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

“碰壁”之余

作者:鲁迅

女师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颇算一个问题,号称“大报”如所谓《现代评论》者,居然也“评论”了好几次。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2〕的一封信,无名小女卒,不在话下。此后是两个作者的“评论”了:陈西滢先生在《闲话》之间评为“臭毛厕”,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师大观剧的经验》里则比作戏场〔3〕。我很吃惊于同是人,而眼光竟有这么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见也不无符合之点:都不将学校看作学校。这一点,也可以包括杨荫榆女士的“学校犹家庭”和段祺瑞执政的“先父兄之教”〔4〕。

陈西滢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5〕的《闲话》作家,那大名我在报纸的广告上早经看熟了,然而大概还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气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师风潮纪事》〔6〕上才识大名,是八月一日拥杨荫榆女士攻入学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现在,却又知道他还是一位达人了,庸人以为学潮的,到他眼睛里就等于“观剧”:这是何等逍遥自在。

据文章上说,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杨女士“不过见面两次”,但却被用电话邀去看“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脚踏车,否则,还要用汽车来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现在,寿命已不可谓不长,而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大认识的女士来邀“观剧”;对于女师大的事说了几句话,尚且因为不过是教一两点功课的讲师,“碰壁之后”,还很恭听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报》上所发表的伟论〔7〕。真的,世界上实在又有各式各样的运气,各式各样的嘴,各式各样的眼睛。

接着又是西滢先生的《闲话》〔8〕:“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现在大部分爱国运动的青年的时间,也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女师风潮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实在有了不得的大意义。”临末还有颇为俏皮的结论道:“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正如人们有各式各样的眼睛一样,也有各式各样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国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讲冷话的人说起来,也许以为意在于一个女性。然而侮蔑若干女性的事,有时也就可以说意在于一个女性。偏执的弗罗特〔9〕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只要并非自以为还钻在外套里的不显本相的脚色。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中国人是“圣之时者也”〔10〕教徒,况且活在二十世纪了,有华道理,有洋道理,轻重当然是都随意而无不合于道的:重男轻女也行,重女轻男也行,为了一个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轻若干女性也行,为了一个男人而轻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从西滢先生看出底细之后,除了哑吧或半阴阳,就都坠入弗罗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

自己坠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还要带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风潮,从有些眼睛看来,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为竟占去了许多可贵的东西,如“报纸的篇幅”“青年的时间”之类,所以,连《现代评论》的“篇幅”和西滢先生的时间也被拖累着占去一点了,而尤其罪大恶极的是触犯了什么“重男轻女”重女轻男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滢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过去了的。

我看,奥国的学者实在有些偏激,弗罗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让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还有那短命的otto weininger〔11〕,他的痛骂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长,学生,同乡,亲戚,爱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乡,简直连自己的妈都骂在内。这实在和弗罗特说一样,都使人难于利用。不知道咱们的教授或学者们,可有方法补救没有?但是,我要先报告一个好消息:weininger早用手枪自杀了。这已经有刘百昭率领打手痛打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的“毛丫头”〔12〕一般“痛快”,他的话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罢。

还有一个好消息。“毛丫头”打出之后,张崧年先生引“罗素之所信”〔13〕道,“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京副》二五○号)又据杨荫榆女士,章士钊总长者流之所说,则捣乱的“毛丫头”是极少数,可见中国的聪明人还多着哩,这是大可以乐观的。

忽而想谈谈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张中国的青年应当多看外国书,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时候,便有论客以为素称学者的鲁迅不该如此,而现在竟至如此,则不但决非学者,而且还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这回佥事免职之后,我在《莽原》上发表了答ks君信,论及章士钊的脚色和文章的时候,又有论客以为因失了“区区全事”而反对章士钊,确是气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而且,岂但没有“学者的态度”而已哉,还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

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至于何时封赠,何时考定,却连我自己也一点不知道。待到他们在报上说出我是学者,我自己也借此知道了原来我是学者的时候,则已经同时发表了我的罪状,接着就将这体面名称革掉了,虽然总该还要恢复,以便第三次的借口。

据我想来,佥事——文士诗人往往误作签事,今据官书正定——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只要看我免职之后,就颇有些人在那里钻谋朴缺,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至于又有些人以为无足重轻者,大约自己现在还不过做几句“说不出”的诗文〔14〕,所以不知不觉地就来“慷他人之慨”了罢,因为人的将来是想不到的。然而,惭愧我还不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15〕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尽如人意”,已经在平政院〔16〕对章士钊提起诉讼了。

