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

北京通信

作者:鲁迅

蕴儒,培良〔2〕两兄:

昨天收到两份《豫报》〔3〕,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见了那《副刊》。因为它那蓬勃的朝气,实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

你想:从有着很古的历史的中州〔4〕,传来了青年的声音,仿佛在豫告这古国将要复活,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倘使我有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河南的青年。

但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

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咧,什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咧,〔5〕竟有父母愿意儿子吸鸦片的,一吸,他就不至于到外面去,有倾家荡产之虞了。可是这一流人家,家业也决不能长保,因为这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因为我们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缘故。

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

但我却替他们发见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们总得将青年从牢狱里引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想逃避,就须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监狱式生活了,可是真在第一监狱里的犯人,都想早些释放,虽然外面并不比狱里安全。

北京暖和起来了;我的院子里种了几株丁香,活了;还有两株榆叶梅,至今还未发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昨天闹了一个小乱子〔6〕,许多学生被打伤了;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

夜深了,就此搁笔,后来再谈罢。

鲁迅。五月八日夜。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开封《豫报副刊》。

〔2〕蕴儒 姓吕,名琦,河南人,作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他与向培良、高歌等同在开封编辑《豫报副刊》。

培良,姓向,湖南黔阳人,文学团体狂飙社的主要成员。当时常为《莽原》周刊写稿,后来堕落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3〕《豫报》 在河南开封出版的日报,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创刊。

〔4〕中州 上古时代我国分为九州,河南是古代豫州的地方,位于九州中央,所以又称中州。

〔5〕“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 语出《孟子·尽心上》:“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岩墙,危墙。“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语见《史记·袁盎传》。意思是有钱的人不坐在屋檐下(以免被坠瓦击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语见《孝经·开宗明义章》。

〔6〕指北京学生纪念国耻的集会遭压迫一事。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北京各校学生为纪念国耻(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承认“二十一条”)和追悼孙中山,拟在天安门举行集会。但事前北洋政府教育部已训令各校不得放假,当日上午警察厅又派遣巡警分赴各校前后门戒备,禁止学生外出。因此各校学生或行至校门即为巡警拦阻,或在天安门一带被武装警察与保安队马队殴打,多人受伤。午后被迫改在神武门开会,会后结队赴魏家胡同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质问压迫学生爱国运动的理由,又与巡警冲突,被捕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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