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风月谈》

“感旧”以后(上)

作者:鲁迅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旧,就引出了一篇施蛰存〔2〕先生的《〈庄子〉与〈文选〉》来,以为我那些话,是为他而发的,但又希望并不是为他而发的。

我愿意有几句声明:那篇《感旧》,是并非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里面。

倘使专对个人而发的话,照现在的摩登文例,应该调查了对手的籍贯,出身,相貌,甚而至于他家乡有什么出产,他老子开过什么铺子,影射他几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里可是毫没有这些的。内中所指,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不指定着谁和谁;但也因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触着的当然也不会少,即使不是整个,也是那里的一肢一节,即使并不永远属于那一队,但有时是属于那一队的。现在施先生自说了劝过青年去读《庄子》与《文选》,“为文学修养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点相关,但以为这文为他而作,却诚然是“神经过敏”,我实在并没有这意思。

不过这是在施先生没有说明他的意见之前的话,现在却连这“相关”也有些疏远了,因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较顽固的遗少群,标准还要高一点。

现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释,(一)才知道他当时的情形,是因为稿纸太小了,“倘再宽阔一点的话”,他“是想多写几部书进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历,是“从国文教员转到编杂志”,觉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了,所以推举了这两部古书,使他们去学文法,寻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寻觅。我想,假如庄子生在今日,则被劈棺之后〔3〕,恐怕要劝一切有志于结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传》〔4〕的罢。

还有一点另外的话——(一)施先生说我用瓶和酒来比“文学修养”是不对的,但我并未这么比方过,我是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而且正因为不能以“何者为分界”,所以也没有了“第三种人”〔5〕的立场。

(二)施先生说写篆字等类,都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强别人也做一样的事情就好,这似乎是很对的。然而中学生和投稿者,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却并没有勉强别人都去做字汇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为什么竟大有所感,因此来劝“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该看《庄子》与《文选》了呢?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施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但一做教员和编辑,却以《庄子》与《文选》劝青年,我真不懂这中间有怎样的分界。

(三)施先生还举出一个“鲁迅先生”来,好像他承接了庄子的新道统,一切文章,都是读《庄子》与《文选》读出来的一般。“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的。他的文章中,诚然有许多字为《庄子》与《文选》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类,但这些字眼,想来别的书上也不见得没有罢。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胡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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