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且介亭杂文》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作者:鲁迅

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国民党中很有些有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据,因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一等宝贵的人,他们决不至于使他们去练习做剿灭的材料。不过权力者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

我们有一个传说。大约二千年之前,有一个刘先生,积了许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飞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愿意。为什么呢?她舍不得住着的老房子,养着的鸡和狗。刘先生只好去恳求上帝,设法连老房子,鸡,狗,和他们俩全都弄到天上去,这才做成了神仙。〔2〕也就是大大的变化了,其实却等于并没有变化。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是一定赞成的。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宝贵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宝贵。

于是许多青年们,共产主义者及其嫌疑者,左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这些嫌疑者的朋友们,就到处用自己的血来洗自己的错误,以及那些权力者们的错误。权力者们的先前的错误,是受了他们的欺骗的,所以必得用他们的血来洗干净。然而另有许多青年们,却还不知底细,在苏联学毕,骑着骆驼高高兴兴的由蒙古回来了。我记得有一个外国旅行者还曾经看得酸心,她说,他们竟不知道现在在祖国等候他们的,却已经是绞架。

不错,是绞架。但绞架还不算坏,简简单单的只用绞索套住了颈子,这是属于优待的。而且也并非个个走上了绞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有一条路,是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他内心的忏悔,能忏悔的人,精神是极其崇高的。

从此而不知忏悔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成了该杀的罪人。而且这罪人,却又给了别人无穷的便利;他们成为商品,可以卖钱,给人添出职业来了。而且学校的风潮,恋爱的纠纷,也总有一面被指为共产党,就是罪人,因此极容易的得到解决。如果有谁和有钱的诗人辩论,那诗人的最后的结论是: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我有钱,他反对我,所以他是共产党。于是诗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车,凯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却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萌芽,在文学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里很有些从外国学来,或在本国学得的富于智识的青年,他们自然是觉得的,最先用的是极普通的手段:禁止书报,压迫作者,终于是杀戮作者,五个左翼青年作家〔3〕就做了这示威的牺牲。然而这事件又并没有公表,他们很知道,这事是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4〕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

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5〕。他们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脸色,决定了脸色一致的人种,就得取同一的行为,所以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级斗争,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争。他们还想到了成吉思汗,作为理想的标本,描写他的孙子拔都汗,怎样率领了许多黄色的民族,侵入斡罗斯,将他们的文化摧残,贵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隶。

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但为了扑灭斡罗斯,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权力者,现在已经明白了古之斡罗斯,即今之苏联,他们的主义,是决不能增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现在的拔都汗是谁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于是民族主义文学家也只好顺风转舵,改为对于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许多热心的青年们往南京去请愿,要求出兵;然而这须经过极辛苦的试验,火车不准坐,露宿了几日,才给他们坐到南京,有许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脚走。到得南京,却不料就遇到一大队曾经训练过的“民众”,手里是棍子,皮鞭,手枪,迎头一顿打,使他们只好脸上或身上肿起几块,当作结果,垂头丧气的回家,有些人还从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里淹死了,据报上说,那是他们自己掉下去的。〔6〕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场,他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已经完成了送丧的任务。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样的,出去的时候,有杂乱的乐队,有唱歌似的哭声,但那目的是在将悲哀埋掉,不再记忆起来;目的一达,大家走散,再也不会成什么行列的了。

但是,革命文学是没有动摇的,还发达起来,读者们也更加相信了。

于是别一方面,就出现了所谓“第三种人”,是当然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一相关,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不过他们,忠实于文学的“第三种人”,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左翼批评家不懂得文学,为邪说所迷,对于他们的好作品,都加以严酷而不正确的批评,打击得他们写不出来了。所以左翼批评家,是中国文学的刽子手。〔7〕

至于对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呢,他们不谈,因为这是属于政治的,一谈,就失去他们的作品的永久性了;况且禁压,或杀戮“中国文学的刽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种人”的永久的文学,伟大的作品的保护者。

