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坟》

从胡须说到牙齿

作者:鲁迅

一翻《呐喊》,才又记得我曾在中华民国九年双十节②的前几天做过一篇《头发的故事》;去年,距今快要一整年了罢,那时是《语丝》③出世未久,我又曾为它写了一篇《说胡须》。实在似乎很有些章士钊④之所谓“每况愈下”⑤了,——自然,这一句成语,也并不是章士钊首先用错的,但因为他既以擅长旧学自居,我又正在给他打官司,所以就栽在他身上。当时就听说,——或者也是时行的“流言”,——一位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就愤慨过,以为从胡须说起,一直说下去,将来就要说到屁股,则于是乎便和上海的《晶报》⑥一样了。为什么呢?这须是熟精今典的人们才知道,后进的“束发小生”⑦是不容易了然的。因为《晶报》上曾经登过一篇《太阳晒屁股赋》,屁股和胡须又都是人身的一部分,既说此部,即难免不说彼部,正如看见洗脸的人,敏捷而聪明的学者即能推见他一直洗下去,将来一定要洗到屁股。所以有志于做gentleman⑧者,为防微杜渐起见,应该在背后给一顿奚落的。——如果说此外还有深意,那我可不得而知了。

昔者窃闻之:欧美的文明人讳言下体以及和下体略有渊源的事物。假如以生殖器为中心而画一正圆形,则凡在圆周以内者均在讳言之列;而圆之半径,则美国者大于英。中国的下等人,是不讳言的;古之上等人似乎也不讳,所以虽是公子而可以名为黑臀⑨。讳之始,不知在什么时候;而将英美的半径放大,直至于口鼻之间或更在其上,则[日方]于一千九百二十四年秋。

文人墨客大概是感性太锐敏了之故罢,向来就很娇气,什么也给他说不得,见不得,听不得,想不得。道学先生于是乎从而禁之,虽然很像背道而驰,其实倒是心心相印。然而他们还是一看见堂客的手帕或者姨太太的荒冢就要做诗。我现在虽然也弄弄笔墨做做白话文,但才气却仿佛早经注定是该在“水平线”⑩之下似的,所以看见手帕或荒冢之类,倒无动于中;只记得在解剖室里第一次要在女性的尸体上动刀的时候,可似乎略有做诗之意,——但是,不过“之意”而已,并没有诗,读者幸勿误会,以为我有诗集将要精装行世,传之其人,先在此预告。后来,也就连“之意”都没有了,大约是因为见惯了的缘故罢,正如下等人的说惯一样。否则,也许现在不但不敢说胡须,而且简直非“人之初性本善论”或“天地玄黄赋”⑾便不屑做。遥想土耳其革命⑿后,撕去女人的面幕,是多么下等的事?呜呼,她们已将嘴巴露出,将来一定要光着屁股走路了!

虽然有人数我为“无病呻吟”⒀党之一,但我以为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够明白底细的。倘没有病,谁来呻吟?如果竟要呻吟,那就已经有了呻吟病了,无法可医。——但模仿自然又是例外。即如自胡须直至屁股等辈,倘使相安无事,谁爱去纪念它们;我们平居无事时,从不想到自己的头,手,脚以至脚底心。待到慨然于“头颅谁斫”,“髀肉(又说下去了,尚希绅士淑女恕之)复生”⒁的时候,是早已别有缘故的了,所以,“呻吟”。而批评家们曰:“无病”。我实在艳羡他们的健康。

譬如腋下和胯间的毫毛,向来不很肇祸,所以也没有人引为题目,来呻吟一通。头发便不然了,不但白发数茎,能使老先生揽镜慨然,赶紧拔去;清初还因此杀了许多人。民国既经成立,辫子总算剪定了,即使保不定将来要翻出怎样的花样来,但目下总不妨说是已经告一段落。于是我对于自己的头发,也就淡然若忘,而况女子应否剪发的问题呢,因为我并不预备制造桂花油或贩卖烫剪:事不干己,是无所容心于其间的。但到民国九年,寄住在我的寓里的一位小姐考进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去了,而她是剪了头发的,再没有法可梳盘龙髻或s髻。到这时,我才知道虽然已是民国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⒂,自己的头顶秃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随口呻吟了一篇《头发的故事》。但是,不知怎的,她后来竟居然并不留长,现在还是蓬蓬松松的在北京道上走。

本来,也可以无须说下去了,然而连胡须样式都不自由,也是我平生的一件感愤,要时时想到的。胡须的有无,式样,长短,我以为除了直接受着影响的人以外,是毫无容喙的权利和义务的,而有些人们偏要越俎代谋⒃,说些无聊的废话,这真和女子非梳头不可的教育,“奇装异服”者要抓进警厅去办罪的政治一样离奇。要人没有反拨,总须不加刺激;乡下人捉进知县衙门去,打完屁股之后,叩一个头道:“谢大老爷!”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

