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

第55章

作者:老舍

这是蓝东阳的时代。他丑,他脏,他无耻,他狠毒,他是人中的垃圾,而是日本人的宝贝。他已坐上了汽车。他忙着办新民会的事,忙着写作,忙着组织文艺协会及其他的会,忙着探听消息,忙着恋爱。他是北平最忙的人。

当他每天一进办公厅的时候,他就先已把眉眼扯成象天王脚下踩着的小鬼,狠狠的向每一个职员示威。坐下,他假装的看公文或报纸,而后忽然的跳起来,扑向一个职员去,看看职员正在干什么。假若那个职员是在写着一封私信,或看着一本书,马上不是记过,便是开除。他以前没作过官,现在他要把官威施展得象走欢了的火车头似的那么凶猛。有时候,他来得特别的早,把职员们的抽屉上的锁都拧开,看看他们私人的信件,或其他的东西。假若在私人信件里发现了可疑的字句,不久,就会有人下狱。有时候,他来的特别的迟,大家快要散班,或已经散了班。他必定要交下去许多公事,教他们必须马上办理,好教他们饿得发慌。他喜欢看他们饿得头上出凉汗。假若大家已经下了班,他会派工友找回他们来;他的时间才是时间,别人的时间不算数儿。特别是在星期天或休假的日子,他必定来办公。他来到,职员也必须上班;他进了门先点名。点完名,他还要问大家:“今天是星期日,应当办公不应当?”大家当然要答应:“应当!”而后,他还要补上几句训词:“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必须有新的精神!

什么星期不星期,我不管!我只求对得起天皇!”在星期天,他这样把人们折磨个半死,星期一他可整天的不来。他也许是在别处另有公干,也许是在家中睡觉。他不来办公,大家可是也并不敢松懈一点,他已经埋伏下侦探,代他侦察一切。

假若大家都怕他,他们也就都怕那个工友;在他不到班的时候,工友便是他的耳目。即使工友也溜了出去,大家彼此之间也还互相猜忌,谁也不晓得谁是朋友,谁是侦探。东阳几乎每天要调出一两个职员去,去开小组会议。今天他调去王与张,明天他调去丁与孙,后天……当开小组会议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正经事和他们商议,而永远提出下列的问题:

“你看我为人如何?”

“某人对我怎样?”

“某人对你不甚好吧?”

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怎样回答——捧他。他没有真正的学识与才干,而只捉住了时机,所以他心虚胆小,老怕人打倒他。同时,他又喜欢听人家捧他,捧得越肉麻,他心里越舒服。听到捧,他开始觉得自己的确伟大;而可以放胆胡作非为了。即使有人夸赞到他的眉眼,他都相信,而去多照一照镜子。

对于第二个问题可就不易回答。大家不肯出卖朋友,又不敢替别人担保忠心耿耿,于是只好含糊其词。他们越想含糊闪躲,他越追究得厉害;到末了,他们只好说出同事的缺点与坏处。这可是还不能满足他,因为他问的是:“某人对我怎样?”被迫的没了办法,他们尽管是造谣,也得说:“某人对你不很好!”并且举出事实。他满意了,他们可是卖了友人。

第三个问题最厉害。他们是给日本人作事,本来就人人自危,一听到某人对自己不好,他们马上就想到监狱与失业。

经过他这一问,朋友立刻变成了仇敌。

这样,他的手下的人都多长出了一只眼,一个耳,和好几个新的心孔。他们已不是朋友与同事,而是一群强被圈在一块儿的狼,谁都想冷不防咬别人一口。东阳喜欢这种情形:

他们彼此猜忌,就不能再齐心的反抗他。他管这个叫作政治手腕。他一会儿把这三个捏成一组,反对那四个;一会儿又把那四个叫来,反对另外的两个。他的脸一天到晚的扯动,心中也老在闹鬼。坐着坐着,因为有人咳嗽一声,他就吓一身冷汗,以为这是什么暗号,要有什么暴动。睡着睡着也时常惊醒,在梦里他看见了炸弹与谋杀。他的世界变成了个互相排挤,暗杀,升官,享受,害怕,所组成的一面蛛网,他一天到晚老忙着布置那些丝,好不叫一个鸟儿冲破他的网,而能捉住几个蚊子与苍蝇。

