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拾遗补编》

我的种痘

作者:鲁迅

上海恐怕也真是中国的“最文明”的地方,在电线柱子和墙壁上,夏天常有劝人勿吃天然冰的警告,春天就是告诫父母,快给儿女去种牛痘的说帖,上面还画着一个穿红衫的小孩子。我每看见这一幅图,就诧异我自己,先前怎么会没有染到天然痘,呜呼哀哉,于是好像这性命是从路上拾来似的,没有什么希罕,即使姓名载在该杀的“黑册子”〔2〕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但自然,几分是在所不免的。

现在,在上海的孩子,听说是生后六个月便种痘就最安全,倘走过施种牛痘局的门前,所见的中产或无产的母亲们抱着在等候的,大抵是一岁上下的孩子,这事情,现在虽是不属于知识阶级的人们也都知道,是明明白白了的。我的种痘却很迟了,因为后来记的清清楚楚,可见至少已有两三岁。虽说住的是偏僻之处,和别地方交通很少,比现在可以减少输入传染病的机会,然而天花却年年流行的,因此而死的常听到。我居然逃过了这一关,真是洪福齐天,就是每年开一次庆祝会也不算过分。否则,死了倒也罢了,万一不死而脸上留一点麻,则现在除年老之外,又添上一条大罪案,更要受青年而光脸的文艺批评家的奚落了。幸而并不,真是叨光得很。

那时候,给孩子们种痘的方法有三样。一样,是淡然忘之,请痘神随时随意种上去,听它到处发出来,随后也请个医生,拜拜菩萨,死掉的虽然多,但活的也有,活的虽然大抵留着瘢痕,但没有的也未必一定找不出。一样是中国古法的种痘,将痘痂研成细末,给孩子由鼻孔里吸进去,发出来的地方虽然也没有一定的处所,但粒数很少,没有危险了。人说,这方法是明末发明的〔3〕,我不知道可的确。

第三样就是所谓“牛痘”了,因为这方法来自西洋,所以先前叫“洋痘”。最初的时候,当然,华人是不相信的,很费过一番宣传解释的气力。这一类宝贵的文献,至今还剩在《验方新编》〔4〕中,那苦口婆心虽然大足以感人,而说理却实在非常古怪的。例如,说种痘免疫之理道:“‘痘为小儿一大病,当天行时,尚使远避,今无故取婴孩而与之以病,可乎?’曰:‘非也。譬之捕盗,乘其羽翼未成,就而擒之,甚易矣;譬之去莠,及其滋蔓未延,芟而除之,甚易矣。……’”

但尤其非常古怪的是说明“洋痘”之所以传入中国的原因:

“予考医书中所载,婴儿生数日,刺出臂上污血,终身可免出痘一条,后六道刀法皆失传,今日点痘,或其遗法也。夫以万全之法,失传已久,而今复行者,大约前此劫数未满,而今日洋烟入中国,害人不可胜计,把那劫数抵过了,故此法亦从洋来,得以保全婴儿之年寿耳。若不坚信而遵行之,是违天而自外于生生之理矣!……”

而我所种的就正是这抵消洋烟之害的牛痘。去今已五十年,我的父亲也不是新学家,但竟毅然决然的给我种起“洋痘”来,恐怕还是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因为我后来检查藏书,属于“子部医家类”〔5〕者,说出来真是惭愧得很,——实在只有《达生篇》〔6〕和这宝贝的《验方新编》而已。

那时种牛痘的人固然少,但要种牛痘却也难,必须待到有一个时候,城里临时设立起施种牛痘局来,才有种痘的机会。我的牛痘,是请医生到家里来种的,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时候可完全不知道了,推测起来,总该是春天罢。这一天,就举行了种痘的仪式,堂屋中央摆了一张方桌子,系上红桌帷,还点了香和蜡烛,我的父亲抱了我,坐在桌旁边。上首呢,还是侧面,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这种仪式的出典,也至今查不出。

这时我就看见了医官。穿的是什么服饰,一些记忆的影子也没有,记得的只是他的脸:胖而圆,红红的,还带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镜。尤其特别的是他的话我一点都不懂。凡讲这种难懂的话的,我们这里除了官老爷之外,只有开当铺和卖茶叶的安徽人,做竹匠的东阳人,和变戏法的江北佬。官所讲者曰“官话”,此外皆谓之“拗声”。他的模样,是近于官的,大家都叫他“医官”,可见那是“官话”了。官话之震动了我的耳膜,这是第一次。

照种痘程序来说,他一到,该是动刀,点浆了,但我实在糊涂,也一点都没有记忆,直到二十年后,自看臂膊上的疮痕,才知道种了六粒,四粒是出的。但我确记得那时并没有痛,也没有哭,那医官还笑着摩摩我的头顶,说道:“乖呀,乖呀!”