提起诉讼之后,我只在答ks君信里论及一回章士钊,但听说已经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别一论客却道是并不大骂,所以鲁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经验的事委实有点希奇,每有“碰壁”一类的事故,平时回护我的大抵愿我设法应付,甚至于暂图苟全。平时憎恶我的却总希望我做一个完人,即使敌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阴谋,也应该正襟危坐,毫无愤怨,默默地吃苦;或则戟指嚼舌,喷血而亡。为什么呢?自然是专为顾全我的人格起见喽。

够了,我其实又何尝“碰壁”,至多也不过遇见了“鬼打墙”罢了。

九月十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十五期。

〔2〕“一个女读者” 参看本卷第79页注〔5〕。下文的“”是作者自造的字,即女性的“卒”。

〔3〕李仲揆(1889—1971) 名四光,字仲揆,湖北黄冈人,地质学家。他在科学研究上有卓越贡献,创立了地质力学。曾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其中说:“有一天晚上(按为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已经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先生打来一次电话,她大致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

……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我当时想到,杨先生和我不过见面两次,……又想到如若杨先生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所以我快快的应允了杨先生,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我们骑自转车的人是死对头,千万不要客气。”

〔4〕段祺瑞(1864—1936) 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曾随袁世凯创建北洋军,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国务总理。一九二四年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一九二六年屠杀北京爱国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同年四月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下台。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发布了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对教员学生大加恫吓:“迩来学风不靖。屡次变端。一部分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交相结托。破坏学纪。……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具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先父兄之教”,语出汉代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5〕“久已夫非一日矣” 语出清代梁章巨《制义丛话》卷二十四,原作“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是梁所举叠床架屋的八股文滥调的例句。

〔6〕《女师风潮纪事》 载《妇女周刊》第三十六、三十七两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二十六日),作者署名晚愚。其中说及八月一日的事:“八一晨,全校突布满武装军警,各室封锁,截断电话线,停止伙食,断绝交通。同学相顾失色。继而杨氏率打手及其私党……

凶拥入校,旋即张贴解散四班学生之布告。”

〔7〕高仁山 江苏江阴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晨报》“时论”栏发表的《大家不管的女师大》一文中说:“最奇怪的就是女师大的专任及主任教授都那里去了?学校闹到这样地步,何以大家不出来设法维持?诸位专任及主任教授,顶好同学生联合起来,商议维持学校的办法,不要让教一点两点钟兼任教员来干涉你们诸位自己学校的事情。”

〔8〕陈西滢这篇《闲话》载《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先说五卅惨案、沙面惨案还没有解决,又造谣说“苏俄无故的逮捕了多少中国人,监禁在黑黯的牢狱里”,也没有人“反抗”,然后即说到“女师风潮”,讲了鲁迅所摘引的那些话。

〔9〕弗罗特(s.freud,1856—1939) 通译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libido),特别是性慾的潜力所产生的。

〔10〕“圣之时者也” 孟轲赞美孔丘的话,见《孟子·万章》。

〔11〕otto weininger 华宁该尔(1880—1903),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曾于一九○三年出版《性与性格》一书,攻击妇女,力图证明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12〕刘百昭 湖南武冈人,当时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兼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一九二五年八月六日,章士钊在国务会议上提请停办女师大,当即通过,十日由教育部下令执行。学生闻讯后即开会决议,坚决反对,并在教员中公举九人,学生中公举十二人,组织校务维持会负责校务,于八月十日正式成立。八月十七日,章士钊又决定在女师大校址另立所谓“女子大学”,于十九日派刘百昭前往筹办。刘到校后即禁上校务维持会活动,并于二十二日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出校,将她们禁闭在报子街补习科中。“毛丫头”一语,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京报》吴稚晖关于女师大问题的《答大同晚报》。该文篇末说:“言止于此。我不愿在这国家存亡即在呼吸的时候,经天纬地,止经纬到几个毛丫头身上去也。”

〔13〕张崧年 河北献县人;当时教育部的编译员。他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京报副刊》发表的关于女师大问题的通信中说:

“此所以使我日益相信,如罗素之所信,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罗素(b.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曾来我国讲学。

〔14〕“说不出气”诗文 这是作者对当时某些随意抹杀别人作品,而自己实际水平很低的文人的讽刺。参看《集外集·“说不出”》。

〔15〕“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 唐代韩愈《拘幽操——文王羑里作》中的句子。据《史记·周本纪》:“崇侯虎谮西伯(按即周文王)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拘幽操》是韩愈模拟文王的口气写的一首诗。

〔16〕平政院 北洋政府的官署名称,一九一四年置,直属于总统,是审理及纠弹官吏违法行为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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