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续编》

“死地”

作者:鲁迅

从一般人,尤其是久受异族及其奴仆鹰犬的蹂躏的中国人看来,杀人者常是胜利者,被杀者常是劣败者。而眼前的事实也确是这样。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2〕,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但北京的所谓言论界,总算还有评论,虽然纸笔喉舌,不能使洒满府前的青年的热血逆流入体,仍复苏生转来。无非空口的呼号,和被杀的事实一同逐渐冷落。

但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3〕,前去送死的。倘以为徒手请愿是送死,本国的政府门前是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4〕。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

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历史上所记的关于改革的事,总是先仆后继者,大部分自然是由于公义,但人们的未经“死之恐怖”,即不容易为“死之恐怖”所慑,我以为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得一个这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即如这一回,以这许多生命的损失,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将一部分人心的机微示给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死地是极其广博。

现在恰有一本罗曼罗兰的《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5〕在我面前,其中说:加尔是主张人类为进步计,即不妨有少许污点,万不得已,也不妨有一点罪恶的;但他们却不愿意杀库尔跋齐,因为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

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

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三月二十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2〕言语道断 佛家语。《璎珞经》:“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言语道断”,原意是不可言说,这里表示悲愤到无话可说。

〔3〕死地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在三月二十日的“时论”栏发表了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诬蔑爱国青年“激于意气,挺(铤)而走险,乃陷入姦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指责徐谦等“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一掷……必慾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同时该文还恶毒攻击“共产派诸君故杀青年,希图利己”。三月二十二日,《晨报》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胡说“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按即他所谓“群众领袖”)之手”。

〔4〕“没齿而无怨言” 语见《论语·宪问》。没齿,终身之意。

〔5〕《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之一,作于一九二四年。其中有这样的情节:国约议会议员库尔跋齐因反对罗伯斯庇尔捕杀丹东,在议会投票判决丹东死刑时,他放弃投票,并中途退出会场;

同时他的妻子又在家中接待一个被通缉的吉隆德派分子(她的情人),被人告发。他的朋友政治委员会委员加尔来到他家,告以委员会要他公开宣布对被通缉者的态度;在他拒绝以后,加尔便给予两张事先准备好的假名假姓的护照,劝他带着妻子一同逃走,并告诉他已得到罗伯斯庇尔的默许。鲁迅这里所举的就是加尔在这时候对库尔跋齐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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