这一种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诉,虽然也是一种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学并不为它所击退。“民族主义文学”已经自灭,“第三种文学”又站不起来,这时候,只好又来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们所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了。他们是极有组织的,吹一声哨,动手,又一声哨,停止,又一声哨,散开。临走还留下了传单,说他们的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8〕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不知从那里飞来一块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这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书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学家”将自己的“好作品”来卖给他了,他知道印出来是没有人看的,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和一块窗玻璃相当,而可以免去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

压迫书店,真成为最好的战略了。

但是,几块石子是还嫌不够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查禁了一大批书,计一百四十九种,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译本。要举出几个作者来,那就是高尔基(gorky),卢那卡尔斯基(lunacharsky),斐定(fedin),法捷耶夫(fadeev),绥拉斐摩维支(serafimovich),辛克莱(uptonsinclair),甚而至于梅迪林克(maeterlinck),梭罗古勃(sologub),斯忒林培克(strindberg)。〔9〕这真使出版家很为难,他们有的是立刻将书缴出,烧毁了,有的却还想补救,和官厅去商量,结果是免除了一部分。为减少将来的出版的困难起见,官员和出版家还开了一个会议。在这会议上,有几个“第三种人”因为要保护好的文学和出版家的资本,便以杂志编辑者的资格提议,请采用日本的办法,在付印之前,先将原稿审查,加以删改,以免别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连累而禁止,或印出后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亏。这提议很为各方面所满足,当即被采用了,〔10〕虽然并不是光荣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开始了实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11〕,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胡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们的引日本为榜样,是错误的。日本固然不准谈阶级斗争,却并不说世界上并无阶级斗争,而中国则说世界上其实无所谓阶级斗争,都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不准谈,为的是守护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删削书籍杂志,但在被删削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地方是受了删削,而中国却不准留空白,必须连起来,在读者眼前好像还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说着意思不明的昏话。这种在现在的中国读者面前说昏话,是弗理契(friche)〔12〕,卢那卡尔斯基他们也在所不免的。

于是出版家的资本安全了,“第三种人”的旗子不见了,他们也在暗地里使劲的拉那上了绞架的同业的脚,而没有一种刊物可以描出他们的原形,因为他们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在读者,只看见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国一向有名的前进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变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实际上,文学界的阵线却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

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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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英文刊物《现代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参看本书《附记》。

〔2〕东晋葛洪《神仙传》卷四载:西汉淮南王刘安吃了仙葯成仙,“临去时,余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全后汉文·仙人唐公房碑》也有唐公房得仙葯后与他的妻子、房屋、六畜一起升天的故事。

〔3〕五个左翼青年作家指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和白莽(殷夫)。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他们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参看《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

〔4〕“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语出《史记·陆贾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5〕“民族文学”即“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御用文学。发起人为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下文所说对拔都西侵的赞美,见《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三一年四月)黄震遐所作的诗剧《黄人之血》。参看《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6〕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学生奋起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到南京请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举行总示威,遭到军警的逮捕和屠杀,有的学生被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次日,南京卫戍当局对记者谈话,诡称死难学生是“失足落水”。〔7〕这里所引“第三种人”的一些论调,见苏汶发表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第一卷第六期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月)等文。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8〕关于艺华影片公司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书店被捣毁的事,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9〕关于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查禁书籍一百四十九种,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被禁的作者和书籍中有:苏联高尔基(1868—1936)的《高尔基文集》、《我的童年》等,卢那卡尔斯基(1875—1933)的《文艺与批评》、《浮士德与城》,斐定(1892—1977)等的《果树园》,法捷耶夫(1901—1956)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1863—1949)的《铁流》,美国辛克莱(1878—1968)的《屠场》、《石炭王》等,比利时梅迪林克(1862—1949)的《檀泰琪儿之死》等,俄国梭罗古勃(1863—1927)等的《饥饿的光芒》,瑞典斯忒林培克(1849—1912,通译斯特林堡)的《结婚集》等。

〔10〕关于官员和出版家开会的事,参看作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

〔11〕书籍杂志检查处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年五月在上海设立。

〔12〕弗理契(bmd\mzj,1870—1927)苏联文艺评论家、窝芳摇v*作有《艺术社会学》、《二十世纪欧洲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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