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

第82章

作者:老舍

身上带着秦岭上的黄土,老三瑞全在旧历除夕进了西安古城,只穿着一套薄薄的棉学生装。

在这以前,他的黑豆子似的眼已看见了黄河的野浪,扬子江心的风帆,三峡的惊涛,与乱山中连茶叶都没见过的三家村。

对于他,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得上北平。可是,每一个地方都使他更多明白些什么是中国。中国,现在他才明白,有那么多不同的天气,地势,风俗,方言,物产;中国大得使他狂喜,害怕,颤抖。连各处的云与蚊子都不一样!他没法忘了北平,可也高兴看那些不同的地域。那滚滚的黄流与小得可怜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力经营过的。可是它们也就因此有一种力量,是北平所没有的一种力量,紧紧的和天地连在一处。假若那人为的,精巧的,北平,可以被一把大火烧光,这些河流与村庄却仿佛能永远存在——从有历史以来,它们好象老没改过样子,所以也永远不怕,不能,被毁灭。这些地方也许在三伏以前就是这样,而且永远这样。它们使他担心它们的落伍,可也高兴它们的坚实与纯朴。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些腐烂了的城市,象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他也爱那些脚登在黄土上的农民,他们耕植的方法是守旧的,他们的教育几乎是等于零的,他们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可是他们诚实,谨慎,良善,勤俭。只要他们听明白了,他们就(哪怕他们自己须挨饿呢!)不惜拿出粮食,金钱,甚至于他们的子弟,献给国家。他们没有北平人那样文雅,聪明,能说会道,可是他们,他们,负起抗战的全部责任;中国是他们的。是他们,把秦岭与巴山的巨石铲开,修成公路;是他们,用一筐一筐的灰沙,填平水田,筑成了飞机场;是他们,当敌人来到的时候,烧了房屋,牵了牛马,随着国旗撤退;是他们,把子弟送上前线,把伤兵从战场上抬救下来。

有这样的人民,才有吃不饱,穿不暖,而还能打仗的兵。

有他们,“原始的”中国才会参加现代的战争。

他们不知道多少世界大势,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姓名,可是他们的心中却印着两三千年传下的道德,遇到事要辨别个是非。假若他们不知道别的,他们却知道日本人不讲理。这就够了。他们全用血肉和不讲理的人见个高低。因为山川的阻隔与交通的不便,使他们显着散漫,可是文化的历史与传统的道义把他们拴到一处:他们都是中国人,也自傲是中国人。

这样看明白了,瑞全才也骄傲的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不仅是北平人。他几乎有点自愧是北平人了。他有点知识,爱清洁,可是,他看出来,他缺乏着乡民的纯朴,力量,与从地土中生长出来的智慧。有许多事,乡民知道,乡民能作,而他不懂,不能作。他的知识,文雅清洁,倒好象是些可有可无的装饰;乡民才是真的抓紧了生命,一天到晚,从春至冬,忙着作那与生命密切相关的事情;而且到时候,他们敢去拚命——尽管他们的皮肤是黑的,他们的血可是或者比他的更热更红一点。

他开始不注意自己的外表。看着自己身上的破衣服,鞋子上的灰土,和指甲缝中的黑泥,他不单不难过,而反觉得应当骄傲。他甚至于觉得乡民身上若有虱子,他就也应当有几个。以前,在北平的时候,他与别的青年一样,都喜欢说“民众”。可是,那时节,他的“民众”不过是些无知的,肮脏的,愚民。他觉得自己有知识,有善心,应去作愚民的尊师与教主。现在,他才知道,乡民,在许多事情上,不但不愚,而且配作他的先生。

他开始放弃了大学生的骄傲,而决定与乡民们在一块儿工作,一块儿抗敌。而且,要把他所知道的教给乡民;同时,也从乡民学习他所不知道的。

他不大会唱歌,而硬着头皮给百姓们唱抗战的歌曲。他不会演戏,而拉长了脸上台。他不会写文章,可是拧起眉毛给人们写抗战的故事。同样的,他不会骑马放枪,可是下了决心请百姓们教给他。他甚至于强迫自己承认,乡下的红裤子绿袄的姑娘比招弟更好看。假若他要结婚,他须娶个乡下姑娘!

