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

我观北大

作者:鲁迅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2〕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

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3〕的招牌来“作之师”〔4〕,并且分送金款〔5〕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6〕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7〕,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8〕,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十二月十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

〔2〕指高仁山。参看本卷第120页注〔7〕。

〔3〕“整顿学风” 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起草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由段祺瑞发布。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

〔4〕“作之师” 语见《尚书·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5〕金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因法郎贬值,坚持中国对法国的庚子赔款要以金法郎支付。一九二五年春,段祺瑞政府不顾当时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同意了法方的无理要求,从作为赔款抵押的中国盐税中付给债款后,收回余额一千多万元,这笔款被称为“金款”。它们除大部充作北洋政府的军政开支外,从中拨出一百五十万元作为教育经费,当时一些私立大学曾提出分享这笔钱,章士钊则坚持用于清理国立八校的积欠,“分送金款”即指此事。

〔6〕彭允彝 字静仁,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北京大学为了反对他,曾一度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又因章士钊“思想陈腐,行为卑鄙”,也宣言反对他担任教育总长,与教育部脱离关系。所以这里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

〔7〕暗地里做总长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群众为要求关税自主,举行示威游行,提出“驱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钊”等口号。章士钊即潜逃天津,并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上宣称:“幸天相我。局势顿移。所谓鸟官也者。已付之自然淘汰。”其实那时段祺瑞并未下台,章士钊也仍在暗中管理部务。

〔8〕章士钊当时一再压迫北京大学,如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甲寅》周刊即散布解放北大的谣言,进行威胁;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停发北大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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