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续编》

记“发薪”

作者:鲁迅

下午,在中央公园里和c君做点小工作〔2〕,突然得到一位好意的老同事的警报,说,部里今天发给薪水了,计三成;

但必须本人亲身去领,而且须在三天以内。

否则?

否则怎样,他却没有说。但这是“洞若观火”的,否则,就不给。

只要有银钱在手里经过,即使并非檀越〔3〕的布施,人是也总爱逞逞威风的,要不然,他们也许要觉到自己的无聊,渺小。明明有物品去抵押,当铺却用这样的势利脸和高柜台;明明用银元去换铜元,钱摊却帖着“收买现洋”的纸条,隐然以“买主”自命。钱票当然应该可以到负责的地方去换现钱,而有时却规定了极短的时间,还要领签,排班,等候,受气;

军警督压着,手里还有国粹的皮鞭。

不听话么?不但不得钱,而且要打了!

我曾经说过,中华民国的官,都是平民出身,并非特别种族。虽然高尚的文人学士或新闻记者们将他们看作异类,以为比自己格外奇怪,可鄙可嗤;然而从我这几年的经验看来,却委实不很特别,一切脾气,却与普通的同胞差不多,所以一到经手银钱的时候,也还是照例有一点借此威风一下的嗜好。

“亲领”问题的历史,是起源颇古的,中华民国十一年,就因此引起过方玄绰〔4〕的牢騒,我便将这写了一篇《端午节》。

但历史虽说如同螺旋,却究竟并非印板,所以今之与昔,也还是小有不同。在昔盛世,主张“亲领”的是“索薪会”——

呜呼,这些专门名词,恕我不暇一一解释了,而且纸张也可惜。——的骁将,昼夜奔走,向国务院呼号,向财政部坐讨,一旦到手,对于没有一同去索的人的无功受禄,心有不甘,用此给吃一点小苦头的。其意若曰,这钱是我们讨来的,就同我们的一样;你要,必得到这里来领布施。你看施衣施粥,有施主亲自送到受惠者的家里去的么?

然而那是盛世的事。现在是无论怎么“索”,早已一文也不给了,如果偶然“发薪”,那是意外的上头的嘉惠,和什么“索”丝毫无关。不过临时发布“亲领”命令的施主却还有,只是已非善于索薪的骁将,而是天天“画到”,未曾另谋生活的“不贰之臣”了。所以,先前的“亲领”是对于没有同去索薪的人们的罚,现在的“亲领”是对于不能空着肚子,天天到部的人们的罚。

但这不过是一个大意,此外的事,倘非身临其境,实在有些说不清。譬如一碗酸辣汤,耳闻口讲的,总不如亲自呷一口的明白。近来有几个心怀叵测的名人间接忠告我,说我去年作文,专和几个人闹意见,不再论及文学艺术,天下国家.是可惜的。殊不知我近来倒是明白了,身历其境的小事,尚且参不透,说不清,更何况那些高尚伟大,不甚了然的事业?我现在只能说说较为切己的私事,至于冠冕堂皇如所谓“公理”之类,就让公理专家去消遣罢。

总之,我以为现在的“亲领”主张家,已颇不如先前了,这就是“孤桐先生”之所谓“每况愈下”。而且便是空牢騒如方玄绰者,似乎也已经很寥寥了。

“去!”我一得警报,便走出公园,跳上车,径奔衙门去。

一进门,巡警就给我一个立正举手的敬礼,可见做官要做得较大,虽然阔别多日,他们也还是认识的。到里面,不见什么人,因为办公时间已经改在上午,大概都已亲领了回家了。觅得一位听差,问明了“亲领”的规则,是先到会计科去取得条子,然后拿了这条子,到花厅里去领钱。

就到会计科,一个部员看了一看我的脸,便翻出条子来。

我知道他是老部员,熟识同人,负着“验明正身”的重大责任的;接过条子之后,我便特别多点了两个头,以表示告别和感谢之至意。

其次是花厅了,先经过一个边门,只见上帖纸条道:“丙组”,又有一行小注是“不满百元”。我看自己的条子上,写的是九十九元,心里想,这真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5〕。

……”同时便直撞进去。看见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说道这“不满百元”是指全俸而言,我的并不在这里,是在里间。