对于日本人,他又另有一套。他不是冠晓荷,没有冠晓荷那么高的文化。他不会送给日本人一张名画,或一对古瓶;他自己就不懂图画与磁器,也没有审美的能力。他又不肯请日本人吃饭,或玩玩女人,他舍不得钱。他的方法是老跟在日本人的后面,自居为一条忠诚的癞狗。上班与下班,他必去给日本人鞠躬;在办公时间内还要故意的到各处各科走一两遭,专为给日本人致敬。物无大小,连下雨天是否可以打伞,他都去请示日本人。他一天不定要写多少签呈,永远亲自拿过去;日本人要是正在忙碌,没工夫理会他,他就规规矩矩的立在那里,立一个钟头也不在乎,而且越立得久越舒服。在日本人眼前,他不是处长,而是工友。他给他们点烟,倒茶,找雨伞,开汽车门。只要给他们作了一件小事,他立刻心中一亮:“升官!”他写好了文稿,也要请他们指正,而凡是给他删改过一两个字的人都是老师。

他给他们的礼物是情报。他并没有什么真实的,有价值的消息去报告,而只求老在日本人耳旁唧唧咕咕,好表示自己有才干。工友的与同事们给他的报告,不论怎么不近情理,他都信以为真,并且望风捕影的把它们扩大,交给日本人。工友与同事们贪功买好,他自己也贪功买好,而日本人又宁可屈杀多少人,也不肯白白的放过一个谣言去。这样,他的责任本是替日本人宣传德政,可是变成了替日本人广为介绍屈死鬼。在他的手下,不知屈死了多少人。日本人并不讨厌他的罗嗦,反倒以为他有忠心,有才干。日本人的心计,思想,与才力,都只在一颗颗的细数绿豆与芝麻上显露出来,所以他们喜爱东阳的无中生有的,琐碎的,情报。他的情报,即使在他们细心的研究了以后,证明了毫无根据,他们也还乐意继续接受他的资料,因为它们即使毫无用处,也到底足以使他们运用心计,象有回事儿似的研究一番。白天见鬼是日本人最好的心理游戏。

蓝东阳,这样,成了个红人。

他有了钱,坐上了汽车,并且在南长街买了一处宅子。

可是,他还缺少个太太。

他也曾追逐过同事中的“花瓶”,但是他的脸与黄牙,使稍微有点人性的女子,都设法躲开他。他三天两头的闹失恋。

一失恋,他便作诗。诗发表了之后,得到稿费,他的苦痛便立刻减轻;钱是特效葯。这样,他的失恋始终没引起什么严重的,象自杀一类的,念头。久而久之,他倒觉得失恋可以换取稿费,也不无乐趣。

因为常常召集伶人们,给日本人唱戏,他也曾顺手儿的追逐过坤伶。但是,假若他的面貌可憎,他的手就更不得人缘;他的手不肯往外掏钱。不错,他会利用他的势力与地位压迫她们,可是她们也并不好欺负,她们所认识的人,有许多比他更有势力,地位也更高;还有认识日本人的呢。他只好暗中诅咒她们,而无可如何。及至想到,虽然在爱情上失败,可是保住了金钱,他的心也就平静起来。

闹来闹去,他听到瑞丰丢了官,也就想起胖菊子来。当初,他就很喜欢菊子,因为她胖,她象个肥猪似的可爱。他的斜眼分辨不出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他的贪得的心里,只计算斤量;菊子那一身肉值得重视。

同时,他恨瑞丰。瑞丰打过他一拳。瑞丰没能替他运动上中学的校长。而且,瑞丰居然能作上科长。作科长与否虽然与他不相干,可是他心中总觉得不舒泰。现在,瑞丰丢了官。好,东阳决定抢过他的老婆来。这是报复。报复是自己有能力的一个证明。菊子本身就可爱,再加上报仇的兴奋与快意,他觉得这个婚姻实在是天作之合,不可错过。

他找了菊子去。坐下,他一声不出,只扯动他的鼻子眼睛,好象是教她看看他象个处长不象。坐了一会儿,他走出去。上了汽车,他把头伸出来,表示他是坐在汽车里面的。

第二天,他又去了,只告诉她:我是处长,我有房子,我有汽车,大概是教她揣摩揣摩他的价值。

第三天,他告诉她:我还没有太太。

第四天,他没有去,好容些工夫教她咂摸他的“诗”的语言,与戏剧的行动中的滋味。

第五天,一进门他就问:“你想出处长太太的滋味来了吧?”说完,他便拉住她的胖手,好象抓住一大块红烧蹄膀似的,他的心跳得很快,他报了仇!从她的胖脸上,他看见瑞丰的失败与自己的胜利;他的脸上微微红了一点。

