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闲集》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作者:鲁迅

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诸君说什么话了,因为革命以来,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便是反动,于大家都无益处。这一次回到北平,几位旧识的人要我到这里来讲几句,情不可却,只好来讲几句。但因为种种琐事,终于没有想定究竟来讲什么——连题目都没有。

那题目,原是想在车上拟定的,但因为道路坏,汽车颠起来有尺多高,无从想起。我于是偶然感到,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一切事总免不掉环境的影响。文学——在中国的所谓新文学,所谓革命文学,也是如此。

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北平还不到这样,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2〕……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yes”〔3〕,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no”〔4〕,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

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少。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5〕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6〕,——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7〕——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的文学。不过附和的,创作的很有,研究的却不多,直到现在,还是给几个出题目的人们圈了起来。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为什么呢,因为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8〕;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国便曾有过的。即如清末的南社〔9〕,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10〕”,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俄国的例子尤为明显,十月革命开初,也曾有许多革命文学家非常惊喜,欢迎这暴风雨的袭来,愿受风雷的试炼。但后来,诗人叶遂宁,小说家索波里自杀了,近来还听说有名的小说家爱伦堡〔11〕有些反动。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四面袭来的并不是暴风雨,来试炼的也并非风雷,却是老老实实的“革命”。空想被击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这倒不如古时候相信死后灵魂上天,坐在上帝旁边吃点心的诗人们福气。〔12〕因为他们在达到目的之前,已经死掉了。

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但在文艺上,却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13〕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那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抬”。这照我上面所讲的推论起来,就是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所反映的便是并无革命和进步,——虽然革命家听了也许不大喜欢。

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14〕“pongpongpong”,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15〕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

但这些却也正是中国现状的一种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学的一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把钢叉,这是从《苦闷的象征》〔16〕的书面上取来的,叉的中间的一条尖刺上,又安一个铁锤,这是从苏联的旗子上取来的。然而这样地合了起来,却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艺家的徽章。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现在的人们既然神经过敏,听到“俄”字便要气绝,连嘴chún也快要不准红了,对于出版物,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学家又不肯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单是这样的指着自己的鼻子,临了便会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

对于诸君,“奉旨申斥”大概还须解释几句才会明白罢。这是帝制时代的事。一个官员犯了过失了,便叫他跪在一个什么门外面,皇帝差一个太监来斥骂。这时须得用一点化费,那么,骂几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从祖宗一直骂到子孙。这算是皇帝在骂,然而谁能去问皇帝,问他究竟可是要这样地骂呢?去年,据日本的杂志上说,成仿吾是由中国的农工大众选他往德国研究戏曲去了,我们也无从打听,究竟真是这样地选了没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较地明白,还只好用我的老话,“多看外国书”,来打破这包围的圈子。这事,于诸君是不甚费力的。关于新兴文学的英文书或英译书,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几本,一定较为切实可靠。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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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平《未名》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2〕西崽旧时对西洋人雇用的中国男仆的蔑称。〔3〕“yes”英语:是。

〔4〕“no”英语:不是。

〔5〕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尔访华时,他担任翻译,并在《小说月报》上多次发表颂扬泰戈尔的文章。〔6〕杜威(jadewey,1859—*保梗担玻┟拦ㄐ闹饕逭苎ъ遥涤主义者。他否认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存在,认为有用就是真理。主要著作有《哲学的改造》、《经验和自然》、《逻辑:探究的理论》等。胡适是杜威学说的宣传者。一九一九年五月至一九二一年七月杜威来华讲学时,他曾担任翻译。

〔7〕曼殊斐儿(kamansfield,1888—1923)通译曼斯菲*拢英国女作家。著有《幸福》、《鸽巢》等中短篇小说集。徐志摩翻译过她的作品。他在《自剖集·欧游漫记》中,说他曾在法国上过曼殊斐儿的坟:“我这次到欧洲来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我不仅上知名的或与我有关系的坟,……在枫丹薄罗上曼殊斐儿的坟。……”〔8〕乌托邦拉丁文utopia的音译,源于英国汤姆士·莫尔在一五一六年所作的小说《乌托邦》。书中描写一种叫“乌托邦”的社会组织,寄托着作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由此“乌托邦”就成了“空想”的同义语。

〔9〕南社文学团体,一九○九年由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于苏州,盛时有社员千余人。他们以诗文鼓吹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发生分化,有的附和袁世凯,有的加入安福系、研究系等政客团体,只有少数人坚持进步立场。一九二三年解体。该社编印不定期刊《南社》,发表社员所作诗文,共出二十二集。

〔10〕“汉官威仪”指汉代叔孙通等人所制定的礼仪制度。《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王莽篡位失败被杀后,司隶校尉刘秀(即后来的汉光武帝)带了僚属到长安,当地吏士“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11〕爱伦堡(fazag`gjv^`],1891—1967)苏联作家。十月革命后,他在创作中歪曲社会主义现实,曾受到当时苏联文艺界的批判。

〔12〕德国诗人海涅在诗集《还乡记》第六十六首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梦见我自己做了上帝,昂然地高坐在天堂,天使们环绕在我身旁,不绝地称赞着我的诗章。我在吃糕饼、糖果,喝着酒,和天使们一起欢宴,我享受着这物珍品,却无须破费一个小钱……。”〔13〕“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见李初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防御自己》(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创造月刊》第二卷第六期)。

〔14〕指王独清的长诗《ⅱdeca》(《十二月十一日》),一九栋四晔*月出版(未标出版处)。

〔15〕《一只手》短篇小说,载一九二八年《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至十一期,内容和这里所说的有出入。

〔16〕《苦闷的象征》文艺论文集,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作。鲁迅曾译成中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北京新潮社出版。中译本的封面为陶元庆作。画面是一把钢叉叉着一个女人的舌头,象征“人间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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