同时,百姓们是那么天真,他们听,看,相信,他那连牛都不高兴接受的歌曲,话剧,与故事。他更高了兴,不是因为自傲,而是因为他已和乡民打成一片。他相信自己若能和乡民老在一块儿,他就能变成象乡民那么纯朴健壮,而乡民也变成象他那么活泼聪明;哼,打败日本简直可以比杀只鸡还容易!

这天真,高兴,自信,使他忘了北平。在北平,他一筹莫展;现在,他抓住了爱国的真对象。爱国成了具体的事实——爱那些人民与土地。战争,没想到,使都市的青年认识了真的中国。

他更瘦了些,可是身量又高出半寸来,他的脸晒得乌黑,可是腮上有棱有角的显出结实硬棒。没法子和乡下青年打篮球,他学会和他们摔跤,举石墩。摸着自己的筋肉,他觉得他能一枪把儿打碎两个敌人的头颅。

热血循环得快,他的想象也来得快,他甚至于盘算到战后的计划。他想,在胜利以后,他应当永远住在乡下,娶个乡下姑娘,生几个象小牛一般结实的娃娃。为教育自己的娃娃,他顺手儿便办一个学校,使村中老幼男女都得到识字的机会。他将办一个合作社,一个小工厂,一个医院,一个……

他不单看见了胜利,也看见了战后的新中国。在那个新中国里,乡村都美化得象花园一样!

可是,不久,因当权者的不信任民众与怀疑知识青年们的自由思想,瑞全被迫离开他的工作与朋友,而必须到城市里作他所不高兴的工作。打击与失望使他愤怒。可是“不要灰心”!他想起钱伯伯与瑞宣大哥给他的临别赠言。他忍住气,闭上口,把乱说乱唱的时间都让给静静的思索。

从历史的背景,他重新看自己。他看出来,他的自信与天真只是一股热气催放出来的花朵,并不能结出果实。他的责任不是只凭一股热气去抗敌,去希冀便宜的胜利,去梦想胜利后的乌托邦。他也必须沉住了气去抵抗历史,改造历史。

历史使中国的人民良善可爱,历史也使另一些人别有心肝,打算。他必须监视自己,使自己在历史的天平上得到真正的分量。他看出来,日本人的侵略中国是打开了十八层地狱,鬼魂们不但须往外冲杀,也应当和阎王与牛头马面们格斗。

在城市里过活了许多时候,他得到回北平的机会。假若他能在民间工作,或被军队收容,他万也不想回北平。他真爱北平,可是现在已体会出来它是有毒的地方。那晴美的天光,琉璃瓦的宫殿,美好的饮食,和许多别的小小的方便与享受,都是毒物。它们使人舒服,消沉,苟安,懒惰。瑞全宁可到泥塘与血狱里去滚,也不愿回到那文化过熟的故乡。不过既没有旁的机会,他也只好回北平,去给北平消毒。

在除夕,他进了西安古城。因穿得太薄,他很冷。绕了几条街,他买不到一件棉袍。铺户已都关上门,过年。他知道西安和北平是同一气味的古城,不管有无战争灾难,人们必须过年。他,不便生气;不生气,也就会慢慢的想主意。这就是他三四年来得到的一点宝贵的修养。

他去敲寿衣铺的门。不管是除夕,还是元旦,人间总有死亡;寿衣铺不会因过年而拒绝交易。他买了件给死鬼穿的棉袍。他笑了。好,活人穿死人的衣服,就也算不怕死的一点表示吧。

从西安,他往东走。遇上什么车,便坐什么车;没有车,他步行。当坐火车或汽车的时候,他必和日本人坐在一处,跟他们闲谈,给他们一点东西吃,倒好象他是最喜欢日本人的人。假若他拿着机密的文件或抗日的宣传品,他必把它们放在日本人的行李当中,省得受检查;有时候,他托日本人给他带出车站去。这些小小的把戏使他觉得自己很不值钱,因为日本人就专好玩这种小聪明。可是,及至它们得到了应得的效果,他又不由的有点高兴,心中说:“你们会玩的,我也会!”

