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且介亭杂文》

买《小学大全》记

作者:鲁迅

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书〔2〕,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节前,在四马路一带闲逛,竟无意之间买到了一种,曰《小学大全》,共五本,价七角,看这名目,是不大有人会欢迎的,然而,却是清朝的禁书。

这书的编纂者尹嘉铨,博野人;他父亲尹会一〔3〕,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4〕。还请令旗籍〔5〕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6〕,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这部书便成于两年之后的,加疏的《小学》六卷,《考证》和《释文》,《或问》各一卷,《后编》二卷,合成一函,是为《大全》。也曾进呈,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钦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许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7〕罢,虽然慾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大祸。这年三月,乾隆行经保定,尹嘉铨便使儿子送了一本奏章,为他的父亲请谥,朱批是“与瞻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钦此。”不过他豫先料不到会碰这样的大钉子,所以接着还有一本,是请许“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8〕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铨当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时,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书和别项著作,实在不少,但其实也并无什么干碍之作。不过那时是决不能这样就算的,经大学士三宝〔9〕等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幸而结果很宽大:“尹嘉铨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就完结了。

这也还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所不及料的。

这一回的文字狱,只绞杀了一个人,比起别的案子来,决不能算是大狱,但乾隆皇帝却颇费心机,发表了几篇文字。从这些文字和奏章(均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看来,这回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姦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姦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10〕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11〕里的时时的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学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种误解。大学士三宝们也很明白这潮流,当会审尹嘉铨时,曾奏道:“查该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愤而快人心。该犯曾任三品大员,相应遵例奏明,将该犯严加夹讯,多受刑法,问其究属何心,录取供词,具奏,再请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后来究竟用了夹棍没有,未曾查考,但看所录供词,却于用他的“丑行”来打倒他的道学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劲的。现在抄三条在下面——

“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慾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人干的么?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他,实在我并没有见过他的面。但他年过五十,我还将要他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

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还有一件要紧事是销毁和他有关的书。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计应“销毁”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著作;应“撤毁”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然而是在“销毁”之列的。〔12〕但我所得的《小学大全》,却是光绪二十二年开雕,二十五年刊竣,而“宣统丁巳”(实是中华民国六年)重校的遗老本,有张锡恭跋云:“世风不古若矣,愿读是书者,有以转移之。……”又有刘安涛跋云:“晚近凌夷,益加甚焉,异言喧,显与是书相悖,一唱百和,……驯致家与国均蒙其害,唐虞三代以来先圣先贤蒙以养正之遗意,扫地尽矣。剥极必复,天地之心见焉。……”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面却也使昧于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销毁”的书,虽遗老也不复明白,不到一百三十年,又从新奉为宝典了。这莫非也是“剥极必复”〔13〕么?恐怕是遗老们的乾隆皇帝所不及料的罢。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14〕,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15〕,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16〕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

现在这影响好像是淡下去了,遗老们的重刻《小学大全》,就是一个证据,但也可见被愚弄了的性灵,又终于并不清醒过来。近来明人小品,清代禁书,市价之高,决非穷读书人所敢窥覗,但《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17〕……等,却好像无人过问,其低廉为别的一切大部书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自然,这决不及赏玩性灵文字〔18〕的有趣,然而借此知道一点演成了现在的所谓性灵的历史,却也十分有益的。七月十日。

cc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新语林》半月刊第三期,署名杜德机。

〔2〕清朝禁书清政府为实行文化统制,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将认为内容“悖谬”和有“违碍字句”的书,都分别“销毁”和“撤毁”(即“全毁”和“抽毁”)。“禁书”即指这些应毁的书;关于禁书的目录,后来有《全毁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等数种(都收在清代姚觐元辑《咫进斋丛书》中)。

〔3〕尹会一(1691—1748)字元孚,清代道学家,官至吏部侍郎。著有阐释程、朱理学的书数种和《贤母年谱》等。〔4〕大理寺卿中央审判机关的主管长官,按清朝官制为“正三品”。稽察觉罗学,即清朝皇族旁支子弟学校的主管,据《清会典》载:以显祖宣皇帝(即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父亲爱新觉罗·塔克世)之本支子孙为“宗室”,以显祖宣皇帝之叔伯兄弟等之旁支子孙为“觉罗”。

