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集》

扣丝杂感

作者:鲁迅

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一四七期)的《随感录》(二八)

〔2〕而写的。

这半年来,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没有一种完全的:《莽原》,《新生》〔3〕,《沉钟》〔4〕。甚至于日本文的《斯文》,里面所讲的都是汉学,末尾附有《西游记传奇》〔5〕,我想和演义来比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至于《语丝》,我所没有收到的统共有六期,后来多从市上的书铺里补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终于买不到,至今还不知道内容究竟是怎样。

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遗失,还是没收的呢?我以为两者都有。没收的地方,是北京,天津,还是上海,广州呢?我以为大约也各处都有。至于没收的缘故,那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确切知道的,有这样几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过一期,不过这还可以说,因为里面有俄国作品的翻译。那时只要一个“俄”字,已够惊心动魄,自然无暇顾及时代和内容。但韦丛芜的《君山》〔6〕,也被扣留。这一本诗,不但说不到“赤”,并且也说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纪一样,是“青”的,而竟被禁锢在邮局里。黎锦明先生早有来信,说送我《烈火集》〔7〕,一本是托书局寄的,怕他们忘记,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将半年,一本也没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没收了,因为火色既“赤”,而况又“烈”乎,当然通不过的。

《语丝》一三二期寄到我这里的时候是出版后约六星期,封皮上写着两个绿色大字道:“扣留”,另外还有检查机关的印记和封条。打开看时,里面是《猓猓人的创世记》,《无题》,《寂寞札记》,《撒园荽》,《苏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会犯禁。我便看《来函照登》,是讲“情死”“情杀”的,不要紧,目下还不管这些事。只有《闲话拾遗》了。这一期特别少,共只两条。一是讲日本的,大约也还不至于犯禁。一是说来信告诉“清党”的残暴手段的,《语丝》此刻不想登。莫非因为这一条么?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为在于检查的人员。

中国近来一有事,首先就检查邮电。这检查的人员,有的是团长或区长,关于论文诗歌之类,我觉得我们不必和他多谈。但即使是读书人,其实还是一样的说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谓革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革命训练弄惯了,将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顾不及增加营养。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画一个工人,手捏铁铲或鹤嘴锹,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风顺,算是好的。现在是要画一个少年军人拿旗骑在马上,里面“严办!严办!”〔8〕这才庶几免于罪戾。至于什么“讽刺”,“幽默”,“反语”,“闲谈”等类,实在还是格不相入。从格不相入,而成为视之懵然,结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乱七八糟,谁也莫明其妙。

还有一层,是终日检查刊物,不久就会头昏眼花,于是讨厌,于是生气,于是觉得刊物大抵可恶——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而非严办不可。我记得书籍不切边,我也是作俑者之一,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后来看见方传宗先生的通信(见本《丝》一二九),竟说得要毛边装订的人有如此可恶〔9〕,不觉满肚子冤屈。但仔细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图书馆员,那么,要他老是裁那并不感到兴趣的毛边书,终于不免生气而大骂毛边党,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检查员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发火,开初或者看得详细点,但后来总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只剩了一条最稳当的路:扣留。

两个月前罢,看见报上记着某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无处存放了,一律焚毁。我那时实在感到心痛,仿佛内中很有几本是我的东西似的。呜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我的《西游记传奇》呵。我的……。

附带还要说几句关于毛边的牢騒。我先前在北京参与印书的时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样无关紧要的小改革,来试一试。一,是首页的书名和著者的题字,打破对称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几行空白;三,就是毛边。现在的结果,第一件已经有恢复香炉烛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时无论怎样叮嘱,而临印的时候,工人终于将第一行的字移到纸边,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无可挽救;第三件被攻击最早,不久我便有条件的降伏了。与李老板〔10〕约:别的不管,只是我的译著,必须坚持毛边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给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还确是毛边。不过在书铺里,我却发见了毫无“毛”气,四面光滑的《彷徨》之类。归根结蒂,他们都将彻底的胜利。所以说我想改革社会,或者和改革社会有关,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头瘟脑,躺在板床上吸烟卷——彩凤牌——了。

言归正传。刊物的暂时要碰钉子,也不但遇到检查员,我恐怕便是读书的青年,也还是一样。先已说过,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这才是“革命文学”。我曾经看见一种期刊上登载一篇文章,后有作者的附白,说这一篇没有谈及革命,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对不起。

〔11〕但自从“清党”以后,这“直截痛快”以外,却又增添了一种神经过敏。“命”自然还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于过激,过激便近于共产党,变了“反革命”了。所以现在的“革命文学”,是在顽固这一种反革命和共产党这一种反革命之间。

于是又发生了问题,便是“革命文学”站在这两种危险物之间,如何保持她的纯正——正宗。这势必至于必须防止近于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将来有趋于赤化之虑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击礼教和白话,即有趋于赤化之忧。因为共产派无视一切旧物,而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12〕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中。我觉得连思想文字,也到处都将窒息,几句白话黑话,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

那么,谈谈风月,讲讲女人,怎样呢?也不行。这是“不革命”。“不革命”虽然无罪,然而是不对的!