当他步行的时候,他有时候为躲避日本人,有时候为故意进入占领区,就绕了许多许多路,得到详细观察各处情形的机会。走了些日子之后,闭上眼他能给自己画出一张地图来。在这地图上,不仅有山河与大小的村镇,也有各处的军队与人民的动态。这是一张用血画的地图:一个小小的村子,也许遭受过十次八次的烧杀;一条静静的小溪,也许被敌人与我们抢渡过多少次。看着这张他心中的地图,他知道了中国人并不老实,并不轻易投降给敌人。在那张图上,他看见一些人影,那些穷,脏,无知而又无所不知,诚实而又精明的人民。真的,是他们,给了他心中的地图一些鲜红的颜色。

越走,离北平越近了,他不由的想起家来。他特别想念母亲与大哥。可是,这并没教他感到难过,因为三四年来的流亡,他看明白,已使他永远不会把自己再插入那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恢复战前的生活状态。那几乎已不可能。他已经看见了广大的国土,那么多的人民,和多少多少民间的问题。

他的将来的生活关系,与其是家庭的,毋宁说是社会的。战争打开了他的心与眼,他不愿再把自己放在家里去。

已是秋天,他才由廊坊上了火车。

他决定变成廊坊的人。这不难,只要口音稍微一变,他就可以冒充廊坊的人。他的服装——一件长蓝布夹袍,一双半旧的千层底缎鞋,一顶青缎小帽——教他变成了粮店少掌柜的样子。他的行李是一件半旧的“捎马子”,上面影影绰绰的还带着“三槐堂”的字样。他姓了王。此外,他带着一副大风镜,与一条毛巾。拿毛巾当作手绢,带出点乡下人的土气,而大风镜又恰好给他添加些少掌柜的气派。捎马子里放着那“死灵魂”的棉袍,与三五件小衣裳。除了捎马子上的“三槐堂”,他浑身上下没有任何带字的东西。

高高的,黑黑的,他装傻充楞的上了火车,颇象常走路的买卖人。在车上,他想好王少掌柜的家谱与王家村的地图。

一遍,两遍,十几遍,他把家谱与地图都背得飞熟。假若遇上日本人盘问,他好能用详细的形容与述说去满足他们的细心与琐碎——日本人不是最理想的仇敌,他们太琐碎。琐碎使日本人只看见了树,而忘了林,因而也就把精力全浪费在阴险与破坏上,而忘了人世间最崇高,最有意义的事情。

离北平越来越近了。火车一动一动的,瑞全的眼中一闪一闪的看到了家。家门,门外的大槐树,院中的一切,同时的,象图画似的,都显现在目前。他赶紧闭上眼,听着火车的轮声,希望把自己催眠过去。他一定不要因为看见北平而心跳得快起来。他已经被日本人摸过几次胸口,看他的心跳得快不快。这是北平,是他的家,也是虎口;他必须毫不动心的进入虎口,而不被它咬住。

车停住。他慢慢的扛起行李,一手高举着车票,一手握着那条灰不噜的毛巾,慢慢的下了车。车站旁的古老的城墙,四围的清脆的乡音,使他没法不深吸一口气。一吸气,他闻到北平特有的味道。他想快跑几步,象小儿看到家门那样兴奋的跑几步。北平有毒,可是,北平到底是他的生身之地,那颜色,气味,语声,都使他感到舒服与恰好合适,倒仿佛他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母亲的手腕似的。可是,他必须镇定的,慢慢的,走。他知道,只要有人一拍他的肩膀,他就得希望那最好的,而勇敢的接受那最坏的。这已不是北平,而是虎口。

平安无事的,在车站上的木栅前,他交出手中的车票。可是,他还不敢高兴;北平的任何一块土,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变成他的坟墓。

果然,他刚一出木栅,一只手就轻轻的放在他的肩上。他反倒更镇定了,因为这是他所预料到的。

他用握着毛巾的手把肩头上的手打落,而后拿出少掌柜的气派问了声:“干什么?”不屑于看那只手是谁的,他照旧往前走,一边叨唠着:“我有熟旅馆,别乱拉生意!北平是常来常往的地方,别拿我当作乡下脑壳!”

可是,这点瞎虎事并没发生作用。一个硬棒棒的东西顶住了他的肋部。后面出了声:“走!别废话!”

三槐堂的王少掌柜急了,转过身来,与背后的人打了对脸。“怎回事?在车站上绑票?不躲开我,我可喊巡警!”