她始终没有说什么,而只把处长太太与汽车印在了心上。

她晓得东阳比瑞丰更厉害,她可是毫无惧意。凭她的一身肉,说翻了的时候,一条胖腿便把他压个半死!她怎样不怕瑞丰,便还可以怎样不怕东阳,他们俩都没有大丈夫的力量与气概。

她也预料到这个婚姻也许长远不了。不过,谁管那些个呢。她现在是由科长太太升为处长太太,假若再散了伙,她还许再高升一级呢。一个妇人,在这个年月,须抓住地位。只要能往高处爬,你就会永远掉不下来。看人家大赤包,那么大的岁数,一脸的雀斑,人家可也挺红呀。她曾经看见过一位极俊美的青年娶了一个五十多岁,面皮都皱皱了的,暗娼。

这个老婆婆的绰号是“佛动心”。凭她的绰号,虽然已经满脸皱纹,还一样的嫁给最漂亮的人。以此为例,胖菊子决定要给自己造个象“佛动心”的名誉。有了名,和东阳散了伙才正好呢。

三下五除二的,她和东阳结了婚。

在结婚的以前,他们俩曾拉着手逛过几次公园,也狠狠的吵过几回架。吵架的原因是:菊子主张举行隆重的结婚典礼,而东阳以为简简单单的约上三四位日本人,吃些茶点,请日本人在婚书上的介绍人,证婚人项下签字盖章就行了。菊子爱热闹,东阳爱钱。菊子翻了脸,给东阳一个下马威。东阳也不便示弱,毫不退让。吵着吵着,他们想起来祁瑞丰。菊子以为一定要先把离婚的手续办清,因为离婚是件出风头的事。东阳等不及,而且根本没把瑞丰放在眼里。他以为只要有日本人给他证婚,他便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用不着再多顾虑别的。及至瑞丰拒绝了菊子的请求,东阳提议请瑞丰作介绍人,以便表示出赶尽杀绝。菊子不同意。在她心里,她只求由科长太太升为处长太太,而并不希望把祁家的人得罪净了。谁知道呢,她想,瑞丰万一再走一步好运,而作了比处长更大的官呢?东阳可以得意忘形,赶尽杀绝。她可必须留个后手儿。好吧,她答应下马上结婚,而拒绝了请瑞丰作介绍人。对于举行结婚典礼,她可是仍然坚持己见。东阳下了哀的美敦书:限二十四小时,教她答复,如若她必定要浪费金钱,婚事着勿庸议!

她没有答复。到了第二十五小时,东阳来找她:他声明:

他收回“着无庸议”的成命,她也要让步一点,好赶快结了婚。婚姻——他琢磨出一句诗来——根本就是妥协。

她点了头。她知道她会在婚后怎样的收拾他。她已经收拾过瑞丰,她自信也必能教东阳脑袋朝下,作她的奴隶。

她们在一家小日本饮食店里,定了六份儿茶点,庆祝他们的百年和好。四个日本人在他们的证书上盖了仿宋体的图章。

事情虽然办得很简单,东阳可是并没忘了扩大宣传。他自己拟好了新闻稿,交到各报馆去,并且嘱告登在显明的地位。

在日本人来到以前,这种事是不会发生在北平的。假若发生了,那必是一件奇闻,使所有的北平人都要拿它当作谈话的资料。今天,大家看到了新闻,并没感到怎么奇怪,大家仿佛已经看明白:有日本人在这里,什么怪事都会发生,他们大可不必再用以前的道德观念批判什么。

关心这件事的只有瑞丰,冠家,和在东阳手下讨饭吃的人。

瑞丰的病更重了。无论他怎样没心没肺,他也受不住这么大的耻辱与打击。按照他的半流氓式的想法,他须挺起脊骨去报仇雪耻。可是,日本人给东阳证了婚,他只好低下头去,连咒骂都不敢放高了声音。他不敢恨日本人,虽然日本人使他丢了老婆。只想鬼混的人,没有爱,也没有恨。得意,他扬着脸鬼混。失意,他低着头鬼混。现在,他决定低下头去,而且需要一点病痛遮一遮脸。

