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腔北调集》

《自选集》自序

作者:鲁迅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2〕上提倡“文学革命”〔3〕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4〕,见过二次革命〔5〕,见过袁世凯称帝〔6〕,张勋复辟〔7〕,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8〕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9〕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本可以顷刻读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选一本集。推测起来,恐怕因为这么一办,一者能够节省读者的费用,二则,以为由作者自选,该能比别人格外明白罢。对于第一层,我没有异议;至第二层,我却觉得也很难。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没有法,就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

“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10〕然而这又不似做那《呐喊》时候的故意的隐瞒,因为现在我相信,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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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

这本《自选集》内收《野草》中的七篇:《影的告别》、《好的故事》、《过客》、《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呐喊》中的五篇:《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鸭的喜剧》;《彷徨》中的五篇:《在酒楼上》、《肥皂》、《示众》、《伤逝》、《离婚》;《故事新编》中的两篇:《奔月》、《铸剑》;《朝花夕拾》中的三篇:《狗·猫·鼠》、《无常》、《范爱农》。共计二十二篇。

〔2〕《新青年》参看本卷第305页注〔16〕。《新青年》最初的编辑是陈独秀。在北京出版后,主要成员有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复、吴虞等。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新青年》团体逐渐发生分化。鲁迅是这个团体中的重要撰稿人。

〔3〕“文学革命”指“五四”时期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

〔4〕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革命果实很快就被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所窃夺。

〔5〕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因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而言,所以称为“二次革命”。它很快就被袁世凯扑灭。

〔6〕袁世凯称帝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原为清朝大臣,他在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实行帝制,自称皇帝,定年号为“洪宪”;同年三月被迫撤销。〔7〕张勋复辟张勋(1854—1923),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在任安徽督军时,从徐州带兵到北京,七月一日和康有为等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败。〔8〕“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原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致友人弗里杰什·凯雷尼信中的话,鲁迅在《野草·希望》中曾引用。

〔9〕“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语见屈原《离騒》。鲁迅曾引用它作为《彷徨》的题辞。

〔10〕这两句话,引自《呐喊·自序》。

祝中俄文字之交〔1〕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

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2〕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3〕的变幻,又在《新小说》〔4〕上,看见了焦士威奴(julesverne)〔5〕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hari*洌澹颍龋幔纾纾幔颍洌┑男说了,〔6〕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至于俄国文学,却一点不知道,——但有几位也许自己心里明白,而没有告诉我们的“先觉”先生,自然是例外。不过在别一方面,是已经有了感应的。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7〕,虽然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现在的国货的作品中,还常有“苏菲”一类的名字,那渊源就在此。

那时——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文学,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很影响了德国文学,但这和中国无关,因为那时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关系的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他们一面也翻译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选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给印度人读的读本来教我们的青年以拉玛和吉利瑟那(ramaandkrishna)〔8〕的对话,然而因此也携带了阅读那些选集的可能。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

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见,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零星的译品且不说罢,成为大部的就有《俄国戏曲集》〔9〕十种和《小说月报》增刊的《俄国文学研究》〔10〕一大本,还有《被压迫民族文学号》〔11〕两本,则是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

于是也遭了文人学士的讨伐,有的主张文学的“崇高”,说描写下等人是鄙俗的勾当〔12〕,有的比创作为处女,说翻译不过是媒婆〔13〕,而重译尤令人讨厌。的确,除了《俄国戏曲集》以外,那时所有的俄国作品几乎都是重译的。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们虽然从安特来夫(laandreev)的作品里遇*搅丝植溃⒍景纤绶颍ǎ虯artsy-bashev)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但也从珂罗连珂(vakorolenko)〔14〕学得了宽宏,从戈理基(maxi*恚牵铮颍耄└受了反抗。读者大众的共鸣和热爱,早不是几个论客的自私的曲说所能掩蔽,这伟力,终于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儿(katherinemansfield)的绅士也重译了都介涅夫的《父与子》,〔15〕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译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16〕。

这之间,自然又遭了文人学士和流氓警犬的联军的讨伐。对于绍介者,有的说是为了卢布〔17〕,有的说是意在投降〔18〕,有的笑为“破锣”〔19〕,有的指为共党,而实际上的对于书籍的禁止和没收,还因为是秘密的居多,无从列举。

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有些人们,也译了《莫索里尼传》,也译了《希特拉传》,但他们绍介不出一册现代意国或德国的白色的大作品,《战后》〔20〕是不属于希特拉〔21〕的i字旗下的*端赖氖だ贰玻玻病秤种好以“死”自傲。但苏联文学在我们却已有了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23〕,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微支的《铁流》;此外中篇短篇,还多得很。凡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枪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的怀里去,给一一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对于苏联的“舆论”,刹时都转变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许多报章,总要提起几点苏联的好处,有时自然也涉及文艺上:“复交”〔24〕之故也。然而,可祝贺的却并不在这里。自利者一淹在水里面,将要灭顶的时候,只要抓得着,是无论“破锣”破鼓,都会抓住的,他决没有所谓“洁癖”。然而无论他终于灭亡或幸而爬起,始终还是一个自利者。随手来举一个例子罢,上海称为“大报”的《申报》,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张着“组织苏联考察团”(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时评),而一面又将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称为“反动书籍”(同二十七日新闻)么?

可祝贺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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