什么叫“乖呀乖呀”,我也不懂得,后来父亲翻译给我说,这是他在称赞我的意思。然而好像并不怎么高兴似的,我所高兴的是父亲送了我两样可爱的玩具。现在我想,我大约两三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实利主义者的了,这坏性质到老不改,至今还是只要卖掉稿子或收到版税,总比听批评家的“官话”要高兴得多。

一样玩具是朱熹所谓“持其柄而摇之,则两耳还自击”的鼗鼓〔7〕,在我虽然也算难得的事物,但仿佛曾经玩过,不觉得希罕了。最可爱的是另外的一样,叫作“万花筒”,是一个小小的长圆筒,外糊花纸,两端嵌着玻璃,从孔子较小的一端向明一望,那可真是猗欤休哉,里面竟有许多五颜六色,希奇古怪的花朵,而这些花朵的模样,都是非常整齐巧妙,为实际的花朵丛中所看不见的。况且奇迹还没有完,如果看得厌了,只要将手一摇,那里面就又变了另外的花样,随摇随变,不会雷同,语所谓“层出不穷”者,大概就是“此之谓也”罢。

然而我也如别的一切小孩——但天才不在此例——一样,要探检这奇境了。我于是背着大人,在僻远之地,剥去外面的花纸,使它露出难看的纸版来;又挖掉两端的玻璃,就有一些五色的通草丝和小片落下;最后是撕破圆筒,发见了用三片镜玻璃条合成的空心的三角。花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想做它复原,也没有成功,这就完结了。我真不知道惋惜了多少年,直到做过了五十岁的生日,还想找一个来玩玩,然而好像究竟没有孩子时候的勇猛了,终于没有特地出去买。否则,从竖着各种旗帜的“文学家”看来,又成为一条罪状,是无疑的。

现在的办法,譬如半岁或一岁种过痘,要稳当,是四五岁时候必须再种一次的。但我是前世纪的人,没有办得这么周密,到第二,第三次的种痘,已是二十多岁,在日本的东京了,第二次红了一红,第三次毫无影响。

最末的种痘,是十年前,在北京混混的时候。那时也在世界语专门学校〔8〕里教几点钟书,总该是天花流行了罢,正值我在讲书的时间内,校医〔9〕前来种痘了。我是一向煽动人们种痘的,而这学校的学生们,也真是令人吃惊。都已二十岁左右了,问起来,既未出过天花,也没有种过牛痘的多得很。况且去年还有一个实例,是颇为漂亮的某女士缺课两月之后,再到学校里来,竟变换了一副面目,肿而且麻,几乎不能认识了;还变得非常多疑而善怒,和她说话之际,简直连微笑也犯忌,因为她会疑心你在暗笑她,所以我总是十分小心,庄严,谨慎。自然,这情形使某种人批评起来,也许又会说是我在用冷静的方法,进攻女学生的。但不然,老实说罢,即使原是我的爱人,这时也实在使我有些“进退维谷”〔10〕,因为柏拉图式的恋爱论〔11〕,我是能看,能言,而不能行的。

不过一个好好的人,明明有妥当的方法,却偏要使细菌到自己的身体里来繁殖一通,我实在以为未免太近于固执;倒也不是想大家生得漂亮,给我可以冷静的进攻。总之,我在讲堂上就又竭力煽动了,然而困难得很,因为大家说种痘是痛的。再四磋商的结果,终于公举我首先种痘,作为青年的模范,于是我就成了群众所推戴的领袖,率领了青年军,浩浩荡荡,奔向校医室里来。

虽是春天,北京却还未暖和的,脱去衣服,点上四粒豆浆,又赶紧穿上衣服,也很费一点时光。但等我一面扣衣,一面转脸去看时,我的青年军已经溜得一个也没有了。自然,牛痘在我身上,也还是一粒也没有出。

但也不能就决定我对于牛痘已经决无感应,因为这校医和他的痘浆,实在令我有些怀疑。他虽是无政府主义者,博爱主义者,然而托他医病,却是不能十分稳当的。也是这一年,我在校里教书的时候,自己觉得发热了,请他诊察之后,他亲爱的说道:

“你是肋膜炎,快回去躺下,我给你送葯来。”

我知道这病是一时难好的,于生计大有碍,便十分忧愁,连忙回去躺下了,等着葯,到夜没有来,第二天又焦灼的等了一整天,仍无消息。夜里十时,他到我寓里来了,恭敬的行礼:

“对不起,对不起,我昨天把葯忘记了,现在特地来赔罪的。”

“那不要紧。此刻吃罢。”

“阿呀呀!葯,我可没有带了来……”

他走后,我独自躺着想,这样的医治法,肋膜炎是决不会好的。第二天的上午,我就坚决的跑到一个外国医院〔12〕去,请医生详细诊察了一回,他终于断定我并非什么肋膜炎,不过是感冒。我这才放了心,回寓后不再躺下,因此也疑心到他的痘浆,可真是有效的痘浆,然而我和牛痘,可是那一回要算最后的关系了。

