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

第27章

作者:老舍

瑞宣不再到学校去。他可是并没正式的辞职,也没请假。

他从来是个丁是丁,卯是卯的人,永远没干过这种拖泥带水的事。现在,他好象以为辞职与请假这些事都太小,用不着注意了;作亡国奴才真正是大事,连作梦他都梦见我们打胜仗,或是又丢失了一座城。

他必须去挣钱。父亲的收入是仗着年底分红;一位掌柜的,按照老规矩,月间并没有好多的报酬;父亲的铺子是遵守老规矩的。可是,从七七起,除了杂粮店与煤炭厂,恐怕没有几家铺店还照常有交易,而父亲的布匹生意是最清淡的一个——谁在兵荒马乱之际还顾得作新衣服呢。这样,到年终,父亲恐怕没有什么红利好拿。

老二瑞丰呢,瑞宣看得很清楚,只要得到个收入较多的事情,就必定分居另过。老二,和二奶奶,不是肯帮助人的人。

积蓄吗,祖父和母亲手里也许有几十或几百块现洋。但是这点钱,除非老人们肯自动的往外拿,是理应没人过问的——老人的钱,正和老人的病相反,是不大愿意教别人知道的。瑞宣自己只在邮局有个小折子,至多过不去百块钱。

这样,他是绝对闲不起的。他应当马上去找事情。要不然,他便须拿着维持费,照常的教书;等教育局有了办法,再拿薪水。无论怎样吧,反正他不应当闲起来。他为什么不肯象老三那样跺脚一走?还不是因为他须奉养着祖父与父母和看管着全家?那么,既不肯忍心的抛弃下一家老少,他就该设法去挣钱。他不该既不能尽忠,又不能尽孝。他晓得这些道理。可是,他没法子打起精神去算计煤米柴炭,当华北的名城一个接着一个陷落的时候。他不敢再看他的那些学生,那些在天安门庆祝过保定陷落的学生。假若整个的华北,他想,都沦陷了,而一时收复不来;这群学生岂不都变成象被小崔打了的小兵?他知道,除了教书,他很不易找到合适的事作。

但是,他不能为挣几个钱,而闭上眼不看学生们渐渐的变成奴隶!什么都可以忍,看青年变成奴隶可不能忍!

瑞丰屋里的广播收音机只能收本市的与冀东的播音,而瑞宣一心一意的要听南京的消息。他能在夜晚走十几里路,有时候还冒着风雨,到友人家中去,听南京的声音,或看一看南京播音的记录。他向来是中庸的,适可而止的;可是,现在为听南京的播音,他仿佛有点疯狂了似的。不管有什么急事,他也不肯放弃了听广播。气候或人事阻碍他去听,他会大声的咒骂——他从前几乎没破口骂过人。南京的声音叫他心中温暖,不管消息好坏,只要是中央电台播放的,都使他相信国家不但没有亡,而且是没有忘了他这个国民——国家的语声就在他的耳边!

什么是国家?假若在战前有人问瑞宣,他大概须迟疑一会儿才回答得出,而所回答的必是毫无感情的在公民教科书上印好的那个定义。现在,听着广播中的男女的标准国语,他好象能用声音辨别出哪是国家,就好象辨别一位好友的脚步声儿似的。国家不再是个死板的定义,而是个有血肉,有色彩,有声音的一个巨大的活东西。听到她的声音,瑞宣的眼中就不由的湿润起来。他没想到过能这样的捉摸到了他的国家,也没想到过他有这么热烈的爱它。平日,他不否认自己是爱国的。可是爱到什么程度,他便回答不出。今天,他知道了:南京的声音足以使他兴奋或颓丧,狂笑或落泪。

他本来已经拒绝看新民会控制着的报纸,近来他又改变了这个态度。他要拿日本人所发的消息和南京所广播的比较一下。在广播中,他听到了北平报纸上所不载的消息。因此,他就完全否定了北平所有的报纸上的消息的真实性。即使南京也承认了的军事挫败,只要报纸上再登记来,他便由信而改为半信半疑。他知道不应当如此主观的比较来源不同的报道,可是只有这么作,他才觉得安心,好受一点。爱国心是很难得不有所偏袒的。

最使他兴奋的是象胡阿毛与八百壮士一类的消息。有了这种壮烈牺牲的英雄们,他以为,即使军事上时时挫败,也没什么关系了。有这样的英雄的民族是不会被征服的!每听到这样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便兴奋得不能安睡。在半夜里,他会点上灯,把它们记下来。记完了,他觉得他所知道的材料太少,不足以充分的表现那些英雄的忠心烈胆;于是,就把纸轻轻的撕毁,而上床去睡——这才能睡得很好。

