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且介亭杂文末编》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作者:鲁迅

鲁迅先生:

贵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艺界的纠纷,我就无缘再亲聆教诲,思之常觉怆然!

我现因生活困难,身体衰弱,不得不离开上海,拟往乡间编译一点卖现钱的书后,再来沪上。趁此机会,暂作上海“文坛”的局外人,仔细想想一切问题,也许会更明白些的罢。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战友,放弃原来的立场,而看到胡风们在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现在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确和斗争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主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我为什么故意要把“邱韵铎”三字,写成像“郑振铎”的样子呢?难道郑振铎是先生所喜欢的人么?)为此小故,遽拒一个人于千里之外,我实以为不对。

我今天就要离沪,行色匆匆,不能多写了,也许已经写得太多。以上所说,并非存心攻击先生,实在很希望先生仔细想一想各种事情。

拙译《斯太林传》快要出版,出版后当寄奉一册,此书甚望先生细看一下,对原意和译文,均望批评。敬颂痊安。

懋庸上。八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2〕给我的一封信,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因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威严,而且也许正是他准备我将它发表的作品。但自然,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得出:这发信者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巴金,黄源,胡风〔3〕诸先生不要学徐懋庸的样。因为这信中有攻击他们的话,就也报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诡计。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4〕的人们的新的挑战,想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汉姦”的罪名。然而我们不,我们决不要把笔锋去专对几个个人,“先安内而后攘外”〔5〕,不是我们的办法。

但我在这里,有些话要说一说。首先是我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其实,我已经在好几个地方说过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却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诬陷我“破坏统一战线”,硬要教训我说我“对于现在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们有什么“基本的政策”。(他们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几口么?)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其次,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也曾经提出过我对于组织这种统一的团体的意见过,那些意见,自然是被一些所谓“指导家”格杀了,反而即刻从天外飞来似地加我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这首先就使我暂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了,因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们究竟干的什么勾当;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姦”,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姦”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暂避无益于人的危险,暂不听他们指挥罢。自然,事实会证明他们到底的真相,我决不愿来断定他们是什么人,但倘使他们真的志在革命与民族,而不过心术的不正当,观念的不正确,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为他们实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我对于“文艺家协会”的态度,我认为它是抗日的作家团体,其中虽有徐懋庸式的人,却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但不能以为有了“文艺家协会”,就是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告成了,还远得很,还没有将一切派别的文艺家都联为一气。那原因就在“文艺家协会”还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不看别的,单看那章程,对于加入者的资格就限制得太严;就是会员要缴一元入会费,两元年费,也就表示着“作家阀”的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论上,如《文学界》〔6〕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一个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年讲的话,并以那些话为出发点,因此虽声声口口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愿的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7〕。这是作者忘记了时代。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姦,·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

〔8〕

·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这个作者又引例了法国的人民阵线〔9〕,然而我以为这又是作者忘记了国度,因为·我·们·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是·比·法·国·的·人·民·阵·线·还·要·广·泛·得·多·的。另一个作者解释“国防文学”,说“国防文学”必须有正确的创作方法,又说现在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姦文学”,慾以“国防文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也先豫备了“汉姦文学”这名词作为后日批评别人之用〔10〕。这实在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姦”。“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姦·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姦文学”。这种文学存在着,但它不是杜衡,韩侍桁,杨邨人〔11〕之流的什么“第三种文学”。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12〕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得更宽些,同时最好将所谓“领导权”移到那些确能认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里去,不能专让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办。至于我个人的加入与否,却并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关系。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对于这口号的态度上。他们既说这是“标新立异”〔13〕,又说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汉姦”的口号,那就是一种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这是“标新立异”?你们从那里看出这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14〕还要狭小的气魄。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这和商人的专卖不同,并且事实上你们先前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也并没有到南京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去注过册。但现在文坛上仿佛已有“国防文学”牌与“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牌的两家,这责任应该徐懋庸他们来负,我在病中答访问者的一文〔15〕里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自然,我还得说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无误及其与“国防文学”口号之关系。——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16〕,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17〕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没有邀请徐懋庸们来参加议讨。但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如果人不用脚底皮去思想,而是用过一点脑子,那就不能随便说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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