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续编》

再来一次

作者:鲁迅

去年编定《热风》时,还有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几篇。但有一篇,却原想编进去的,因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从缺。现在居然寻出来了;待《热风》再版时,添上这篇,登一个广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读者们再买一本,于我倒不无裨益。但是,算了罢,这实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将来收入杂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补遗罢。

这是关于章士钊先生的——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章行严先生在上海批评他之所谓“新文化”说,“二桃杀三士”怎样好,“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便怎样坏,而归结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2〕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杀三士”并非僻典,旧文化书中常见的。但既然是“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我们便看看《晏子春秋》〔3〕罢。

《晏子春秋》现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这古典就在该石印本的卷二之内。大意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于是晏老先生以为无礼,和景公说,要除去他们了。那方法是请景公使人送他们两个桃子,说道,“你三位就照着功劳吃桃罢。”呵,这可就闹起来了:

“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

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

钞书太讨厌。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独生,也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便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4〕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为“每下愈况”〔5〕问题,我曾经很受了些自以为公平的青年的教训,说是因为他革去了我的“签事”,我便那么奚落他。现在我在此只得特别声明:这还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报副刊》上的。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诗哲”,也还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间或也登一点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时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生”的,也毫无“睚眦之怨”〔7〕。

那“动机”〔8〕,大概不过是想给白话的流行帮点忙。

在这样“祸从口出”之秋,给自己也辩护得周到一点罢。

或者将曰,且夫这次来补遗,却有“打落水狗”之嫌,“动机”就很“不纯洁”了。然而我以为也并不。自然,和不多时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热剌剌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据我看来,他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在租界里而已〔9〕:北京依旧是他所豢养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兴风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给一下小打击,岂遂可与“打落水狗”同日而语哉?!

但不知怎的,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辩起来了,以为这不过是小事。这是真的,不过是小事。

〔10〕弄错一点,又何伤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齐国,于中国也无损。农民谁懂得《梁父吟》呢,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11〕。但我以为攻击白话的豪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将白话来代文言,即使有点不妥,反正也不过是小事情。

我虽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门下钻,没有看见满桌满床满地的什么德文书的荣幸,但偶然见到他所发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习惯的并非一成不变,文字语言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用以欺瞒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护文言,内骨子也不过是这样。

如果我的检验是确的,那么,“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闲话》所谓“有些志士”的通病,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后似乎应该另买几本德文书,来讲究“节育”。

五月二十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2〕章士钊(行严)关于“二桃杀三士”的一段话,见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发表于上海《新闻报》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夫语以耳辨。徒资口谈。文以目辨。更贵成诵。则其取音之繁简连截。有其自然。不可强混。如园有桃。笔之于书。词义俱完。今曰此于语未合也。必曰园里有桃子树。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3〕《晏子春秋》 撰人不详。内容是记载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平仲)的言行。这里所引的一段,见该书卷二《谏》下。

〔4〕《梁父吟》 亦作《梁甫吟》,乐府楚调曲名。此篇系乐府古辞(旧题诸葛亮作,不确),鲁迅上文所引“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为诗中的最末两句。“相国”一作“国相”。

〔5〕“每下愈况”语见《庄子·知北游》。参看本卷第114页注〔5〕。

〔6〕《“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一文,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晨报副刊》(署名雪之),其时编辑为孙伏园;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志摩(即文中说的“诗哲”)编辑。关于“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话,参看本卷第236页注〔16〕。

〔7〕“睚眦之怨” 意即小小的仇恨。语见《史记·范睢传》:

“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发表《杨德群女士事件》一文,以答复女师大学生雷榆等五人为三一八惨案烈士杨德群辩诬的信,其中暗指鲁迅说:“因为那‘杨女士不大愿意去’一句话,有些人在许多文章里就说我的罪状比执政府卫队还大!比军阀还凶!……不错,我曾经有一次在生气的时候揭穿过有些人的真面目,可是,难道四五十个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眦之仇却不可不报吗?”

〔8〕“动机”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闲话》中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作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年轻的人,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都是混杂的。”

〔9〕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冯玉祥国民军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准备放弃北京。段祺瑞趁机阴谋与奉系军阀里应外合,赶走冯军。四月十日凌晨,驻守北京的国民军包围段宅和执政府,段闻讯后即逃往东交民巷。随着段祺瑞的倒台,章士钊也逃到天津租界。

〔10〕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上重新刊载他所作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前面加了一段按语,其中说:“北京报纸。屡以文中士与读书人对举。为不合情实。意谓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读书人。此等小节。宁关谋篇本旨。且不学曰学。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11〕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 这是针对章士钊所谓农业救国论而说的。章曾一再鼓吹什么“农村立国”,如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六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发表的《农国辨》一文中说:“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形无形。姑且放弃。返求诸农。

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庶乎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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