮出的这一幕,而且也正画作“背对背”,如第一图的上方。我想,他大约也知道我所听到的那故事的。还有《后二十四孝图说》,也是吴友如画,也有曹娥,则画作正在投江的情状,如第一图下。

就我现今所见的教孝的图说而言,古今颇有许多遇盗,遇虎,遇火,遇风的孝子,那应付的方法,十之九是“哭”和“拜”。

中国的哭和拜,什么时候才完呢?

至于画法,我以为最简古的倒要算日本的小田海仙本,这本子早已印入《点石斋丛画》里,变成国货,很容易入手的了。吴友如画的最细巧,也最能引动人。但他于历史画其实是不大相宜的;他久居上海的租界里,耳濡目染,最擅长的倒在作“恶鸨虐妓”,“流氓拆梢”一类的时事画,那真是勃勃有生气,令人在纸上看出上海的洋场来。但影响殊不佳,近来许多小说和儿童读物的插画中,往往将一切女性画成妓女样,一切孩童都画得象一个小流氓,大半就因为太看了他的画本的缘故。

而孝子的事迹也比较地更难画,因为总是惨苦的多。譬如“郭巨埋儿”,无论如何总难以画到引得孩子眉飞色舞,自愿躺到坑里去。还有“尝粪心忧”,也不容易引人入胜。还有老莱子的“戏彩娱亲”,题诗上虽说“喜色满庭帏”,而图画上却绝少有有趣的家庭的气息。

我现在选取了三种不同的标本,合成第二图。上方的是《百孝图》中的一部分,“陈村何云梯”画的,画的是“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这一段。也带出“双亲开口笑”来。中间的一小块是我从“直北李锡彤”画的《二十四孝图诗合刊》上描下来的,画的是“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这一段;手里捏着“摇咕咚”,就是“婴儿戏”这三个字的点题。但大约李先生觉得一个高大的老头子玩这样的把戏究竟不象样,将他的身子竭力收缩,画成一个有胡子的小孩子了。然而仍然无趣。至于线的错误和缺少,那是不能怪作者的,也不能埋怨我,只能去骂刻工。查这刻工当前清同治十二年(1873)慎独山房刻本,无画人姓名,但是双料画法,一面“诈跌卧地”,一面“为婴儿戏”,将两件事合起来,而将“斑斓之衣”忘却了。吴友如画的一本,也合两事为一,也忘了斑斓之衣,只是老莱子比较的胖一些,且绾着双丫髻,--不过还是无趣味。

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孩子对父母撒娇可以看得有趣,若是成人,便未免有些不顺眼。放达的夫妻在人面前的互相爱怜的态度,有时略一跨出有趣的界线,也容易变为肉麻。老莱子的作态的图,正无怪谁也画不好。象这些图画上似的家庭里,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你看这样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爷整年假惺惺地玩着一个“摇咕咚”。

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欢绘画和雕刻古来的帝王、孔子弟子、列士、列女、孝子之类的图。宫殿当然一椽不存了;石室却偶然还有,而最完全的是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石室。我仿佛记得那上面就刻着老莱子的故事。但现在手头既没有拓本,也没有《金石萃编》,不能查考了;否则,将现时的和约一千八百年前的图画比较起来,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事。

关于老莱子的,《百孝图》上还有这样的一段:--

……莱子又有弄雏娱亲之事:尝弄雏于双亲之侧,慾亲之喜。(原

注:《高士传》。)

谁做的《高士传》呢?嵇康的,还是皇甫谧的?也还是手头没有书,无从查考。只在新近因为白得了一个月的薪水,这才发狠买来的《太平御览》上查了一通,到底查不着,倘不是我粗心,那就是出于别的唐宋人的类书里的了。但这也没有什么大关系。我所觉得特别的,是文中的那“雏”字。

我想,这“雏”未必一定是小禽鸟。孩子们喜欢弄来玩耍的,用泥和绸或布做成的人形,日本也叫hina,写作“雏”。他们那里往往存留中国的古语;而老莱子在父母面前弄孩子的玩具,也比弄小禽鸟更自然。所以英语的doll,即我们现在称为“洋囡囡”或“泥人儿”,而文字上只好写作“傀儡”的,说不定古人就称“雏”,后来中绝,便只残存于日本了。但这不过是我一时的臆测,此外也并无什么坚实的凭证。

这弄雏的事,似乎也还没有画过图。

我所搜集的另一批,是内有“无常”的画像的书籍。一曰《玉历钞传警世》(或无下二字),一曰《玉历至宝钞》(或作编)。其实是两种都差不多的。关于搜集的事,我首先仍要感谢常维钧兄,他寄给我北京龙光斋本,又鉴光斋本;天津思过斋本,又石印局本;南京李光明庄本。其次是章矛尘兄,给我杭州码瑙经房本,绍兴许广记本,最近石印本。又其次是我自己,得到广州宝经阁本,又翰元楼本。

这些《玉历》,有繁简两种,是和我的前言相符的。但我调查了一切无常的画像之后,却恐慌起来了。因为书上的“活无常”是花袍、纱帽、背后插刀;而拿算盘,戴高帽子的却是“死有分”!虽然面貌有凶恶和和善之别,脚下有草鞋和布(?)鞋之殊,也不过画工偶然的随便,而最关紧要的题字,则全体一致,曰:“死有分”。呜呼,这明明是专在和我为难。

