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闲集》

通信(并y来信)

作者:鲁迅

鲁迅先生:

精神和肉体,已被困到这般地步——怕无以复加,也不能形容——的我,不得不撑了病体向“你老”作最后的呼声了!——不,或者说求救,甚而是警告!

好在你自己也极明白:你是在给别人安排酒筵,“泡制醉虾”〔2〕的一个人。我,就是其间被制的一个!

我,本来是个小资产阶级里的骄子,温乡里的香花。有吃有着,尽可安闲地过活。只要梦想着的“方帽子”到手了也就满足,委实一无他求。

《呐喊》出版了,《语丝》发行了(可怜《新青年》时代,我尚看不懂呢),《说胡须》,《论照相之类》一篇篇连续地戟刺着我的神经。当时,自己虽是青年中之尤青者,然而因此就感到同伴们的浅薄和盲目。“革命!革命!”的叫卖,在马路上呐喊得洋溢,随了所谓革命的势力,也奔腾澎湃了。我,确竟被其吸引。当然也因我嫌弃青年的浅薄,且想在自己生命上找一条出路。那知竟又被我认识了人类的欺诈,虚伪,阴险……的本性!果然,不久,军阀和政客们弃了身上的蒙皮,而显出本来的狰狞面目!我呢,也随了所谓“清党”之声而把我一颗沸腾着的热烈的心清去。当时想:“素以敦厚诚朴”的第四阶级,和那些“遁世之士”的“居士”们,或许尚足为友吧?——唉,真的,“令弟”岂明先生说得是:“中国虽然有阶级,可是思想是相同的,都是升官发财”〔3〕,而且我几疑置身在纪元前的社会里了,那种愚蠢比鹿豕还要愚蠢的言动(或者国粹家正以为这是国粹呢!),真不禁令我茫然——茫然于叫我究竟怎么办呢?

利,莫利于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贯穿了我的心,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

不错,没有希望之人应该死,然而我没有勇气,而且自己还年青,仅仅廿一岁。还有爱人。不死,则精神和肉体,都在痛苦中挨生活,差不多每秒钟。爱人亦被生活所压迫着。我自己,薄薄的遗产已被“革命”革去了。所以非但不能相慰,相对亦徒唏嘘!

不识不知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这毒葯者是先生,我实完全被先生所“泡制”。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请你指示我所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不然,则请你麻痹了我的神经,因为不识不知是幸福的,好在你是习医,想必不难“还我头来”!我将效梁遇春〔4〕先生(?)之言而大呼。

末了,更劝告你的:“你老”现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为军阀们赶制适口的鲜味,保全几个像我这样的青年。倘为生活问题所驱策,则可以多做些“拥护”和“打倒”的文章,以你先生之文名,正不愁富贵之不及,“委员”“主任”,如操左券也。

快呀,请指示我!莫要“为德不卒”!

或《北新》,或《语丝》上答复均可。能免,莫把此信刊出,免笑。

原谅我写得草率,因病中,乏极!

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y。枕上书。

三月十三日。

回信

y先生:

我当答复之前,先要向你告罪,因为我不能如你的所嘱,不将来信发表。来信的意思,是要我公开答复的,那么,倘将原信藏下,则我的一切所说,便变成“无题诗n百韵”,令人莫名其妙了。况且我的意见,以为这也不足耻笑。自然,中国很有为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虽然吃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虽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革命而尚不死,当然不能算革命到底,殊无以对死者,但一切活着的人,该能原谅的罢,彼此都不过是靠侥幸,或靠狡滑,巧妙。他们只要用镜子略略一照,大概就可以收起那一副英雄嘴脸来的。

我在先前,本来也还无须卖文糊口的,拿笔的开始,是在应朋友的要求。不过大约心里原也藏着一点不平,因此动起笔来,每不免露些愤言激语,近于鼓动青年的样子。段祺瑞〔5〕执政之际,虽颇有人造了谣言,但我敢说,我们所做的那些东西,决不沾别国的半个卢布,阔人的一文津贴,或者书铺的一点稿费。我也不想充“文学家”,所以也从不连络一班同伙的批评家叫好。几本小说销到上万,是我想也没有想到的。

