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闲集》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作者:鲁迅

也还是我在厦门的时候,柏生〔2〕从广州来,告诉我说,爱而〔3〕君也在那里了。大概是来寻求新的生命的罢,曾经写了一封长信给k委员〔4〕,说明自己的过去和将来的志望。

“你知道有一个叫爱而的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我没有看完。其实,这种文学家的样子,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员对柏生说。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诉了爱而,爱而跳起来道:“怎么?……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的呢?!”

厦门还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开在山中,黄的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开在楼下。我在用花刚石墙包围着的楼屋里听到这小小的故事,k委员的眉头打结的正经的脸,爱而的活泼中带着沉闷的年青的脸,便一齐在眼前出现,又仿佛如见当k委员的眉头打结的面前,爱而跳了起来,——我不禁从窗隙间望着远天失笑了。

但同时也记起了苏俄曾经有名的诗人,《十二个》的作者勃洛克〔5〕的话来:“共产党不妨碍做诗,但于觉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碍。大作家者,是感觉自己一切创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的。”

共产党和诗,革命和长信,真有这样地不相容么?我想。

以上是那时的我想。这时我又想,在这里有插入几句声明的必要:

我不过说是变革和文艺之不相容,并非在暗示那时的广州政府是共产政府或委员是共产党。这些事我一点不知道。只有若干已经“正法”的人们,至今不听见有人鸣冤或冤鬼诉苦,想来一定是真的共产党罢。至于有一些,则一时虽然从一方面得了这样的谥号,但后来两方相见,杯酒言欢,就明白先前都是误解,其实是本来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毕,于是放心回到本题。却说爱而君不久也给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经有了工作了。信不甚长,大约还有被冤为“反革命”的余痛罢。但又发出牢騒来:一,给他坐在饭锅旁边,无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风琴,一个漠不相识的女郎来送给他一包点心,就弄得他神经过敏,以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泼,不禁“感慨系之矣”〔6〕了。

关于第一点,我在秋蚊围攻中所写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面前无饭锅而觉得无聊,觉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现在已见饭锅,还要无聊,则明明是发了革命热。老实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罢,——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说,你就死心塌地地从饭锅里装饭吃罢,那是不像样的;然而叫他离开饭锅去拚命,却又说不出口,因为爱而是我的极熟的熟人。于是只好袭用仙传的古法,装聋作哑,置之不问不闻之列。只对于第二点加以猛烈的教诫,大致是说他“死板”和“活泼”既然都不赞成,即等于主张女性应该不死不活,那是万分不对的。

约略一个多月之后,我抱着和爱而一类的梦,到了广州,在饭锅旁边坐下时,他早已不在那里了,也许竟并没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月之后,听得一个戴瓜皮小帽的秘书说,才知道这是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后来我一搬出,又听说就给一位办事员住进去了,莫明其妙。不过当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总还是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办事员搬进去了的那一天为止,我总是常常又感激,又惭愧。

然而这优待室却并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点,是不很能够睡觉的。一到夜间,便有十多匹——也许二十来匹罢,我不能知道确数——老鼠出现,驰骋文坛,什么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开盒子盖,广州中山大学里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楼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别聪明似的,我在别地方未曾遇到过。到清晨呢,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来访的本省的青年,却大抵怀着非常的好意的。有几个热心于改革的,还希望我对于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这热诚很使我感动,但我终于说是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轻轻地推却了。那当然要使他们很失望的。过了几天,尸一〔7〕君就在《新时代》上说:

“……我们中几个很不以他这句话为然,我们以为我们还有许多可骂的地方,我们正想骂骂自己,难道鲁迅先生竟看不出我们的缺点么?……”

其实呢,我的话一半是真的。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言语。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语,除一二三四……等数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hanbaran(统统)和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tiu-na-ma而已。

这两句有时也有用。那是我已经搬在白云路寓屋里的时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个窃取电灯的偷儿,那管屋的陈公便跟着一面骂,一面打。骂了一大套,而我从中只听懂了这两句。然而似乎已经全懂得,心里想:“他所说的,大约是因为屋外的电灯几乎hanbaran被他偷去,所以要tiu-na-ma了。”于是就仿佛解决了一件大问题似的,即刻安心归坐,自去再编我的《唐宋传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测是无妨的,倘若据以论广州,却未免太卤莽罢。

但虽只这两句,我却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8〕的错处了。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东,读若tiu。故tiuhei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

至于我说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的话,那可的确是虚言。其实是,那时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这也许是后来的回忆的感觉,那时其实是还没有如此分明的。

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做文章〔9〕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10〕一般,待到居士〔11〕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三廉”〔12〕,不中吃了。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

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务主任”的纸冠〔13〕的时候,是忙碌的时期。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工友规矩,下午五点以后是不做工的,于是一个事务员请门房帮忙,连夜贴一丈多长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写榜。于是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还有因为有族人在台湾,自己也可以算作台湾人,取得优待“被压迫民族”的特权与否的辩论;还有人本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这样地一天一天的过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驰骋,早上是三位工友的响亮的歌声。

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然而那时却并无怨尤,只有一事觉得颇为变得特别:对于收到的长信渐渐有些仇视了。

