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杂文二集》

非有复译不可

作者:鲁迅

好像有人说过,去年是“翻译年”〔2〕;其实何尝有什么了不起的翻译,不过又给翻译暂时洗去了恶名却是真的。

可怜得很,还只译了几个短篇小说到中国来,创作家就出现了,说它是媒婆,而创作是处女。〔3〕在男女交际自由的时候,谁还喜欢和媒婆周旋呢,当然没落。后来是译了一点文学理论到中国来,但“批评家”幽默家之流又出现了,说是“硬译”,“死译”,“好像看地图”〔4〕,幽默家还从他自己的脑子里,造出可笑的例子来〔5〕,使读者们“开心”,学者和大师们的话是不会错的,“开心”也总比正经省力,于是乎翻译的脸上就被他们画上了一条粉。

但怎么又来了“翻译年”呢,在并无什么了不起的翻译的时候?不是夸大和开心,它本身就太轻飘飘,禁不起风吹雨打的缘故么?

于是有些人又记起了翻译,试来译几篇。但这就又是“批评家”的材料了,其实,正名定分,他是应该叫作“唠叨家”的,是创作家和批评家以外的一种,要说得好听,也可以谓之“第三种”。他像后街的老虔婆一样,并不大声,却在那里唠叨,说是莫非世界上的名著都译完了吗,你们只在译别人已经译过的,有的还译过了七八次。

记得中国先前,有过一种风气,遇见外国——大抵是日本——有一部书出版,想来当为中国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报上登出广告来,说“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他看得译书好像订婚,自己首先套上约婚戒指了,别人便莫作非分之想。自然,译本是未必一定出版的,倒是暗中解约的居多;不过别人却也因此不敢译,新妇就在闺中老掉。这种广告,现在是久不看见了,但我们今年的唠叨家,却正继承着这一派的正统。他看得翻译好像结婚,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否则,就仿佛引诱了有夫之妇似的,他要来唠叨,当然罗,是维持风化。但在这唠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画出了自己的猥琐的嘴脸了么?

前几年,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学者和大师们的曲说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两个人,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蹩脚。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比诬赖,开心的更有害,因为他更阴柔。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

三月十六日。

cc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海《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庚。

〔2〕“翻译年”当系一九三五年。《文学》第四卷第一号(一九三五年一月)“文学论坛”栏载有《今年该是什么年》一文,其中说:“过去的一年是‘杂志年’,这好像大家都已承认了。今年该是什么年呢?记得也早已有人预测过——不,祝愿过——该是‘翻译年’。”〔3〕郭沫若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月刊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致该刊编者李石岑的信中说:“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认为“处子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4〕指梁实秋。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指摘鲁迅的翻译是“硬译”、“死译”,并说:“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5〕指刘半农。他在《中国文法通论》的《四版附言》中,故意将《论语·学而》中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按欧化句法排列成几种句式,加以嘲笑。参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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