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小说史略》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作者:鲁迅

本篇系鲁迅一九二四年七月在西安讲学时的记录稿,经本人修订后,收入西北大学出版部一九二五年三月印行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

我所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许多历史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例如虽至今日,而许多作品里面,唐宋的,甚而至于原始人民的思想手段的糟粕都还在。今天所讲,就想不理会这些糟粕——虽然它还很受社会欢迎——而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一共分为六讲。

第一讲 从神话到神仙传

考小说之名,最古是见于庄子所说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县”是高,言高名;“令”是美,言美誉。但这是指他所谓琐屑之言,不关道术的而说,和后来所谓的小说并不同。

因为如孔子,杨子〔1〕,墨子〔2〕各家的学员,从庄子看来,都可以谓之小说;反之,别家对庄子,也可称他的著作为小说。至于《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这才近似现在的所谓小说了,但也不过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谈的小话,借以考察国之民情,风俗而已;并无现在所谓小说之价值。

小说是如何起源的呢?据《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是另一问题;

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因为原始民族,穴居野处,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惊怪,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在,因之拟名为神;并想像神的生活,动作,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这便成功了“神话”。从神话演进,故事渐近于人性,出现的大抵是“半神”,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例如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之的话,都是和凡人不同的。这些口传,今人谓之“传说”。由此再演进,则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

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

但在古代,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印度,埃及,希腊都如此,中国亦然。只是中国并无含有神话的大著作;其零星的神话,现在也还没有集录为专书的。我们要寻求,只可从古书上得到一点,而这种古书最重要的,便推《山海经》。不过这书也是无系统的,其中最要的,和后来有关系的记述,有西王母的故事,现在举一条出来: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如此之类还不少。这个古典,一直流行到唐朝,才被骊山老母夺了位置去。此外还有一种《穆天子传》,讲的是周穆王驾八骏西征的故事,是汲郡古冢中杂书之一篇。——总之中国古代的神话材料很少,所有者,只是些断片的,没有长篇的,而且似乎也并非后来散亡,是本来的少有。我们在此要推求其原因,我以为最要的有两种:

一、太劳苦 因为中华民族先居在黄河流域,自然界底情形并不佳,为谋生起见,生活非常勤苦,因之重实际,轻玄想,故神话就不能发达以及流传下来。劳动虽说是发生文艺的一个源头,但也有条件:就是要不过度。劳逸均适,或者小觉劳苦,才能发生种种的诗歌,略有余暇,就讲小说。假使劳动太多,休息时少,没有恢复疲劳的余裕,则眠食尚且不暇,更不必提什么文艺了。

二、易于忘却 因为中国古时天神,地祇,人,鬼,往往殽杂,则原始的信仰存于传说者,日出不穷,于是旧者僵死,后人无从而知。如神荼,郁垒,为古之大神,传说上是手执一种苇索,以缚虎,且御凶魅的,所以古代将他们当作门神。但到后来又将门神改为秦琼,尉迟敬德,并引说种种事实,以为佐证,于是后人单知道秦琼和尉迟敬德为门神,而不复知神荼,郁垒,更不消说造作他们的故事了。此外这样的还很不少。

中国的神话既没有什么长篇的,现在我们就再来看《汉书》《艺文志》上所载的小说:《汉书》《艺文志》上所载的许多小说目录,现在一样都没有了,但只有些遗文,还可以看见。如《大戴礼》《保傅篇》中所引《青史子》说:

“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居则习礼文,行则鸣佩玉,升车则闻和鸾之声,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

……”

《青史子》这种话,就是古代的小说;但就我们看去,同《礼记》所说是一样的,不知何以当作小说?或者因其中还有许多思想和儒家的不同之故吧。至于现在所有的所谓汉代小说,却有称东方朔所做的两种:一、《神异经》,二、《十洲记》。班固做的,也有两种:一、《汉武故事》;二、《汉武帝内传》。此外还有郭宪做的《洞冥记》,刘歆做的《西京杂记》。《神异经》的文章,是仿《山海经》的,其中所说的多怪诞之事。现在举一条出来:

“西南荒山中出讹兽,其状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西南荒经》)

