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续编》

学界的三魂

作者:鲁迅

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2〕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记得?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过引起我想到一个题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

国魂也该这样。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曰“学界”。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3〕宋重理学〔4〕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5〕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但仍然不知道从谁的口中说出,所以还不外乎一种“流言”。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姦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6〕先生的话: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国民新报副刊》四三)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这也并非硬要将我辈的魂挤进国魂里去,贪图与教授名流的魂为伍,只因为事实仿佛是这样。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7〕,也爱看《四杰村》〔8〕,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9〕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

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

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为一部分士女所心悦诚服的李景林〔10〕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报纸上所传非虚。今天的《京报》即载着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道:

“予预计于旧历正月间,当能与君在天津晤谈;若天津攻击竟至失败,则拟俟三四月间卷土重来,若再失败,则暂投土匪,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为中华民国之故罢。

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

话又说远了,回到本题去。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11〕的招牌,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12〕,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但学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颜色;只是代表官魂的还不是章士钊,因为上头还有“减膳”执政〔13〕在,他至多不过做了一个官魄;现在是在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了。〔14〕我不看《甲寅》〔15〕,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官话呢,匪话呢,民话呢,衙役马弁话呢?……

一月二十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六十四期。

本文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如下:“今天到东城去教书,在新潮社看见陈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学门口看见《现代评论》,那《闲话》里正议论着章士钊的《甲寅》,说‘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时做官僚,……’这么一来,我上文的‘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云云,就又有了‘放冷箭’的嫌疑了。现在特地声明:我原先是不过就一般而言,如果陈教授觉得痛了,那是中了流弹。要我在‘至今还没有完’之后,加一句‘如陈源等辈就是’,自然也可以。至于‘顺我者“通”’的通字,却是此刻所改的,那根据就在章士钊之曾称陈源为‘通品’。别人的褒奖,本不应拿来讥笑本人,然而陈源现就用着‘土匪’的字样。有一回的《闲话》(《现代评论》五十)道:‘我们中国的批评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在地上找寻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按照他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半分人气’,是早应该说明谁是土匪,积案怎样,谁是剽窃,证据如何的。现在倘有记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权威’六字,即曾见于《民报副刊》广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这位陈源教授的‘人气’有几多。

“从此,我就以别人所说的‘东吉祥派’、‘正人君子’、‘通品’等字样,加于陈源之上了,这回是用了一个‘通’字;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但对于没有这样举动的人,我却不肯先动手;而且也以文字为限,‘捏造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长技,自信至今还不屑为。在马弁们的眼里虽然是‘土匪’,然而‘盗亦有道’的。记起一件别的事来了。

前几天九校‘索薪’的时候,我也当作一个代表,因此很会见了几个前‘公理维持会’即‘女大后援会’中人。幸而他们倒并不将我捆送三贝子花园或运入深山,‘投畀豺虎’,也没有实行‘割席’,将板凳锯开。终于‘学官’‘学匪’,都化为‘学丐’,同聚一堂,大讨其欠账,——

自然是讨不来。记得有一个洋鬼子说过:中国先是官国,后来是土匪国,将来是乞丐国。单就学界而论,似乎很有点上这轨道了。想来一定有些人要后悔,去年竟抱了‘有奶不是娘’主义,来反对章士钊的罢。

一月二十五日东壁灯下写。”

〔2〕《国魂》 国家主义派所办的一种旬刊,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创刊,次年一月改为周刊。该刊第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载有姜华的《学匪与学阀》一文,主要意思是煽动北京的学生起来打倒马裕藻一派的所谓“学匪”(按马裕藻是当时反对章士钊、杨荫榆的女师大教员之一);但又故作公正地小骂了章士钊几句。这里说到《京报副刊》,是因为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该刊载有何曾亮(即周作人)驳斥姜华的《国魂之学匪观》一文。

〔3〕汉朝选用人材的制度中,有推举“孝子”和“廉士”做官的一项办法,因此社会上就产生了许多虚伪矫情的事情。《太平御览》卷四一一引刘向《孝子图》记郭巨埋儿的事说:“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没,分财二千万为两,分与两弟,己独取母供养。……妻产男,虑养之则妨供养,乃令妻抱儿,慾掘地埋之。于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铁券云:‘赐孝子郭巨。’……遂得兼养儿。”又卷四八二引干宝《搜神记》记丁兰刻木的事说:“丁兰,河内野王人。年十五,丧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养如生。邻人有所借,木母颜和则与,不和不与。后邻人忿兰,盗斫木母,应刀血出。兰乃殡殓,报仇。汉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4〕理学 亦称道学,即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那些理学家在服装上也往往和一般人不同。如《程氏外书》记程颐的服装说:“先生常服茧袍,高帽檐劣半寸,系绦。曰:此野人之服也。”

〔5〕帖括 科举考试文体之名。唐代考试制度,明经科以“帖经”试士。《文献通考·选举二》:“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后考生因帖经难记,就总括经文编成歌诀,叫帖括。后世因称科举应试的文章为帖括;这里是指清代的制义,即八股文。“且夫”、“然则”,是这一类文字中的滥调。

〔6〕源增 姓谷,山东文登人,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国民新报副刊》载有他翻译的《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一文,这里的引文即见于该文的译后记中。

〔7〕《双官诰》 戏曲名。明代杨善之著有传奇《双官诰》。后来京剧中也有此剧,内容是:薛广出外经商,讹传已死,他的第二妾王春娥守节抚养儿子薛倚。后来薛广做了高官回家,薛倚也及第还乡,由此王春娥便得了双重的官诰。

〔8〕《四杰村》 京剧名。故事出自清代无名氏著《绿牡丹》。

内容是:骆宏勋被历城县知县贺世赖诬为强盗,在解往京城途中,又被四杰村恶霸朱氏兄弟将囚车夺去,慾加杀害,幸为几个绿林好汉将他救出,并放火烧了四杰村。

〔9〕刘玄德 刘备(161—223),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三国时在西蜀称帝。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以他作为主要人物之一。宋公明,长篇小说《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宋江,其原型是北宋末山东一带农民起义的领袖。

〔10〕李景林 字芳岑,河北枣强人,奉系军阀,曾任直隶督军。

一九二五年冬,奉军郭松龄倒戈与张作霖作战,冯玉祥国民军也乘机对李景林发动攻击,占领天津。李逃匿租界,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到济南收拾残部,与张宗昌联合,称为直鲁联军,准备反攻。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就是这时发表的。

〔11〕“整顿学风”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章士钊草拟的“整顿学风令”,并由执政府明令发表。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

〔12〕顺我者“通” 这是作者对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讽刺。

参看本卷第5页注〔4〕。

〔13〕“减膳”执政 指段祺瑞。一九二五年五月,北京学生因章士钊禁止纪念“五七”国耻,于九日向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提出罢免章士钊的要求;章即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于十一日向段祺瑞辞职,并在辞呈中向段献媚说:“钊诚举措失当。众怒齐撄。一人之祸福安危。自不足计。万一钧座因而减膳。时局为之不宁。……钊有百身。亦何能赎。”

〔14〕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群众为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举行游行示威,提出“驱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钊”等口号,章士钊即潜逃天津。

〔15〕《甲寅》 指《甲寅》周刊。参看本卷第113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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