对外交消息,在平日他非常的注意,现在他却很冷淡。由过去的百年历史中,他——正如同别的晓得一点历史的中国人——晓得列强是不会帮助弱国的。他觉得国联的展缓讨论中日问题,与九国公约的要讨论中日问题,都远不如胡阿毛的举动的重要。胡阿毛是中国人。多数的中国人能象胡阿毛那样和日本人干,中国便成了有人的国家,而不再是任人割取的一块老实的肥肉。胡阿毛敢跟日本人干,也就敢跟世界上的一切“日本人”干。中国人是喜欢和平的,但是在今天必须有胡阿毛那样敢用生命换取和平的,才能得到世人的钦仰,从而真的得到和平。

这样,他忙着听广播,忙着看报,忙着比较消息,忙着判断消息的可靠与否,有时候狂喜,有时候忧郁,他失去平日的稳重与平衡,好象有点神经病似的了。

他可是没有忘了天天去看钱默吟先生。钱先生渐渐的好起来。最使瑞宣痛快的是钱老人并没完全失去记忆与思想能力,而变为残废。老人慢慢的会有系统的说几句话了。这使瑞宣非常的高兴。他晓得日本人的残暴。钱老人的神志逐渐清爽,在他看,便是残暴的日本人没有能力治服了一位诗人的证明。同时,他把老人看成了一位战士,仗虽然打输了,可是并未屈服。只要不屈服,便会复兴;他几乎把钱诗人看成为中国的象征了。同时,他切盼能听到钱先生述说被捕受刑的经过,而详细的记载下来,成为一件完整的,信实的,亡城史料。

可是,钱老人的嘴很严。他使瑞宣看出来,他是绝对不会把被捕以后的事说给第二个人的。他越清醒,便越小心;每每在他睡醒以后,他要问:“我没说梦话吧?”他确是常说梦话的,可是因为牙齿的脱落,与声音的若断若续,即使他有条理的说话,也不会被人听懂。在清醒的时候,他闭口不谈被捕的事。瑞宣用尽了方法,往外诱老人的话,可是没有结果。每逢老人一听到快要接触到被捕与受刑的话,他的脸马上发白,眼中也发出一种光,象老鼠被猫儿堵住了的时候那种惧怕的,无可如何的光。这时候,他的样子,神气都变得象另一个人了。以前,他是胖胖的,快乐的,天真的,大方的;现在,他的太阳穴与腮全陷进去,缺了许多牙齿,而神气又是那么惊慌不安。一看到这种神气,瑞宣就十分惭愧。可是,惭愧并没能完全胜过他的好奇。本来吗,事情的本身是太奇——被日本宪兵捕去,而还能活着出来,太奇怪了!况且,钱老人为什么这样的不肯说狱中那一段事实呢?

慢慢的,他测悟出来:日本人,当放了老人的时候,一定强迫他起下誓,不准把狱中的情形告诉给第二个人。假若这猜得不错,以老人的诚实,必定不肯拿起誓当作白玩。可是,从另一方面看,老人的通达是不亚于他的诚实的,为什么一定要遵守被迫起下的誓言呢?不,事情恐怕不能就这么简单吧?

再一想,瑞宣不由的便想到老人的将来:老人是被日本人打怕了,从此就这么一声不响的活下去呢?还是被打得会懂得了什么叫作仇恨,而想报复呢?他不敢替老人决定什么。

毒刑是会把人打老实了的,他不愿看老人就这么老老实实的认了输。报复吧?一个人有什么力量呢!他又不愿看老人白白的去牺牲——老人的一家子已快死净了!