然而我还不能心服。一者因为这些书都不是我幼小时候所见的那一部,二者因为我还确信我的记忆并没有错。不过撕下一叶来做插画的企图,却被无声无臭地打得粉碎了。只得选取标本各一--南京本的死有分和广州本的活无常--之外,还自己动手,添画一个我所记得的目连戏或迎神赛会中的“活无常”来塞责,如第三图上方。好在我并非画家,虽然太不高明,读者也许不至于嗔责罢。先前想不到后来,曾经对于吴友如先生辈颇说过几句蹊跷话,不料曾几何时,即须自己出丑了,现在就预先辩解几句在这里存案。但是,如果无效,那也只好直抄徐(印世昌)大总统的哲学:听其自然。

还有不能心服的事,是我觉得虽是宣传《玉历》的诸公,于阴间的事情其实也不大了然。例如一个人初死时的情状,那图像就分成两派。一派是只来一位手执钢叉的鬼卒,叫作“勾魂使者”,此外什么都没有;一派是一个马面,两个无常--阳无常和阴无常--而并非活无常和死有分。倘说,那两个就是活无常和死有分罢,则和单个的画像又不一致。如第四图版上的a,阳无常何尝是花袍纱帽?只有阴无常却和单画的死有分颇相象的,但也放下算盘拿了扇。这还可以说大约因为其时是夏天,然而怎么又长了那么长的络腮胡子了呢?难道夏天时疫多,他竟忙得连修刮的工夫都没有了么?这图的来源是天津思过斋的本子,合并声明;还有北京和广州本上的,也相差无几。

b是从南京的李光明庄刻本上取来的,图画和a相同,而题字则正相反了:天津本指为阴无常者,它却道是阳无常。但和我的主张是一致的。那么,倘有一个素衣高帽的东西,不问他胡子之有无,北京人、天津人、广州人只管去称为阴无常或死有分,我和南京人则叫他活无常,各随自己的便罢。“名者,实之宾也”,不关什么紧要的。

不过我还要添上一点c图,是绍兴许广记刻本中的一部分,上面并无题字,不知宣传者于意云何。我幼小时常常走过许广记的门前,也闲看他们刻图画,是专爱用弧线和直线,不大肯作曲线的,所以无常先生的真相,在这里也难以判然。只是他身边另有一个小高帽,却还能分明看出,为别的本子上所无。这就是我所说过的在赛会时候出现的阿领。他连办公时间也带着儿子(?)走,我想,大概是在叫他跟随学习,预备长大之后,可以“无改于父之道”的。

除勾摄人魂外,十殿阎罗王中第四殿五官王的案桌旁边,也什九站着一个高帽脚色。如d图,1取自天津的思过斋本,模样颇漂亮;2是南京本,舌头拖出来了,不知何故;3是广州的宝经阁本,扇子破了;4是北京龙光斋本,无扇,下巴之下一条黑,我看不透它是胡子还是舌头;5是天津石印局本,也颇漂亮,然而站到第七殿泰山王的公案桌边去了:这是很特别的。

又,老虎噬人的图上,也一定画有一个高帽的脚色,拿着纸扇子暗地里在指挥。不知道这也就是无常呢,还是所谓“伥鬼”?但我乡戏文上的伥鬼都不戴高帽子。

研究这一类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死无对证”的学问,是很新颖,也极占便宜的。假使征集材料,开始讨论,将各种往来的信件都编印起来,恐怕也可以出三四本颇厚的书,并且因此升为“学者”。但是,“活无常学者”,名称不大冠冕,我不想干下去了,只在这里下一个武断:--

《玉历》式的思想是很粗浅的:“活无常”和“死有分”,合起来是人生的象征。人将死时,本只须死有分来到。因为他一到,这时候,也就可见“活无常”。

但民间又有一种自称“走阴”或“阴差”的,是生人暂时入冥,帮办公事的脚色。因为他帮同勾魂摄魄,大家也就称之为“无常”;又以其本是生魂也,则别之曰“阳”,但从此便和“活无常”隐然相混了。如第四图版之a,题为“阳无常”的,是平常人的普通装束,足见明明是阴差,他的职务只在领鬼卒进门,所以站在阶下。

既有了生魂入冥的“阳无常”,便以“阴无常”来称职务相似而并非生魂的死有分了。

做目连戏和迎神赛会虽说是祷祈,同时也等于娱乐,扮演出来的应该是阴差,而普通状态太无趣,--无所谓扮演,--不如奇特些好,于是就将“那一个无常”的衣装给他穿上了;--自然原也没有知道得很清楚。然而从此也更传讹下去。所以南京人和我之所谓活无常,是阴差而穿着死有分的衣冠,顶着真的活无常的名号,大背经典,荒谬得很的。

不知海内博雅君子,以为如何?

我本来并不准备做什么后记,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不料目的不达,便变成一面比较,剪贴,一面乱发议论了。那一点本文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一年,这一点后记也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两个月。天热如此,汗流浃背,是亦不可以已乎:爰为结。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写完于广州东堤寓楼之西窗下。(《朝花夕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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