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拾遗补编》

来信(张孟闻)

作者:鲁迅

从前,我们几个人,曾经发刊过一种半月刊,叫做(大风》,因为各人事情太忙,又苦于贫困,出了不多几期,随即停刊。现在,因为革命过了,许多朋友饭碗革掉了,然而却有机会可以做文章,而且有时还能聚在一起,所以又提起兴致来,重行发刊《大风》。在宁波,我和印刷局去商量,那位经理先生看见了这《大风》两个字就吓慌了。于是再商量过,请夏丐尊先生为我们题签,改称《山雨》。我们自己都是肚里雪亮,晓得这年头儿不容易讲话,一个不好便会被人诬陷,丢了头颅的。所以写文章的时候,是非凡小心在意,谨慎恐惧,惟恐请到监狱里去。——实在的,我们之中已有好几个尝过那味儿了,我自己也便是其一。我们不愿意冤枉尝试第二次,所以写文章和选稿子,是十二分道地的留意,经过好几个人的自己“戒严”,觉得是万无疵累,于是由我送到印刷局去,约定前星期六去看大样。在付印以前,已和上海的开明书店,现代书局,新学会社,以及杭州,汉口,……等处几个书店接洽好代售的事情,所以在礼拜六以前,我们都安心地等待刊物出现。这虽然是小玩意儿,但是自己经营东西,总满是希罕珍爱着的,因而望它产生出来的心情,也颇恳切。

上礼拜六的下午,我跑去校对,印书店的老板却将原稿奉还,我是赶着送终了,而《山雨》也者,便从此寿终正寝。整册稿子,毫无违碍字样,然而竟至于此者,年头儿大有关系。印书店老板奉还稿子时,除了诚恳地道歉求恕之外,并且还有声明,他说:“先生,我们无有不要做生意的道理,实在是经不起风浪惊吓。这刊物,无论是怎样地文艺性的或什么性的,我们都不管,总之不敢再印了。去年,您晓得的,也是您的朋友,拿了东西给我们印,结果是身入囹圄,足足地坐了个把月,天天担心着绑去斫头。店里为我拿出了六七百元钱不算外,还得封闭了几天。乡下住着的老年双亲,凄惶地跑上城来,哭着求别人讲情。在军阀时候,乡绅们还有面子好买,那时候是开口就有土豪劣绅的嫌疑。先生,我也吓得够了,我不要再惊动自己年迈的父母,再不愿印刷那些刊物了。

收受您的稿子,原是那时别人的糊涂,先生,我也不好说您文章里有甚么,只是求您原谅赐恩,别再赐顾这等生意了。”

看还给我的稿纸,已经有了黑色的手指印,也晓得他们已经上过版,赔了几许排字工钱了。听了这些话,难道还能忍心逼着他们硬印吗?于是《山雨》就此寿终了。

鲁迅先生,我们青年的能力,若低得只能说话时,已经微弱得可哀了;然而却有更可哀的,不敢将别人负责的东西排印。同时,我们也做了非常可哀的弱羊,于是我们就做了无声而待毙的羔羊。倘使有人要绑起我们去宰割时,也许并像鸡或猪一般的哀啼都不敢作一声的。

啊,可惊怕的沉默!难道这便是各地方沉默的真相吗?总之,我们就是这样送了《山雨》的终。并不一定是我们的怯懦,大半却是心中的颓废感情主宰了我们,教我们省一事也好。不过还留有几许落寞怅惘的酸感,所以写了这封信给你。倘使《语丝》有空隙可借,请将这信登载出来。我们顺便在这里揩油道谢,谢各个书局承允代售的好意。

《山雨》最“违碍”的文章,据印书店老板说是《偶像与奴才》那一篇。这是我做的,在三年以前,身在南京,革命军尚在广东,而国府委员经子渊先生尚在宁波第四中学做校长,——然而据说到而今尚是招忌的文字,然而已经革过命了!这信里一并奉上,倘可采登,即请公布,俾国人知文章大不易写。倘使看去太不像文章,也请寄还,因为自己想保存起来,留个《山雨》死后——夭折——的纪念!!

祝您努力!

张孟闻启。三月二十八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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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十七期,在《偶像与奴才》和张孟闻来信之后。张孟闻,笔名西屏,浙江宁波人,当时是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和驿亭私立春晖中学教师。

〔2〕《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它的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不革命”,是创造社某些成员批评《语丝》及其撰稿人的用语,如麦克昂(郭沫若)在《文化批判》第三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发表的《留声机器的回音》中说:“语丝派的不革命的文学家,……照他们在实践上的表示看来倒还没有甚么积极的反革命的行动。”〔3〕f.h.allport奥耳波特,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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