〔5〕旗籍清代满族军事、生产合一的户籍编制单位,共分八旗。此外另设蒙八旗和汉八旗。

〔6〕朱子即朱熹(1130—1200)字元晦,婺源(今属江西)人,宋代理学家,官至宝文阁待制,著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通鉴纲目》等。《小学》,朱熹、刘子澄编,共六卷,系辑录古书中符合封建道德的片段分类编成。

〔7〕“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语见《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8〕汤斌(1627—1687)字孔伯,睢州(今河南睢县)人,官至礼部尚书。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沈阳人,官至大学士、太傅兼太子太师。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顾八代(?—1709),字文起,满洲镶黄旗人,官至礼部尚书。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官至礼部尚书。

〔9〕三宝(?—1784)满洲正红旗人,乾隆时官至东阁大学士。〔10〕乾隆皇帝在《尹嘉铨免其凌迟之罪谕》中说:“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事日非,可为鉴戒……又其书有《多臣言行录》一编……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等子孙,恩怨即从此起,门户亦且渐开,所关朝常世教,均非浅鲜。即伊托言仿照朱子《名臣言行录》,朱子所处,当宋朝南渡式微,且又在下位,其所评,尚皆公当。今尹嘉铨乃慾于国家全盛之时,逞其私臆,妄生议论,变乱是非,实为莠言乱政。”又在《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中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姦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姦臣,亦社稷之福耳。”〔11〕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今河北)献县人,清代文学家。官至礼部尚书,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是《四库全书》的书目解题,完成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阅微草堂笔记》,笔记小说,共五种,二十四卷。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的“引言”中说:“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是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列而朋党起,恩仇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更多处有不满道学家的言论,如:“讲学家责人无已时。”“一儒生颇讲学……崖岸太甚,动以不情之论责人。”“讲学家持论务严,遂使一时失足者无路自赎。”等等。

〔12〕关于销毁《小学大全》,乾隆四十六年(1781)五月“上谕”:“如《小学》等书,本系前人著述,原可毋庸销毁,惟其中有经该犯(按指尹嘉铨)疏解编辑及有序跋者,即当一体销毁。”在当时的军机处“应行销毁尹嘉铨书籍单”中,《小学大全》一书下注有“尹嘉铨疏辑,亦应销毁”。

〔13〕“剥极必复”“剥”、“复”是《易经》中的两个卦名,《剥卦》之后就是《复卦》,所以说“剥极必复”(剥是剥落,复是反本)。《易经·复卦》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14〕“文化统制”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剿灭共产主义”的反动文化政策,并在他们的刊物上大事宣传(如一九三四年一月《汗血》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即为《文化剿匪专号》,同年八月《前途》月刊第二卷第八期又为《文化统制专号》)。鲁迅在这里用“文艺政策”和“文化统制”等字样加以揭露,但发表时都被删去。〔15〕四库全书清代乾隆三十七年(1772)设馆纂修,历时十年始成。共收书三五○三种,七九三三七卷,分经、史、子、集四部。〔16〕“七经”指《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和《礼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加以注疏,编为《周易折中》、《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七种,合称《御纂七经》。“二十四史”,乾隆时规定从《史记》至《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即《钦定二十四史》。《通鉴》,宋代司马光等编纂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战国,终于五代,名《资治通鉴》。乾隆帝命臣下编成起自上古终于明末的另一编年体史书,由他亲自“详加评断”,称为《御批通鉴辑览》。〔17〕《东华录》清代蒋良骥编,三十二卷。系从清太祖天命至世宗雍正六朝的实录和其他文献摘抄而成。后由王先谦加以增补,扩编为一九五卷,并新增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史料,合为《九朝东华录》,共四二五卷。稍后,他又补辑《咸丰朝东华录》和《同治朝东华录》各一百卷;此后又有朱寿朋编的《光绪朝东华录》二二○卷。《上谕八旗》,内容是雍正一朝关于八旗政务的谕旨和奏议等文件,共分三集:《上谕八旗》十三卷、《上谕旗务议复》十二卷、《谕行旗务奏议》十三卷。《雍正朱批谕旨》,三六○卷,内容是经雍正朱批的“臣工”二百余人的奏折。

〔18〕性灵文字指当时林语堂提倡“性灵”的文章。他在《论语》第二卷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发表的《有不为斋随笔·论文》中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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