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外集拾遗》

又是“古已有之”

作者:鲁迅

太炎先生〔2〕忽然在教育改进社年会的讲坛上“劝治史学”以“保存国性”,真是慨乎言之。但他漏举了一条益处,就是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

衣萍先生〔3〕大概是不甚治史学的,所以将多用惊叹符号应该治罪的话,当作一个“幽默”。其意盖若曰,如此责罚,当为世间之所无有者也。而不知“古已有之”矣。

我是毫不治史学的。所以于史学很生疏。但记得宋朝大闹党人〔4〕的时候,也许是禁止元祐学术的时候罢,因为党人中很有几个是有名的诗人,便迁怒到诗上面去,政府出了一条命令,不准大家做诗,违者笞二百!〔5〕而且我们应该注意,这是连内容的悲观和乐观都不问的,即使乐观,也仍然答一百!

那时大约确乎因为胡适之〔6〕先生还没有出世的缘故罢,所以诗上都没有用惊叹符号,如果用上,那可就怕要笞一千了,如果用上而又在“唉”“呵呀”的下面,那一定就要笞一万了,加上“缩小像细菌放大像炮弹”〔7〕的罪名,至少也得笞十万。衣萍先生所拟的区区打几百关几年,未免过于从轻发落,有姑容之嫌,但我知道他如果去做官,一定是一个很宽大的“民之父母”〔8〕,只是想学心理学是不很相宜的〔9〕。

然而做诗又怎么开了禁呢?听说是因为皇帝先做了一首,于是大家便又动手做起来了。

可惜中国已没有皇帝了,只有并不缩小的炮弹在天空里飞,那有谁来用这还未放大的炮弹呢?

呵呀!还有皇帝的诸大帝国皇帝陛下呀,你做几首诗,用些惊叹符号,使敝国的诗人不至于受罪罢!唉!!!这是奴隶的声音,我防爱国者要这样说。

诚然,这是对的,我在十三年之前,确乎是一个他族的奴隶,国性还保存着,所以“今尚有之”,而且因为我是不甚相信历史的进化的,所以还怕未免“后仍有之”。旧性是总要流露的,现在有几位上海的青年批评家,不是已经在那里主张“取缔文人”,不许用“花呀”“吾爱呀”了么?但还没有定出“笞令”来。

倘说这不定“笞令”,比宋朝就进化;那么,我也就可以算从他族的奴隶进化到同族的奴隶,臣不胜屏营欣忭之至!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2〕太炎章炳麟,参看本卷第6页注〔6〕。一九二四年七月五日,他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上,作《劝治史学及论史学利病》的讲演,其中说:“生为一国之民,不治本国史学,直谓之无国家无国民性之人可也,聚几万万无国民性之人以立国,则国魂已失。”教育改进社,全称“中华教育改进社”,一九二二年七月成立于济南。主要成员有熊希龄、陶知行(行知)、王伯秋等。〔3〕衣萍章鸿熙(1900—1947),字衣萍,安徽绩溪人。当时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是《语丝》撰稿人之一。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晨报副刊》发表《感叹符号与新诗》一文,针对张耀翔的所谓多用感叹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的论调、用幽默讽刺的笔法提出“请愿政府明令禁止”做白话诗、用感叹号。“凡做一首白话诗者打十板屁股”;“凡用一个感叹号者罚洋一元”;“凡出版一本白话诗集或用一百个感叹号者,处以三年的监禁或三年有期徒刑;出版三、四本的白话诗集或用一千个以上的感叹号者,即枪毙或杀头”。〔4〕宋朝大闹党人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宰相,实行变法,遭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形成新党与旧党之争。宋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得势,他们的政治学术思想被称为元祐学术。后来宋徽宗打击旧党,严禁元祐学术传播。《宋史g徽宗纪》*兀撼缒晔辉拢兆谙纶骸耙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察举,必罚无赦。”并将司马光、苏轼等三○九人镌名立碑于太学端礼门前,指为姦党,称为党人碑,或元祐党碑。

〔5〕关于宋朝禁诗的事,据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禁。……何丞相伯通适领修律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诗遂盛行于宣和之末。”按文中所说“笞二百”鲁迅曾予更正,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g笞*傧刁滓话僦蟆贰〔6〕胡适之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北京大学教授。曾为《新青年》杂志编辑之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他的《尝试集》(一九二○年出版)被张耀翔用作攻击新诗使用惊叹号的例证之一。

〔7〕“缩小像细菌放大像炮弹”张耀翔在《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四月)发表《新诗人的情绪》一文,把当时出版的胡适《尝试集》、康白情《草儿》、郭沫若《女神》等新诗集里面的惊叹号加以统计,并讽刺说:“仰看像一阵春雨,俯看像数亩禾田;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认为这是消极、悲观、厌世情绪的表现,多用惊叹符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8〕“民之父母”语见《诗经g小雅g南山有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旧时常用以称呼地方官。

〔9〕这是对张耀翔的讽刺。张耀翔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中华心理学会刊物《心理》杂志的编辑主任。他在《新诗人的情绪》一文中说:“职是之故,心理学者关于情绪之研究,远较他种精神研究为少……余久慾努力於情绪之研究……其方法为何,即取其专为表情之著作——诗,盛行之白话诗——而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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