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心集》

知难行难

作者:鲁迅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②,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③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④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⑤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⑥”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⑦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⑧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⑨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佩韦。

②“偃武修文”语见《尚书·武成》。

③“治国平天下”语出《礼记·大学》:“国治而后天下平。”

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帝溥仪(宣统)于二月二十日被迫宣告退位;但按当时订立的优待皇室条件,仍留居故宫。关于胡适见溥仪的事,见《努力周报》第十二期(一九二二年七月)所载胡适的《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

⑤溥仪于一九二四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北京后,即被赶出清宫,搬进天津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他作傀儡,于十一月间把他从天津送往东北;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时,他充当“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康德皇帝”。

⑥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政学系政客。一九二一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报》,提倡“好人政府”。一九二六年受孙传芳任命为淞沪商埠总办,后又投靠蒋介石。

⑦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等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

⑧“知难行易”是孙中山提倡的一种学说,见于他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孙文学说》之中。这一学说认为“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批判了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畏难退缩思想;但也夸大了所谓“先知先觉”者的个人作用。后来蒋介石等人利用这一学说,作为他们反革命反人民的哲学论据。《新月》第二卷第四号(一九二九年六月)转载了胡适所作的题为《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批评“知难行易”学说,提出所谓“专家政治”的主张,要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声言“此说(按指‘知难行易’)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当时胡适一派人的目的是要参加蒋介石政府。

⑨罗隆基(1897~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新月派重要成员。曾留学美国。他写的《沈阳事件》,是评论九一八事变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九月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 二心集》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