对钱太太与钱大少爷的死,老人一来二去的都知道了。在他的梦中,他哭过,哭他的妻和子。醒着的时候,他没有落一个泪。他只咬着那未落净的牙,腮上的陷坑儿往里一嘬一嘬的动。他的眼会半天不眨巴的向远处看,好象要自杀和要杀人似的楞着。他什么也不说,而只这么楞着。瑞宣很怕看老人这么发呆。他不晓得怎样去安慰才好,因为他根本猜不到老人为什么这样发楞——是绝望,还是计划着报仇。

老人很喜欢听战事的消息,瑞宣是当然的报道者。这也使瑞宣很为难。他愿意把刚刚听来的消息,与他自己的意见,说给老人听;老人的理解是比祁老人和韵梅的高明得很多的。

可是,只要消息不十分好,老人便不说什么,而又定着眼楞起来。他已不象先前那样婆婆妈妈的和朋友谈话了,而是在听了友人的话以后,他自己去咂摸滋味——他把心已然关在自己的腔子里。他好象有什么极应保守秘密的大计划,必须越少说话越好的锁在心里。瑞宣很为难,因为他不会撒谎,不会造假消息,而又不愿教老人时时的不高兴。他只能在不完全欺骗中,设法夸大那些好消息,以便使好坏平衡,而减少一些老人的苦痛。可是,一听到好消息,老人便要求喝一点酒,而酒是,在养病的时候,不应当喝的。

虽然钱诗人有了那么多的改变,并且时时使瑞宣为难,可是瑞宣仍然天天来看他,伺候他,陪着他说话儿。伺候钱诗人差不多成了瑞宣的一种含有宗教性的服务。有一天不来,他就有别种郁闷难过而外又加上些无可自恕的罪过似的。

钱先生也不再注意冠晓荷。金三爷或瑞宣偶然提起冠家,他便闭上口不说什么,也不问什么。只有在他身上不大好受,或心里不甚得劲儿的时候,若赶上冠家大声的猜拳或拉着胡琴唱戏,他才说一声“讨厌”,而闭上眼装睡。

瑞宣猜不透老先生的心里。老人是完全忘了以前的事呢?

还是假装的忘记,以便不露痕迹的去报仇呢?真的,钱先生已经变成了一个谜!瑞宣当初之所以敬爱钱先生,就是因为老人的诚实,爽直,坦白,真有些诗人的气味。现在,他极怕老人变成个丧了胆的,连句带真感情的话也不敢说的人。

不,老人不会变成那样的人,瑞宣心中盼望着。可是,等老人的身体完全康复了之后,他究竟要作些什么呢?一个谜!

金三爷来的次数少一些了。看亲家的病一天比一天的好,又搭上冠家也没敢再过来寻衅,他觉得自己已尽了责任,也就不必常常的来了。

可是,每逢他来到,钱老人便特别的高兴。这使瑞宣几乎要有点嫉妒了。瑞宣晓得往日金三爷在钱老人的眼中,只是个还不坏的亲友,而不是怎样了不起的人物。虽然诗人的心中也许尽可能的消灭等级,把只要可以交往的人都看作朋友,一律平等,可是瑞宣晓得老人到底不能不略分一分友人的高低——他的确晓得往日金三爷并不这样受钱老人的欢迎。

瑞宣,当金三爷也来看病人的时候,很注意的听两位老人都说些什么,以便猜出钱老人特别喜欢金三爷的理由。他只有纳闷。金三爷的谈话和平日一样的简单,粗鲁,而且所说的都是些最平常的事,绝对没有启发心智或引人作深想的地方。

在庆祝保定陷落的第二天,瑞宣在钱家遇到了金三爷。这是个要变天气的日子,天上有些不会落雨,而只会遮住阳光的灰云,西风一阵阵的刮得很凉。树叶子纷纷的往下落。瑞宣穿上了件旧薄棉袍。金三爷却还只穿着又长又大的一件粗白布小褂,上面罩着件铜钮扣的青布大坎肩——已是三十年的东西了,青色已变成了暗黄,胸前全裂了口。在坎肩外边,他系了一条蓝布搭包。

钱诗人带着满身的伤,更容易感觉到天气的变化;他的浑身都酸疼。一见金三爷进来,他便说:

“天气要变呀,风多么凉啊!”

“凉吗?我还出汗呢!”真的,金三爷的脑门上挂着不少很大的汗珠。从怀里摸出块象小包袱似的手绢,仿佛是擦别人的头似的,把自己的秃脑袋用力的擦了一番。随擦,他随向瑞宣打了个招呼。对瑞宣,他的态度已改变了好多,可是到底不能象对李四爷那么亲热。坐下,好大一会儿,他才问亲家:“好点吧?”

钱老人,似乎是故意求怜的,把身子蜷起来。声音也很可怜的,他说:“好了点!今天可又疼得厉害!要变天!”说罢,老人眨巴着眼等待安慰。

金三爷捏了捏红鼻头,声如洪钟似的:“也许要变天!一边养,一边也得忍!忍着疼,慢慢的就不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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