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集》

革命文学

作者:鲁迅

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

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

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意大利的唐南遮〔2〕,德国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纳兹〔4〕,中国的吴稚晖。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徒,一位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5〕,都应该作为革命文学的师法,于是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实在是至难之业。

于是不得已,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

〔6〕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7〕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8〕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9〕,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10〕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11〕,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众旬刊》第五期。

〔2〕唐南遮(g.d’annunzio,1863—1938) 通译邓南遮,意大利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又狂热地拥护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受到法西斯主义党的推崇。其创作倾向主要是唯美主义,著有剧本《琪珴康陶》,小说《死的胜利》等。

〔3〕霍普德曼(g.hauptmann,1862—1946) 德国剧作家。

早年写过《日出之前》、《织工》等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竭力赞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并纠合德国的若干知识分子为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辩护。

〔4〕伊本纳兹(1867—1928) 通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党的领导人。因为反对王党,曾两次被西班牙政府监禁。一九二三年又被放逐,侨居法国。主要作品有小说《农舍》、《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5〕吴稚晖于一九二七年秉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呈文,以“救护”国民党为名发起“清党”。

〔6〕这里说的指挥刀下的“革命文学”,指当时一些反动文人发起的反革命法西斯文学。如一九二七年间在广州出现的所谓“革命文学社”,出版《这样做》旬刊,第二斯刊登的《革命文学社章程》中就有“本社集合纯粹中国国民党党员,提倡革命文学……从事本党的革命运动”等语。

〔7〕“杀身成仁”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8〕“笙歌归院落”二句,见唐代白居易所作《宴散》一诗。宋代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说:“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

〔9〕“赋得革命,五言八韵” 科举时代的试帖诗,大抵都用古人诗句或成语,冠以“赋得”二字,以作诗题。清朝又规定每首为五言八韵,即五字一句,十六句一首,二句一韵。这里指那些只有革命口号,空洞无物的作品。

〔10〕叶遂宁(c.a.ecezpz,1895—1925) 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以描写宗法制度下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扬革命的诗,如《苏维埃俄罗斯》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自杀。

〔11〕梭波里(a.m.cohelm,1888—1926) 苏联作家。他在十月革命之后曾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当时的现实而自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土》、短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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