现在在南边,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

但这直捷痛快和神经过敏的状态,其实大半也还是视指挥刀的指挥而转移的。而此时刀尖的挥动,还是横七竖八。方向有个一定之后,或者可以好些罢。然而也不过是“好些”,内中的骨子,恐怕还不外乎窒息,因为这是先天性的遗传。

先前偶然看见一种报上骂郁达夫先生,〔13〕说他《洪水》〔14〕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怀好意,恭维汉口。我就去买《洪水》来看,则无非说旧式的崇拜一个英雄,已和现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么恶意来。这就证明着眼光的钝锐,我和现在的青年文学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语丝》的莫明其妙的失踪,大约也许只是我们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检查员云云,倒是假设的恕词。

至于一四五期以后,这里是全都收到的,大约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却以为大约也与吴老先生无关。

“打倒……打倒……严办……严办……”,固然是他老先生亲笔的话,未免有些责任,但有许多动作却并非他的手脚了。在中国,凡是猛人(这是广州常用的话,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阔人三种),都有这种的运命。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

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至于幻得怎样,则当视包围者是三棱镜呢,还是凸面或凹面而异。假如我们能有一种机会,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有怎样地不同。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老实说一句罢,虽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时从旁看来也觉得倒也并不坏。

但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则于是乎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

〔15〕直要待到蔡松坡〔16〕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17〕了。

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

我曾经想做过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

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为懒于筹画,只开目录而没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经想到了两样法子,但反复一想,都无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18〕。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会先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然而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

世事也还是像螺旋。但《语丝》今年特别碰钉子于南方,仿佛得了新境遇,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一点,我自以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这里常见的标语。但由我看来,这仿佛已经成了一句谦虚话,在后方的一大部分的人们的心里,是“革命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了。既然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国的主人翁,则对于一切,当然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刊物虽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于赤化之虑者无论矣,而要说不吉利语,即可以说是颇有近于“反革命”的气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欢。而《语丝》,是每有不肯凑趣的坏脾气的,则其不免于有时失踪也,盖犹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2〕《语丝》第一四七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随感录》二十八是岂明所作的《光荣》。内容是说《语丝》第一四一期登载了一篇《吴公如何》,指斥吴稚晖提议“清党”,残杀异己,因而从那一期以后在南方便都被扣留的事。

〔3〕《新生》 文艺周刊,北京大学新生社编辑发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出至第二十一期停刊。

〔4〕《沉钟》 文艺刊物,沉钟社编辑。一九二五年十月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仅出十期;次年八月改为半月刊,中经休刊复刊,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三十四期停刊。主要作者有林如稷、冯至、陈炜谟、陈翔鹤、杨晦等。这里是指半月刊。

〔5〕《斯文》 月刊,日本出版的汉学杂志,佐久节编,一九一九年二月创刊于东京。该刊自一九二七年一月第九编第一号起连载《西游记杂剧》(非传奇)。《西游记杂剧》,现存本题元吴昌龄撰,实为元末明初杨讷(字景贤)所作,共六卷。我国佚亡已久,一九二六年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见明刊杨东来评本。

〔6〕《君山》 韦丛芜作的长诗,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京未名社出版。

〔7〕黎锦明 湖南湘潭人,小说家。《烈火》是他的短篇小说集(书名无“集”字),一九二六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8〕这是广州的所谓“革命文学社”出版的反共刊物《这样做》(旬刊)第三、四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的封面画,以后各期均沿用。

〔9〕方传宗关于毛边装订的通信,载《语丝》第一二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其中说,毛边装订在作者是作品“内容浅薄的掩丑”,对于读者,则“两百多页的书要受十多分钟裁剖的损失”,所以他反对毛边装订。从通信中知道他当时是福建一个学校的图书馆馆员。

〔10〕李老板 指北新书局主持者李小峰。

〔11〕大概指发表在《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上署名侠子的《东风》一文,作者在文末“附白”中说:

“在这革命火焰高燃的当中,我们所渴望着的文学当然是革命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拙作《东风》载在这革命的刊物里,本来是不对的……

希望读者指正和原谅。”

〔12〕教育部禁止白话 一九二七年九月,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禁止白话文令,说使用白话文是“坐令俚鄙流传,斯文将丧”,下令“所有国文一课,无论编纂何项讲义及课本,均不准再用白话文体,以昭划一而重国学”。

〔13〕郁达夫的受反动报刊攻击的文章,指他在《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发表的《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该文主旨在攻击他认为“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按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大危险”的“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文中有这样一段:“处在目下的这一个世界潮流里,我们要知道,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真正识时务的革命领导者,应该一步不离开民众,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以民众的敌人为敌人,万事要听民众的指挥,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为这是迂阔之谈,那末你们且看着,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这些话对于当时的蒋介石反革命派自然是不利的,所以反动刊物《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上发表叛徒孔圣裔的《郁达夫先生休矣!》一文,攻击说:“我意料不到,万万意料不到郁达夫先生的论调,竟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介石同志的论调,什么英雄主义,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郁达夫先生!你现在是做了共产党的工具,还是想跑去武汉方面升官发财,特使来托托共产党的大脚?”

〔14〕《洪水》 创造社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八月创刊于上海。

初为周刊,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复刊,改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至三十六期停刊。

〔15〕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改元为“洪宪”,自称“中华帝国”皇帝,至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共八十一天。关于他看特印的报纸一事,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引《虎庵杂记》:“项城(按指袁世凯)在京取阅上海各报,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

〔16〕蔡松坡(1882—1916) 名锷,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在昆明起义,任云南都督。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后病故于日本。

〔17〕龙驭上宾于天 封建时代称皇帝的死为“龙驭上宾于天”(或龙驭宾天),即乘龙仙去的意思。《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

〔18〕“清道” 封建时代,帝王和官员出入,先命清扫道路和禁止行人,叫做“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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