就到里间,那里有两张大桌子,桌旁坐着几个人,一个熟识的老同事就招呼我了;拿出条子去,签了名,换得钱票,总算一帆风顺。这组的旁边还坐着一位很胖的官,大概是监督者,因为他敢于解开了官纱——也许是纺绸,我不大认识这些东西。——小衫,露着胖得拥成折叠的胸肚,使汗珠雍容地越过了折叠往下流。

这时我无端有些感慨,心里想,大家现在都说“灾官”“灾官”,殊不知“心广体胖”的还不在少呢。便是两三年前教员正嚷索薪的时候,学校的教员豫备室里也还有人因为吃得太饱了,咳的一声,胃中的气体从嘴里反叛出来。

走出外间,那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还在,便拉住他发牢騒。

“你们怎么又闹这些玩艺儿了?”我说。

“这是他的意思……。”他和气地回答,而且笑嘻嘻的。

“生病的怎么办呢?放在门板上抬来么?”

“他说:这些都另法办理……。”

我是一听便了然的,只是在“门——衙门之门——外汉”怕不易懂,最好是再加上一点注解。这所谓“他”者,是指总长或次长而言。此时虽然似乎所指颇蒙胧,但再掘下去,便可以得到指实,但如果再掘下去,也许又要更蒙胧。总而言之,薪水既经到手,这些事便应该“适可而止,毋贪心也”的,否则,怕难免有些危机。即如我的说了这些话,其实就已经不大妥。

于是我退出花厅,却又遇见几个旧同事,闲谈了一回。知道还有“戊组”,是发给已经死了的人的薪水的,这一组大概无须“亲领”。又知道这一回提出“亲领”律者,不但“他”,也有“他们”在内。所谓“他们”者,粗粗一听,很像“索薪会”的头领们,但其实也不然,因为衙门里早就没有什么“索薪会”,所以这一回当然是别一批新人物了。

我们这回“亲领”的薪水,是中华民国十三年二月份的。

因此,事前就有了两种学说。一,即作为十三年二月的薪水发给。然而还有新来的和新近加俸的呢,可就不免有向隅之感。于是第二种新学说自然起来:不管先前,只作为本年六月份的薪水发给。不过这学说也不大妥,只是“不管先前”这一句,就很有些疵病。

这个办法,先前也早有人苦心经营过。去年章士钊将我免职之后,自以为在地位上已经给了一个打击,连有些文人学士们也喜得手舞足蹈。然而他们究竟是聪明人,看过“满床满桌满地”的德文书的,即刻又悟到我单是抛了官,还不至于一败涂地,因为我还可以得欠薪,在北京生活。于是他们的司长刘百昭便在部务会议席上提出,要不发欠薪,何月领来,便作为何月的薪水。这办法如果实行,我的受打击是颇大的,因为就受着经济的迫压。然而终于也没有通过。那致命伤,就在“不管先前”上;而刘百昭们又不肯自称革命党,主张不管什么,都从新来一回。

所以现在每一领到政费,所发的也还是先前的钱;即使有人今年不在北京了,十三年二月间却在,实在也有些难于说是现今不在,连那时的曾经在此也不算了。但是,既然又有新的学说起来,总得采纳一点,这采纳一点,也就是调和一些。因此,我们这回的收条上,年月是十三年二月的,钱的数目是十五年六月的。

这么一来,既然并非“不管先前”,而新近升官或加俸的又可以多得一点钱,可谓比较的周到。于我是无益也无损,只要还在北京,拿得出“正身”来。

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钱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

我觉得已是一个精神上的财主;只可惜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刘百昭就来动摇过。将来遇见善于理财的人,怕还要设立一个“欠薪整理会”,里面坐着几个人物,外面挂着一块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们都到那里去接洽。几天或几月之后,人不见了,接着连招牌也不见了;于是精神上的财主就变了物质上的穷人了。

但现在却还的确收了九十九元,对于生活又较为放心,趁闲空来发一点议论再说。

七月二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五期。

〔2〕c君 即齐寿山。“做点小工作”,指翻译《小约翰》。

〔3〕檀越 梵文音译,意为施主。

〔4〕方玄绰 作者一九二二年所作短篇小说《端午节》(后收入《呐喊》)中的人物,并非真有其人;但小说描写的是当时实际情况的一斑。

〔5〕“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语出《文选·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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