口中这样乱扯,瑞全心里却恨不能咬下那个人几块肉来。

那是个中国的青年。瑞全恨这样的人甚于日本人。可是,他须纳住气,向连猪狗不如的人说好话。他叫了“先生”,“先生,我身上没有多少钱,您高抬贵手!”  “走!”那条狗了牙,一口很整齐洁白的牙。

王少掌柜见说软说硬都没有用,只好叹气,跟着狗走。

票房后边的一间小屋就是他预期的虎口。里边,一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是虎口的三个巨齿。

瑞全忙着给三个虎齿鞠躬,忙着放下行李,忙着用毛巾擦脸。而后,立在日本人的对面,傻乎乎的用小手指掏掏耳朵,还轻轻的揉了揉耳朵眼。

日本人象鉴定一件古玩似的看着瑞全,看了好大半天。瑞全时时的傻笑一下。

日本人开始掀着一大厚本像片簿子。瑞全装傻充楞的也跟着看,看见了好几个他熟识的人。日本人看几片,停一停,抬头端详瑞全一会儿,而后再看像片。看了半天,瑞全看到他自己的像片。他已忘了那是在哪里照的,不过还影影绰绰的记得那大概是三年前的了。像片上的他比现在胖,而且留着分头,(现在,他是推着光头,)一绺儿松散下的头发搭拉在脑门上。也许是因为这些差异,日本人并没有看出像片与瑞全的关系,而顺手翻了过去。瑞全想象着吐了吐舌头。

日本人推开像片本子,开始审问瑞全。瑞全把已背熟了的家谱与乡土志,有点结巴,而又不十分慌张的,一一的说出来。他说,那两个中国人便记录下来。

问答了一阵,日本人又去翻弄像片,一个中国人从新由头儿审问,不错眼珠的看着记录。这样问完一遍,第二个中国人轻嗽了一下,从记录的末尾倒着问。瑞全回答得都一点不错。

日本人又推开像片本子,忽然的一笑。“我认识廊坊!”这样说完,他紧跟着探进手去,摸瑞全的胸口。

瑞全假装扭咕身子,倒好象有点害羞似的,可是并没妨碍日本人的手贴在他的胸口。他的心跳得正常。

日本人拿开手,开始跟瑞全“研究”廊坊,倒好象他对那个地方有很深的感情似的。

听了几句,瑞全知道日本人的话多半是临时编制的,所以他不应当完全顺着日本人的话往下爬,也不该完全呛着说。

他须调动好,有顺有逆的,给假话刷上真颜色。

“王家村北边那个大坑还有没有?”

“那个大坑?孩子们夏天去洗澡的那个?早教日本军队给填平了!”

“大坑的南边有两条路,你回家走哪一条?”

“哪一条我也不走!我永远抄小道走,可以近上半里多路!”

日本人又问了许多问题,瑞全回答得都相当得体。日本人一努嘴,两个中国人去搜检行李与瑞全的身上。什么也没搜出来。

日本人走出去。两个中国人楞了一会儿,也走出去。

瑞全把钮扣系好,然后把几件衣服折叠得整整齐齐,又放回捎马子里。一边收拾,一边暗中咒骂。他讨厌这种鬼鬼祟祟的变戏法的人。这不是堂堂正正的作战,而是儿戏。但是,他必耐着心作这种游戏,必须在游戏中达到他的抗敌的目的。是的,战争本身恐怕就是最愚蠢可笑的游戏。

他没出声的叹了口气。而后,把捎马子拉平,坐在上面,背倚着墙角,假装打瞌睡。

“睡”了一会儿,他听见有一个人走回来。他的睡意更浓了,轻轻的打着呼。没有心病的才会打呼。

“嗨!”那个人出了声:“还不他妈的滚?”

瑞全睁开眼,擦了擦脸,不慌不忙的立起来,扛起行李。

他给那个人,一个中国人,深深的鞠了躬;心里说:“小子,再见!我要不收拾你,汉姦,我不姓祁!”

出了屋门,他还慢条厮理的东张西望,仿佛忘了方向,在那里磨蹭。他知道,若是出门就跑,他必会被他们再捉回去;不定有多少只眼睛在暗处看着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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