这种长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并不为奇。但这时竟渐嫌其长,如果看完一张,还未说出本意,便觉得烦厌。有时见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请他看后告诉我信中的主旨。

“不错。‘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当时是否也如k委员似的眉头打结呢,未曾照镜,不得而知。仅记得即刻也自觉到我的开会和辩论的生涯,似乎难以称为“在革命”,为自便计,将前判加以修正了:“不。‘反革命’太重,应该说是‘不革命’的。然而还太重。其实是,——写长信,不过是吃得太闲空罢了。”

有人说,文化之兴,须有余裕,据我在钟楼上的经验,大致是真的罢。闲人所造的文化,自然只适宜于闲人,近来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鸣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实,便是这钟楼,也何尝不造得蹊跷。但是,四万万男女同胞,侨胞,异胞之中,有的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14〕,有的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15〕。怎不造出相当的文艺来呢?只说文艺,范围小,容易些。那结论只好是这样:有余裕,未必能创作;而要创作,是必须有余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饥号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16〕,亦为苦工猪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为这一说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经自觉到自己久已不动笔,但这事却应该归罪于匆忙。

大约就在这时候,《新时代》上又发表了一篇《鲁迅先生往那里躲》,宋云彬〔17〕先生做的。文中有这样的对于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并且似乎在说‘在北方时受着种种迫压,种种刺激,到这里来没有压迫和刺激,也就无话可说了’。噫嘻!异哉!

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旧社会死去的苦痛,新社会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视无睹!他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他把自己回复到过去时代去了,噫嘻!异哉!鲁迅先生躲避了。”

而编辑者还很客气,用案语声明着这是对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怂恿,并非恶意的笑骂的文章。这是我很明白的,记得看见时颇为感动。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写一点东西,声明我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在钟楼上》就是豫定的题目。然而一则还是因为辩论和开会,二则因为篇首引有拉狄克〔18〕的两句话,另外又引起了我许多杂乱的感想,很想说出,终于反而搁下了。那两句话是:“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

但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19〕和梭波里〔20〕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

但我初到广州的时候,有时确也感到一点小康。前几年在北方,常常看见迫压党人,看见捕杀青年,到那里可都看不见了。后来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然而在梦中时是委实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钟楼上》,文字也许不如此。无奈已经到了现在,又经过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实,纯然的那时的心情,实在无从追蹑了。现在就只好是这样罢。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语丝》第四卷第一期。

〔2〕柏生即孙伏园(1894—1966),浙江绍兴人,曾任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语丝》的编辑。当时在厦门大学工作。〔3〕爱而指李遇安,《语丝》、《莽原》的投稿者。一九二六年为广州中山大学职员,不久离去。

〔4〕k委员指顾孟余,国民党政客。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5〕勃洛克(aaaanfko,1880—1921)苏联诗人。《十二个》是他一九一八年创作的反映十月革命的长诗。这里的引语,原出娜杰日达·帕夫洛维奇的《回忆勃洛克》(见《凤凰·文艺·科学与哲学论文集》第一集,一九二二年莫斯科篝火出版社出版)。〔6〕“感慨系之矣”语见晋代王羲之《兰亭集序》。〔7〕尸一即梁式,广东台山人,当时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姦。这里的引文,见他所作的《鲁迅先生在茶楼上》。

〔8〕太炎先生章炳麟(1869—1936),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作者留学日本时曾听他讲授《说文解字》。《新方言》是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的著作之一,共十一卷,书末附有《岭外三州语》一卷,现收入《章氏丛书》。“其州在尾上”,原语出《山海空·北山经》;章太炎对于“州”字的解释,见《新方言·释形体》。〔9〕指《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载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10〕大乘佛教公元一、二世纪间形成的佛教宗派。大乘是对小乘而言。小乘佛教主张“自我解脱”,要求苦行修炼;大乘佛教则主张“救度一切众生”,强调尽人皆可成佛,一切修行应以利他为主。〔11〕居士这里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

〔12〕三廉形似杨桃而略大的水果。

〔13〕纸冠高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攻击鲁迅说:“直到实际的反抗者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

〔14〕“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见《论语·阳货》。〔15〕“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见《论语·卫灵公》。〔16〕“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这是新月书店吹嘘徐志摩的话。一九二七年春该店创办时,在《开幕纪念刊》的“第一批出版新书预告”中,介绍徐志摩的诗,说他“一只手奠定了一个文坛的基础”。〔17〕宋云彬(1897—1979)浙江海宁人,作家。当时任《黄埔日报》编辑。

〔18〕拉狄克(kanapiqgo,1885—?)苏联政论家。早年曾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九三七年以“阴谋颠覆苏联”罪受审。他写的《无家可归的艺术家》,刘一声译,载《中国青年》第六卷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19〕叶遂宁(caaarsgjtj,1895—1925)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他以描写宗法制度下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作品多流露忧郁情调,曾参加资产阶级意象派文学团体。十月革命时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扬革命的诗如《苏维埃俄罗斯》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终于自杀。

〔20〕梭波里(aaukvkfw,1888—1926)苏联“同路人”作家∷谑赂*命后曾经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当时现实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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