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虽然有人指定我为没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状元么——的作者,“毒笔”的文人,但我自信并未抹杀一切。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对于他们,攻击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来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发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实在并不在欺蒙阅读的青年。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谓“蒙在鼓里”做小资产阶级时候的事。但还是因为行文不慎,饭碗敲破了,并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无烟火葯”来轰,便辗转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两月,我就骇然,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于是接着是清党,详细的事实,报章上是不大见的,只有些风闻。我正有些神经过敏,于是觉得正像是“聚而歼旃”〔6〕,很不免哀痛。虽然明知道这是“浅薄的人道主义”〔7〕,不时髦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因为小资产阶级根性未除,于心总是戚戚。那时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个人,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几句。

先前的我的言论,的确失败了,这还是因为我料事之不明。那原因,大约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胧看人生”的缘故。然而那么风云变幻的事,恐怕也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没有料到,未曾描写,可见我还不很有“毒笔”。但是,那时的情形,却连在十字街头,在民间,在官间,前看五十年的超时代的革命文学家也似乎没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论斗争”。否则,该可以救出许多人的罢。我在这里引出革命文学家来,并非要在事后讥笑他们的愚昧,不过是说,我的看不到后来的变幻,乃是我还欠刻毒,因此便发生错误,并非我和什么人协商,或自己要做什么,立意来欺人。

但立意怎样,于事实是无干的。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但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你看革命文学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风吹草动,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铁丝网,将反革命文学的华界隔离,于是从那里面掷出无烟火葯——约十万两——来,轰然一声,一切有闲阶级便都“奥伏赫变”了。

那些革命文学家,大抵是今年发生的,有一大串。虽然还在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经成功”的文学家呢,还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学家。不过似乎说是因为有了我的一本《呐喊》或《野草》,或我们印了《语丝》,所以革命还未成功,或青年懒于革命了。这口吻却大家大略一致的。这是今年革命文学界的舆论。对于这些舆论,我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也颇有些高兴。因为虽然得了延误革命的罪状,而一面却免去诱杀青年的内疚了。那么,一切死者,伤者,吃苦者,都和我无关。先前真是擅负责任。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算是我的赎罪的,今年倒心里轻松了,又有些想活动。不料得了你的信,却又使我的心沉重起来。

但我已经没有去年那么沉重。近大半年来,征之舆论,按之经验,知道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的。你说我毒害了你了,但这里的批评家,却明明说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假使文学足以移人,则他们看了我的文章,应该不想做革命文学了,现在他们已经看了我的文章,断定是“非革命”,而仍不灰心,要做革命文学者,可见文字于人,实在没有什么影响,——只可惜是同时打破了革命文学的牌坊。不过先生和我素昧平生,想来决不至于诬栽我,所以我再从别一面来想一想。第一,我以为你胆子太大了,别的革命文学家,因为我描写黑暗,便吓得屁滚尿流,以为没有出路了,所以他们一定要讲最后的胜利,付多少钱终得多少利,像人寿保险公司一般。而你并不计较这些,偏要向黑暗进攻,这是吃苦的原因之一。既然太大胆,那么,第二,就是太认真。革命是也有种种的。你的遗产被革去了,但也有将遗产革来的,但也有连性命都革去的,也有只革到薪水,革到稿费,而倒捐了革命家的头衔的。这些英雄,自然是认真的,但若较原先更有损了,则我以为其病根就在“太”。第三,是你还以为前途太光明,所以一碰钉子,便大失望,如果先前不期必胜,则即使失败,苦痛恐怕会小得多罢。

那么,我没有罪戾么?有的,现在正有许多正人君子和革命文学家,用明枪暗箭,在办我革命及不革命之罪,将来我所受的伤的总计,我就划一部分赔偿你的尊“头”。这里添一点考据:“还我头来”这话,据《三国志演义》,是关云长夫子说的,似乎并非梁遇春先生。

