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且介亭杂文附集》

“立此存照”(三)

作者:鲁迅

晓角

饱暖了的白人要搔痒的娱乐,但菲洲食人蛮俗和野兽影片已经看厌,我们黄脸低鼻的中国人就被搬上银幕来了。于是有所谓“辱华影片”事件,我们的爱国者,往往勃发了义愤。

五六年前罢,因为《月宫盗宝》这片子,和范朋克〔2〕大闹了一通,弄得不欢而散。但好像彼此到底都没有想到那片子上其实是蒙古王子,和我们不相干,而故事是出于《天方夜谈》〔3〕的,也怪不得只是演员非导演的范朋克。不过我在这里,也并无替范朋克叫屈的意思。

今年所提起的《上海快车》事件,却比《盗宝》案切实得多了。我情愿做一回“文剪公”,因为事情和文章都有意思,太删节了怕会索然无味。首先,是九月二十日上海《大公报》内《大公俱乐部》上所载的,萧运先生的《冯史丹堡〔4〕过沪再志》:

“这几天,上海的电影界,忙于招待一位从美国来的贵宾,那便是派拉蒙公司的名导演约瑟夫·冯史丹堡(josefvonsternberg),当一些人在热烈地欢迎他的时候,同时有许多人在向他攻击,因为他是辱华片《上海快车》(shanghaiexpress)的导演人,他对于我国曾有过重大的侮蔑。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回事!

“说起《上海快车》,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上海正当一二八战事之后,一般人的敌忾心理还很敏锐,所以当这部歪曲了事实的好莱坞出品在上海出现时,大家不由都一致发出愤慨的呼声,像昙花一现地,这部影片只映了两天,便永远在我国人眼前消灭了。到了五年后的今日,这部片子的导演人还不能避免舆论的谴责。说不定经过了这回教训之后,冯史丹堡会明白,无理侮蔑他人是不值得的。

“拍《上海快车》的时候,冯史丹堡对于中国,可以说一点印象没有,中国是怎样的,他从来不晓得,所以他可以替自己辩护,这回侮辱中国,并非有意如此。但是现在,他到过中国了,他看过中国了,如果回好莱坞之后,他再会制出《上海快车》那样作品,那才不可恕呢。他在上海时对人说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希望他这是真话。”(下略。)

但是,究竟如何?不幸的是也是这天的《大公报》,而在《戏剧与电影》上,登有弃扬先生的《艺人访问记》,云:“以《上海快车》一片引起了中国人注意的导演人约瑟夫·冯史登堡氏,无疑,从这次的旅华后,一定会获得他的第二部所谓辱华的题材的。

“‘中国人没有自知,《上海快车》所描写的,从此次的来华,益给了我不少证实……’不像一般来华的访问者,一到中国就改变了他原有的论调;冯史登堡氏确有着这样一种隽然的艺术家风度,这是很值得我们的敬佩的。”

(中略。)

“没有极正面去抗议《上海快车》这作品,只把他在美时和已来华后,对中日的感想来问了。

“不立刻置答,继而莞然地说:“‘在美时和已来华后,并没有什么不同,东方风味确然两样,日本的风景很好,中国的北平亦好,上海似乎太繁华了,苏州太旧,神秘的情调,确实是有的。许多访问者都以《上海快车》事来质问我,实际上,不必掩饰是确有其事的。现在是更留得了一个真切的印象。……我不带摄影机,但我的眼睛,是不会叫我忘记这一些的。’使我想起了数年前南京中山路,为了招待外宾而把茅棚拆除的故事。……”

原来他不但并不改悔,倒更加坚决了,怎样想着,便怎么说出,真有日耳曼人的好的一面的蛮风,我同意记者之所说:“值得我们的敬佩”。

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我们要知道他并不把中国的“舆论的谴责”放在心里,我们要知道中国的舆论究有多大的权威。

“但是现在,他到过中国了,看过中国了”,“他在上海时对人说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据《访问记》,也确是“真话”。不过他说“好”的是北平,是地方,不是中国人,中国的地方,从他们看来,和人们已经几乎并无关系了。

况且我们其实也并无什么好的人事给他看。我看过关于冯史丹堡的文章,就去翻阅前一天的,十九日的报纸,也没有什么体面事,现在就剪两条电报在这里:“(北平十八日中央社电)平九一八纪念日,警宪戒备极严,晨六时起,保安侦缉两队全体出动,在各学校公共场所冲要街巷等处配置一切,严加监视,所有军警,并停止休息一日。全市空气颇呈紧张,但在平安中渡过。”

“(天津十八日下午十一时专电)本日傍晚,丰台日军突将二十九军驻防该处之冯治安部包围,勒令缴械,入夜尚在相持中。日军已自北平增兵赴丰台,详况不明。查月来日方迭请宋哲元部将冯部撤退,宋迄未允。”跳下一天,二十日的报上的电报:“(丰台十九日同盟社电)十八日之丰台事件,于十九日上午九时半圆满解决,同时日本军解除包围形势,集合于车站前大坪,中国军亦同样整列该处,互释误会。”再下一天,二十一日报上的电报:“(北平二十日中央社电)丰台中日军误会解决后,双方当局为避免今后再发生同样事件,经详细研商,决将两军调至较远之地方,故我军原驻丰台之二营五连,已调驻丰台迤南之赵家村,驻丰日军附近,已无我军踪迹矣。”

我不知道现在冯史丹堡在那里,倘还在中国,也许要错认今年为“误会年”,十八日为“学生造反日”的罢。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5〕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cc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2〕范朋克(dfairbanks,1883—1939)美国电影演员。一九二九年他到上海游厉,当时报纸上曾指摘他在影片《月宫盗宝》中侮辱中国人。参看《二心集·〈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3〕《天方夜谈》参看本卷第359页注〔16〕。影片《月宫盗宝》原名《巴格达的窃贼》(thethiefofbagdad),即取材于此书。

〔4〕冯史丹堡美国电影导演。他生于维也纳,七岁时随父母寓居美国。

〔5〕斯密斯参看本卷第268页注〔2〕。436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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