不料恰恰一周年,我的牙齿又发生问题了,这当然就要说牙齿。这回虽然并非说下去,而是说进去,但牙齿之后是咽喉,下面是食道,胃,大小肠,直肠,和吃饭很有相关,仍将为大雅所不齿;更何况直肠的邻近还有膀胱呢,呜呼!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即夏历之重九,国民因为主张关税自主,游行示威⒄了。但巡警却断绝交通,至于发生冲突,据说两面“互有死伤”。次日,几种报章(《社会日报》,《世界日报》,《舆论报》,《益世报》,《顺天时报》⒅等)的新闻中就有这样的话:

“学生被打伤者,有吴兴身(第一英文学校),头部刀伤甚重……周树人(北大教

员)齿受伤,脱门牙二。其他尚未接有报告。……”

这样还不够,第二天,《社会日报》,《舆论报》,《黄报》,《顺天时报》又道:

“……游行群众方面,北大教授周树人(即鲁迅)门牙确落二个。……”

舆论也好,指导社会机关也好,“确”也好,不确也好,我是没有修书更正的闲情别致的。但被害苦的是先有许多学生们,次日我到l学校⒆去上课,缺席的学生就有二十余,他们想不至于因为我被打落门牙,即以为讲义也跌了价的,大概是预料我一定请病假。还有几个尝见和未见的朋友,或则面问,或则函问;尤其是朋其⒇君,先行肉薄中央医院,不得,又到我的家里,目睹门牙无恙,这才重回东城,而“昊天不吊”,竟刮起大风来了。

假使我真被打落两个门牙,倒也大可以略平“整顿学风”(22)者和其党徒之气罢;或者算是说了胡须的报应,——因为有说下去之嫌,所以该得报应,——依博爱家言,本来也未始不是一举两得的事。但可惜那一天我竟不在场。我之所以不到场者,并非遵了胡适(23)教授的指示在研究室里用功,也不是从了江绍原(24)教授的忠告在推敲作品,更不是依着易卜生博士的遗训(25)正在“救出自己”;惭愧我全没有做那些大工作,从实招供起来,不过是整天躺在窗下的床上而已。为什么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

然而我的门牙,却是“确落二个”的。

这也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的一例,如果牙齿健全,决不会知道牙痛的人的苦楚,只见他歪着嘴角吸风,模样着实可笑。自从盘古开辟天地以来,中国就未曾发明过一种止牙痛的好方法,现在虽然很有些什么“西法镶牙补眼”的了,但大概不过学了一点皮毛,连消毒去腐的粗浅道理也不明白。以北京而论,以中国自家的牙医而论,只有几个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但是,yes(26),贵不可言。至于穷乡僻壤,却连皮毛家也没有,倘使不幸而牙痛,又不安本分而想医好,怕只好去即求城隍土地爷爷罢。

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并非故意和牙齿不痛的正人君子们立异,实在是“慾罢不能”。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也有遗传的,那么,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无牙医。那时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谓“西法……”也者,惟有《验方新编》(27)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试尽“验方”都不验。后来,一个善士传给我一个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神效。应择那一日,现在已经忘却了,好在这秘方的结果不过是吃栗子,随时可以风干的,我们也无须再费神去查考。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医,服汤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据说这是叫“牙损”,难治得很呢。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

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事情还很多哩,假使我有victor hugo(28)先生的文才,也许因此可以写出一部《les misérables》的续集。然而岂但没有而已么,遭难的又是自家的牙齿,向人分送自己的冤单,是不大合式的,虽然所有文章,几乎十之九是自身的暗中的辩护。现在还不如迈开大步一跳,一径来说“门牙确落二个”的事罢:

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29)自此以来,相承不废,但也因秉政者的变换,仪式上,尤其是行礼之状有些不同:大概自以为维新者出则西装而鞠躬,尊古者兴则古装而顿首。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30),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但届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执事。执事者,将所谓“帛”或“爵”(31)递给鞠躬或顿首之诸公的听差之谓也。民国十一年秋(32),我“执事”后坐车回寓去,既是北京,又是秋,又是清早,天气很冷,所以我穿着厚外套,带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车夫,我相信他是因为磕睡,胡涂,决非章士钊党;但他却在中途用了所谓“非常处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自己跌倒了,并将我从车上摔出。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于是无门牙而讲书者半年,补好于十二年之夏,所以现在使朋其君一见放心,释然回去的两个,其实却是假的。

孔二先生(33)说,“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这话,我确是曾经读过的,也十分佩服。所以如果打落了两个门牙,借此能给若干人们从旁快意,“痛快”,倒也毫无吝惜之心。而无如门牙,只有这几个,而且早经脱落何?但是将前事拉成今事,却也是不甚愿意的事,因为有些事情,我还要说真实,便只好将别人的“流言”抹杀了,虽然这大抵也以有利于己,至少是无损于已者为限。准此,我便顺手又要将章士钊的将后事拉成前事的胡涂账揭出来。

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但是,先前总算是为“公”,现在却像憎恶中医一样,仿佛也挟带一点私怨了,因为他“无故”将我免了官,所以,在先已经说过:我正在给他打官司。近来看见他的古文的答辩书了,很斤斤于“无故”之辩,其中有一段:

“……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

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将周树

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

于是乎我也“之乎者也”地驳掉他:

“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

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

其实,那些什么“答辩书”也不过是中国的胡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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