以上其实都是空话。一到先生个人问题的阵营,倒是十分难于动手了,这决不是什么“前进呀,杀呀,青年呵”那样英气勃勃的文字所能解决的。真话呢,我也不想公开,因为现在还是言行不大一致的好。但来信没有住址,无法答复,只得在这里说几句。第一,要谋生,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且住,现在很有些没分晓汉,以为“问目的不问手段”是共产党的口诀,这是大错的。人们这样的很多,不过他们不肯说出口。苏俄的学艺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卡尔斯基〔8〕所作的《被解放的吉诃德先生》里,将这手段使一个公爵使用,可见也是贵族的东西,堂皇冠冕。第二,要爱护爱人。这据舆论,是大背革命之道的。但不要紧,你只要做几篇革命文字,主张革命青年不该讲恋爱就好了。只是假如有一个有权者或什么敌前来问罪的时候,这也许仍要算一条罪状,你会后悔轻信了我的话。因此,我得先行声明:等到前来问罪的时候,倘没有这一节,他们就会找别一条的。盖天下的事,往往决计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在后也。

先生,我将这样的话写出,可以略蔽我的过错了罢。因为只这一点,我便可以又受许多伤。先是革命文学家就要哭骂道:“虚无主义者呀,你这坏东西呀!”呜呼,一不谨慎,又在新英雄的鼻子上抹了一点粉了。趁便先辩几句罢:无须大惊小怪,这不过不择手段的手段,还不是主义哩。即使是主义,我敢写出,肯写出,还不算坏东西。等到我坏起来,就一定将这些宝贝放在肚子里,手头集许多钱,住在安全地带,而主张别人必须做牺牲。

先生,我也劝你暂时玩玩罢,随便弄一点糊口之计,不过我并不希望你永久“没落”,有能改革之处,还是随时可以顺手改革的,无论大小。我也一定遵命,不但“歇歇”,而且玩玩。但这也并非因为你的警告,实在是原有此意的了。我要更加讲趣味,寻闲暇,即使偶然涉及什么,那是文字上的疏忽,若论“动机”或“良心”,却也许并不这样的。纸完了,回信也即此为止。并且顺颂痊安,又祝

令爱人不挨饿。

鲁迅。四月十日。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

〔2〕“泡制醉虾”这是鲁迅在《答有恒先生》(收入《而已集》)一文中说过的话。

〔3〕这里所引岂明(周作人)的话,见他在《语丝》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爆竹》:“事实上中国有‘有产’与‘无产’这两类,而其思想感情实无差别,有产者在升官发财中而希望更升更发者也,无产者希望将来升官发财者也,故生活上有两阶级,思想上只有一阶级;即为升官发财之思想。”〔4〕“还我头来”这是《三国志演义》中关云长说的话。关云长在荆州战败,夜走麦城被杀,吴兵割下他的首级后仍“阴魂不散”,到玉泉山向普静和尚诉冤,大呼“还我头来”(见该书第七十七回)。梁遇春(1901—1932),福建福州人,当时的青年作家。他在一篇题为《“还我头来”及其他》(载一九二七年八月《语丝》第一四六期)的文章中曾引用过这个典故。

〔5〕段祺瑞(1864—1936)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军阀首领。袁世凯死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几次把持北洋政府。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被推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

〔6〕“聚而歼旃”语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旃,助词,意为“之焉”。

〔7〕“浅薄的人道主义”郑伯奇于一九二三年底和一九二四年初在《创造周报》第三十三至三十五期上连载《国民文学论》,其中批评五四新文学运动和“平民文学”的提倡者说:“国民意识未经唤醒,国民感情未经燃着的新文学家,对于一般国民的生活依然不起研究的兴味。结果只生出了几篇浅薄的人道主义的作品,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期就闭幕了。”

〔8〕卢那卡尔斯基(aabax^ji_i`soj\,1875—1933)苏联文移缆奂摇t嗡樟谝*任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部长)。著有《艺术与革命》、《实证美学的基础》和剧本《被解放的吉诃德先生》等。鲁迅曾翻译过他的《艺术论》,一九二九年六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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