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续编补编》

《阿q正传》的成因

作者:鲁迅

在《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2〕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

“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慾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rǔ。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rǔ,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3〕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

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4〕这些人有四类: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

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想要钻进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5〕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6〕,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7〕)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

“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8〕,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9〕了么?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10〕,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11〕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另干了别的什么,现在也已经记不清,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

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圆”?不但对于阿q,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

“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

“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

乎?乎?

但阿q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12〕。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这里枪毙一个强盗,两个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枪,一共打了七枪。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还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这么多。当时我便对我的一群少年同学们发感慨,说:这是民国初年初用枪毙的时候的情形;现在隔了十多年,应该进步些,无须给死者这么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场,刑吏就从后脑一枪,结果了性命,本人还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区”,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远。

但是前几天看见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报》,又知道我的话并不的确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条新闻,题目是《杜小拴子刀铡而死》,共分五节,现在撮录一节在下面——

杜小拴子刀铡余人枪毙 先时,卫戍司令部因为从了毅军各兵士的请求,决定用“枭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场以前,刑场已预备好了铡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长形的,下边是木底,中缝有厚大而锐利的刀一把,刀下头有一孔,横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动,杜等四人入刑场之后,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车,就叫他们脸冲北,对着已备好的刑桌前站着。……杜并没有跪,有外右五区的某巡官去问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后来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时行刑兵已将刀抬起,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铡,杜的身首,就不在一处了。当时血出极多。

在旁边跪等枪决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赵振一名,身上还发起颤来。后由某排长拿手枪站在宋等的后面,先毙宋振山,后毙李有三赵振,每人都是一枪毙命。……先时,被害程步墀的两个儿子忠智忠信,都在场观看,放声大哭,到各人执刑之后,去大喊:爸!妈呀!你的仇已报了!我们怎么办哪?听的人都非常难过,后来由家族引导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的小说来,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13〕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

这真是怎么好……。

至于《阿q正传》的译本,我只看见过两种。〔14〕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欧罗巴》上,还止三分之一,是有删节的。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

十二月三日,在厦门写。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十八期。

〔2〕《文学周报》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一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原名《文学旬刊》,为《时事新报》副刊之一,郑振铎等主编。一九二三年七月改名《文学》(周刊)。一九二五年五月改名《文学周报》,独立发行,一九二九年六月停刊,前后约出四百期。西谛,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

他的文章发表于《文学周报》第二五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题目就叫《“呐喊”》。

〔3〕这些话都是针对高长虹说的。高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走到出版界》的《革革革命及其他》一则内,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但不久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走到出版界》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却攻击鲁迅已“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中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例,以见“老人”之难免“倒下”,说:

“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按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

〔4〕这里所说的“有人”,指高长虹等。高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里说:“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同时谩骂鲁迅“要以主帅自诩”。“别人”,指陈西滢等。

〔5〕孙伏园(1894—1966) 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后在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先后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

曾与作者同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6〕“下里巴人” 古代楚国的通俗歌曲。《文选》卷四十五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7〕高一涵 安徽六安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撰稿者。这里所引文字见于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闲话》。在这篇《闲话》中,他指责当时著作家“多以骂人起家”,接着就以《阿q正传》为例,说了这里所引的一段话。

〔8〕“走到出版界” 高长虹在他主编的《狂飙》周刊上陆续发表的批评文字的总题,后印有单行本,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

〔9〕“绥惠略夫” 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以绥惠略夫自比,说他初访鲁迅的情形,使他“想像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亚拉籍夫也是《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

〔10〕“会逢其适” 语见《文中子·中说·周公》,原是“会当其意有所适”的意思。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发表的《毁法辨》中错误地把它当作“适逢其会”来用。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予讽刺。

〔11〕何作霖 广东东莞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晨报》编辑。

〔12〕grotesk 德语,意思是古怪的、荒诞的。

〔13〕包龙图 即包拯(999—1062),宋代安徽合肥人,曾官龙图阁直学士。旧日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在《三侠五义》等小说或戏剧中,都有他用铡刀铡人的故事。

〔14〕指敬隐渔译的法文本和梁社乾译的英文本。法文译本发表在罗曼·罗兰主编的《欧罗巴》月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序》被删去,其余各章均有节略。英文译本一九二六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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