直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我才又遇到了种痘的机会。那时我们从闸北火线上逃到英租界的一所旧洋房里〔13〕,虽然楼梯和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因四近还是胡琴声和打牌声,真如由地狱上了天堂一样。过了几天,两位大人来查考了,他问明了我们的人数,写在一本簿子上,就昂然而去。我想,他是在造难民数目表,去报告上司的,现在大概早已告成,归在一个什么机关的档案里了罢。后来还来了一位公务人员,却是洋大人,他用了很流畅的普通语,劝我们从乡下逃来的人们,应该赶快种牛痘。

这样不化钱的种痘,原不妨伸出手去,占点便宜的,但我还睡在地板上,天气又冷,懒得起来,就加上几句说明,给了他拒绝。他略略一想,也就作罢了,还低了头看着地板,称赞我道:

“我相信你的话,我看你是有知识的。”

我也很高兴,因为我看我的名誉,在古今中外的医官的嘴上是都很好的。

但靠着做“难民”的机会,我也有了巡阅马路的工夫,在不意中,竟又看见万花筒了,听说还是某大公司的制造品。我的孩子是生后六个月就种痘的,像一个蚕蛹,用不着玩具的贿赂;现在大了一点,已有收受贡品的资格了,我就立刻买了去送他。然而很奇怪,我总觉得这一个远不及我的那一个,因为不但望进去总是昏昏沉沉,连花朵也毫不鲜明,而且总不见一个好模样。

我有时也会忽然想到儿童时代所吃的东西,好像非常有味,处境不同,后来永远吃不到了。但因为或一机会,居然能够吃到了的也有。然而奇怪的是味道并不如我所记忆的好,重逢之后,倒好像惊破了美丽的好梦,还不如永远的相思一般。我这时候就常常想,东西的味道是未必退步的,可是我老了,组织无不衰退,味蕾当然也不能例外,味觉的变钝,倒是我的失望的原因。

对于这万花筒的失望,我也就用了同样的解释。

幸而我的孩子也如我的脾气一样——但我希望他大起来会改变——他要探检这奇境了。首先撕去外面的花纸,露出来的倒还是十九世纪一样的难看的纸版,待到挖去一端的玻璃,落下来的却已经不是通草条,而是五色玻璃的碎片。围成三角形的三块玻璃也改了样,后面并非摆锡,只不过涂着黑漆了。

这时我才明白我的自责是错误的。黑玻璃虽然也能返光,却远不及镜玻璃之强;通草是轻的,易于支架起来,构成巨大的花朵,现在改用玻璃片,就无论怎样加以动摇,也只能堆在角落里,像一撮沙砾了。这样的万花筒,又怎能悦目呢?

整整的五十年,从地球年龄来计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从人类历史上说,却已经是半世纪,柔石丁玲〔14〕他们,就活不到这么久。我幸而居然经历过了,我从这经历,知道了种痘的普及,似乎比十九世纪有些进步,然而万花筒的做法,却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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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上海《文学》月刊第一卷第二号。

〔2〕“黑册子”指一九三三年六月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发出的预谋暗杀革命、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内部反蒋分子的黑名单。美国人伊罗生在上海主办的《中国论坛》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三三年七月)曾以《钩命单》为标题将它披露,其中列有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茅盾等五十六人。

〔3〕关于中国古法种痘,相传始于宋代,至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已设立痘疹专科。清代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曾有记载。

〔4〕《验方新编》清代鲍相趝编著,八卷,是过去流行的通俗医葯书。本文引用的两段话,见该书卷五“痘症”。“六道”原作“穴道”;“今日”原作“今之”。

〔5〕“子部医家类”中国古代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医学书籍属“子”部“医家”。

〔6〕《达生篇》清代亟斋居士(王琦)著,一卷,是过去流行的中医妇产科专书。

〔7〕朱熹(1130—1200)字元晦,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理学家。著有《四书集注》、《诗集传》等。这里的引文见《四书集注·论语·微子》注文,“两耳”原作“旁耳”。〔8〕世界语专门学校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鲁迅于一九二三年九月至一九二五年三月在该校义务授课。

〔9〕这个校医名叫邓梦仙。

〔10〕“进退维谷”语见《诗经·大雅·桑柔》。〔11〕柏拉图式的恋爱论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所著《邦国篇》中宣扬的精神恋爱论。

〔12〕外国医院指日本人开设的山本医院。〔13〕逃到英租界的一所旧洋房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事时,鲁迅的住所临近战区,一月三十日他全家避居内山书店,二月六日又迁至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的楼上暂住,三月中旬回寓。〔14〕柔石(1902—1931)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作家,“左联”成员。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政府秘密杀害。著有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二月》等。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作家,左联成员。著有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中篇小说《水》等。她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在上海被捕,鲁迅写这篇文章时,正误传她在南京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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