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

随感录二十五〔1〕

作者:鲁迅

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2〕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其实别的地方,也都如此,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3〕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4〕,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ottoweininger)〔5〕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署名唐俟。

〔2〕严又陵(1858—1921)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一八七九年回国后,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等职。甲午(1894)中日战争中国失败后,他主张变法维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的介绍,先后翻译了英国赫胥黎(t.h.huxley)的《天演论》,亚当·斯密(a.smith)的《原富》,法国孟德斯鸠(c.l.montesquieu)的《法意》等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但他在戊戌政变以后,政治上日趋保守,一九一五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鲁迅这里提到的一段话,见于严译孟德斯鸠《法意》第十八卷第二十五章的译者按语中,原文是:“吾每行都会街巷中,见数十百小儿,蹒跚蹀躞于车轮马足间,辄为芒背,非虑其倾跌也,念三十年后,国民为如何众耳。呜呼,支那真不易为之国也!”

〔3〕这里所说“做”《天演论》,是说严复翻译《天演论》,不是完全忠实地依照原文的意思。当时严复自己也把他的工作叫做“达[忄旨]”,而不称为翻译。他在该书的《译例言》中说:“词句之间,时有所操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忄旨],不云笔译。”《天演论》,严复于一八九五年翻译的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前两篇的题名,一八九八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

〔4〕“仍旧贯如之何”语见《论语·先进》:“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5〕华宁该尔(1880—1903)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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