冠家的人钦佩菊子的大胆与果断。同时也有点伤心——菊子,不是招弟,请了日本人给证婚。而且,东阳并没约请他们去参加结婚典礼,他们也感到有失尊严。但是,他们的伤心只是轻微的一会儿,他们不便因伤心而耽误了“正事”。

大赤包与冠晓荷极快的预备了很多的礼物,坐了汽车去到南长街蓝宅贺喜。

已经十点多钟,新夫妇还没有起来。大赤包与侍从丈夫闯进了新房。没有廉耻的人永远不怕讨厌,而且只有讨厌才能作出最无耻的事。

“胖妹子!”大赤包学着天津腔,高声的叫:“胖妹子!可真有你的!还不给我爬起来!”

“哈哈!哈哈!好!好得很!”晓荷眉开眼笑的赞叹。

东阳把头藏起去。菊子露出点脸来,楞眼巴睁的想笑一笑,而找不到笑的地点。“我起!你们外屋坐!”

“怕我干什么?我也是女人!”大赤包不肯出去。

“我虽然是男人,可是东阳和我一样啊!”晓荷又哈哈了一阵。哈哈完了,他可是走了出去。他是有“文化”的中国人。

东阳还不肯起床。菊子慢慢的穿上衣服,下了地。大赤包张罗着给菊子梳头打扮:“你要知道,你是新娘子,非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可!”

等到东阳起来,客厅里已挤满了人——他的属员都来送礼道喜。东阳不屑于招待他们,晓荷自动的作了招待员。

菊子没和东阳商议,便把大家都请到饭馆去,要了两桌酒席。东阳拒绝参加,而且暗示出他不负给钱的责任。菊子招待完了客人,摘下个金戒指押给饭馆,而后找到新民会去。

在那里,她找到了东阳,当着众人高声的说:“给我钱,要不然我会在这里闹一整天,连日本人闹得都办不下公去!”

东阳没了办法,乖乖的给了钱。

没到一个星期,菊子把东阳领款用的图章偷了过来。东阳所有的稿费和薪金,都由她去代领。领到钱,她便马上买了金银首饰,存在娘家去。她不象大赤包那样能搂钱,能挥霍;她是个胖大的扑满,只吞钱,而不往外拿。她算计好:有朝一日,她会和东阳吵散,所以她必须赶快搂下老本儿,使自己经济独立。况且,手中有了积蓄,也还可以作为钓别的男人的饵,假若他真和东阳散了伙。有钱的女人,不论长得多么难看,年纪多大,总会找到丈夫的,她知道。

东阳感觉出来,自己是头朝了下。可是,他并不想放弃她。他好容易抓到一个女人,舍不得马上丢开。再说,假若他撵走菊子,而去另弄个女人,不是又得花一份精神与金钱么?还有菊子风言风语的已经暗示给他:要散伙,她必要一大笔钱;嫁给他的时候,她并没索要什么;散伙的时候,她可是不能随便的,空着手儿走出去。他无可如何的认了命。对别人,他一向毒狠,不讲情理。现在,他碰到个吃生米的,在无可如何之中,他反倒觉得怪有点意思。他有了金钱,地位,名望,权势,而作了一个胖妇人的奴隶。把得意变成愁苦,他觉出一些诗意来。亡了国,他反倒得意起来;结了婚,他反倒作了犬马。他是被压迫者,他必须道出他的委屈——他的诗更多了。他反倒感到生活丰富了许多,而且有诗为证。不,他不能和菊子散伙。散了伙,他必感到空虚,寂寞,无聊,或者还落个江郎才尽,连诗也写不出了。

同时,每一想起胖菊子的身体,他就不免有点迷惘。不错,丢了金钱是痛心的;可是女人又有她特具的价值与用处;没有女人也许比没有金钱更不好受。“好吧,”他想清楚之后,告诉自己:“只拿她当作妓女好啦!嫖妓女不也要花钱么?”

慢慢的,他又给自己找出生财之道。他去敲诈老实人们,教他们递包袱。这种金钱的收入,既不要收据,也不用签字盖章,菊子无从知道。而且,为怕菊子翻他的衣袋,他得到这样的钱财便马上用个假名存在银行里去,决不往衣袋里放。

这样,他既有了自己的钱,又不得罪菊子,他觉得自己的确是个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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