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序跋集》

《信州杂记》译者附记

作者:鲁迅

我们都知道,俄国从十月革命之后,文艺家大略可分为两大批。一批避往别国,去做寓公;一批还在本国,虽然有的死掉,有的中途又走了,但这一批大概可以算是新的。

毕勒涅克(boris pilniak)是属于后者的文人。我们又都知道:他去年曾到中国,又到日本。此后的事,我不知道了。今天看见井田孝平和小岛修一〔2〕同译的《日本印象记》,才知道他在日本住了两个月,于去年十月底,在墨斯科写成这样的一本书。

当时我想,咱们骂日本,骂俄国,骂英国,骂……,然而讲这些国度的情形的书籍却很少。讲政治,经济,军备,外交等类的,大家此时自然恐怕未必会觉得有趣,但文艺家游历别国的印象记之类却不妨有一点的。于是我就想先来介绍这一本毕勒涅克的书,当夜翻了一篇序词——《信州杂记》。

这不过全书的九分之一,此下还有《本论》,《本论之外》,《结论》三大篇。然而我麻烦起来了。一者“象”是日本的象,而“印”是俄国人的印,翻到中国来,隔膜还太多,注不胜注。二者译文还太轻妙,我不敌他;且手头又没有一部好好的字典,一有生字便费很大的周折。三者,原译本中时有缺字和缺句,是日本检查官所抹杀的罢,看起来也心里不快活。而对面阔人家的无线电话机里又在唱什么国粹戏〔3〕,“唉唉唉”和琵琶的“丁丁丁”,闹得我头里只有发昏章第十一〔4〕了。还是投笔从玩罢,我想,好在这《信州杂记》原也可以独立的,现在就将这作为开场,也同时作为结束。

我看完这书,觉得凡有叙述和讽刺,大抵是很为轻妙的,然而也感到一种不足。就是:欠深刻。我所见到的几位新俄作家的书,常常使我发生这一类觖望。但我又想,所谓“深刻”者,莫非真是“世纪末”〔5〕的一种时症么?倘使社会淳朴笃厚,当然不会有隐情,便也不至于有深刻。如果我的所想并不错,则这些“幼稚”的作品,或者倒是走向“新生”的正路的开步罢。

我们为传统思想所束缚,听到被评为“幼稚”便不高兴。

但“幼稚”的反面是什么呢?好一点是“老成”,坏一点就是“老狯”。革命前辈自言“老则有之,朽则未也,庸则有之,昏则未也”〔6〕。然而“老庸”不已经尽够了么?

我不知道毕勒涅克对于中国可有什么著作,在《日本印象记》里却不大提及。但也有一点,现在就顺便绍介在这里罢:——

“在中国的国境上,张作霖〔7〕的狗将我的书籍全都没收了。连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出版的flaubert的《sala-mmbo》〔8〕,也说是共产主义的传染品,抢走了。在哈尔宾,则我在讲演会上一开口,中国警署人员便走过来,下面似的说。照那言语一样地写,是这样的:——

——话,不行。一点儿,一点儿唱罢。一点儿,一点儿跳罢。读不行!

我是什么也不懂。据译给我的意思,则是巡警禁止我演讲和朗读,而跳舞或唱歌是可以的。——人们打电话到衙门去,显着不安的相貌,疑惑着——有人对我说,何妨就用唱歌的调子来演讲呢。然而唱歌,我却敬谢不敏。这样恳切的中国,是挺直地站着,莞尔而笑,谦恭到讨厌,什么也不懂,却唠叨地说是‘话,不行,一点儿,一点儿唱’的。于是中国和我,是干干净净地分了手了。”(《本论之外》第二节)

一九二七,一一,二六。记于上海。

     ※        ※         ※

〔1〕本篇连同《信州杂记》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二期。

〔2〕小岛修一 日本的翻译工作者。

〔3〕国粹戏 指我国的传统戏曲,如京剧、昆曲之类。

〔4〕发昏章第十一 仿拟古代经书章节划分的戏谑语,即“发昏”之意。原语见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第二十五回:“只见头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当街心里去了,跌得个发昏章第十一。”金圣叹在此语下批云:“奇语!捎带俗儒分章可笑。”

〔5〕“世纪末” 指十九世纪末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具的精神文化的颓废风气。这时出现的颓废文学作品即被称为“世纪末文学”。

〔6〕出处待查。

〔7〕张作霖(1875—1928) 辽宁海城人。北洋的奉系军阀。一九一六年起,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长期统治东北,并曾控制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后被日本特务炸死于沈阳附近的皇姑屯。

〔8〕flaubert的《salammbo》 即福楼拜的《萨朗波》。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萨朗波》,历史小说,描写古代非洲雇佣军的起义,写作于一八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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