《十洲记》是记汉武帝闻十洲于西王母之事,也仿《山海经》的,不过比较《神异经》稍微庄重些。《汉武故事》和《汉武帝内传》,都是记武帝初生以至崩葬的事情。《洞冥记》是说神仙道术及远方怪异的事情。《西京杂记》则杂记人间琐事。

然而《神异经》,《十洲记》,为《汉书》《艺文志》上所不载,可知不是东方朔做的,乃是后人假造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则与班固别的文章,笔调不类,且中间夹杂佛家语,——彼时佛教尚不盛行,且汉人从来不喜说佛语——可知也是假的。至于《洞冥记》,《西京杂记》又已经为人考出是六朝人做的。——所以上举的六种小说,全是假的。惟此外有刘向的《列仙传》〔3〕是真的。晋的葛洪又作《神仙传》〔4〕,唐宋更多,于后来的思想及小说,很有影响。但刘向的《列仙传》,在当时并非有意作小说,乃是当作真实事情做的,不,到现在还多拿它做儿童读物的材料。现在常有一问题发生:即此种神话,可否拿它做儿童的读物?我们顺便也说一说。在反对一方面的人说:以这种神话教儿童,只能养成迷信,是非常有害的;而赞成一方面的人说:以这种神话教儿童,正合儿堂的天性,很感趣味,没有什么害处的。在我以为这要看社会上教育的状况怎样,如果儿童能继续更受良好的教育,则将来一学科学,自然会明白,不至迷信,所以当然没有害的;但如果儿童不能继续受稍深的教育,学识不再进步,则在幼小时所教的神话,将永信以为真,所以也许是有害的。

     ※        ※         ※

〔1〕杨子 即杨朱,战国初期魏国人。主张“贵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的“为我”思想。其言论事迹,散见《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列子》中虽有《杨朱》篇,但系后人伪托。

〔2〕墨子(约前468—前376) 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曾任宋国大夫,墨家学派创始者。他主张“爱无差等”的“兼爱”思想。

现存《墨子》五十三篇。

〔3〕《列仙传》 《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题刘向撰。叙写赤松子等七十一个仙人的故事。

〔4〕《神仙传》 《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题葛洪撰。叙写许由、巢父等八十四人名列仙班的故事。

第二讲 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

上次讲过:一、神话是文艺的萌芽。二、中国的神话很少。三、所有的神话,没有长篇的。四、《汉书》《艺文志》上载的小说都不存在了。五、现存汉人的小说,多是假的。现在我们再看六朝时的小说怎样?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慾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巫到后来分为两派:一为方士;一仍为巫。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及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息,所以志怪之书特多,像《博物志》上说:

“燕太子丹质于秦,……慾归,请于秦王。王不听,谬言曰,‘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丹仰而叹,乌即头白,俯而嗟,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卷八《史补》)

这全是怪诞之说,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响。再如刘敬叔的《异苑》上说:

“义熙中,东海徐氏婢兰忽患羸黄,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嫂即平复。”(卷八)

这可见六朝人视一切东西,都可成妖怪,这正就是巫底思想,即所谓“万有神教”。此种思想,到了现在,依然留存,像:

常见在树上挂着“有求必应”的匾,便足以证明社会上还将树木当神,正如六朝人一样的迷信。其实这种思想,本来是无论何国,古时候都有的,不过后来渐渐地没有罢了。但中国还很盛。

六朝志怪的小说,除上举《博物志》、《异苑》而外,还有干宝的《搜神记》,陶潜的《搜神后记》。但《搜神记》多已佚失,现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辑各书引用的话,再加别的志怪书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至于《搜神后记》,亦记灵异变化之事,但陶潜旷达,未必作此,大约也是别人的托名。

此外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如阳羡鹅笼的故事,就是: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慾为君薄设。’彦曰:

‘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中具肴馔。……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慾暂邀之。’……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

‘……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暂唤之……’……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

此种思想,不是中国所故有的,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响。

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说,和印度怎样相关的大概了。但须知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

六朝时志怪的小说,既如上述,现在我们再讲志人的小说。六朝志人的小说,也非常简单,同志怪的差不多,这有宋刘义庆做的《世说新语》,可以做代表。现在待我举出一两条来看: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慾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卷上《德行篇》)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躶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卷下《任诞篇》)

这就是所谓晋人底风度。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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