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

第09章

作者:老舍

要是依着日本军阀的心意,当然最如意与简明的打算,是攻陷一处便成立个军政府,以军人作首领,而把政治用枪刺挑着。但是,这样去作,须一下手便有通盘的军事计划与雄厚的兵力。事实上,他们有极大的侵略野心,而没有整个的用兵计划与庞大得足以一鼓而攻下华北的兵力。他们的野心受了欺诈的诱惑,他们想只要东响几声炮,西放一把火,就能使中华的政府与人民丧胆求和,而他们得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利益。欺诈是最危险的事,因为它会翻过头来骗你自己。日本军人攻下了北平与天津,而战事并没有完结。他们须将错就错的继续打下去,而不能不把用枪刺穿住的肥肉分给政客们与资本家们一些。他们讨厌政客与大腹贾,可是没法子不准他们分肥。他们更讨厌中国的汉姦,而汉姦又恰好能帮助他们以很小的兵力镇服一座城或一个县分。他们须擦一擦手上的血,预备和他们所讨厌的政客与汉姦握手。握手之后,那些政客与汉姦会给他们想出许多好听的字眼,去欺骗中国人与他们自己。他们最不愿要和平,而那些小鼻小眼的人却提出“和平”;他们本只忠于自己——为升官,为抢钱,而发动战争——而政客们偏说他们是忠于天皇。“武士道”的精神,因此,一变而为欺人与自欺,而应当叱咤风云的武士都变成了小丑。

假若他们不是这样,而坦率的自比于匈奴或韩尼布尔,以烧红的铁鞭去击碎了大地,他们在历史上必定会留下个永远被诅咒的名声,象魔鬼永远与天使对立似的。但是,他们既要杀人放火,而又把血迹与火场用纸掩盖上。历史上将无以名之,而只能很勉强的把他们比作黄鼬或老鼠。

北平为老鼠们净了街。老鼠是诡诈而怕人的。

他们的聚议,假若不是因战争催迫着,将永无结果。他们非教政客与汉姦们来帮忙不可,可是帮忙即须染指。他们应教别人分润多少?分润什么?自己抢来的,而硬看着别人伸手来拿,不是什么好受的事,特别是在鼠眼的东洋武士们。

假若照着他们的本意,他们只须架上机关枪,一刻钟的工夫便把北平改成个很大的屠场,而后把故宫里的宝物,图书馆的书籍,连古寺名园里的奇花与珍贵的陈设,统统的搬了走,用不着什么拐弯抹角的作文章。可是,还有许多西洋人在北平,东洋的武士须戴上一张面具,遮盖上狰狞的面孔。政客们又说,这是政治问题,不应当多耗费子弹。资本家们也笑容可掬的声明,屠杀有背于经济的原理。最后,汉姦们打躬作揖的陈述,北平人是最老实的,决不抗日,应求“皇军”高抬贵手。于是,最简单的事变成很复杂,而屠杀劫抢变为组织政府与施行“王道”。

这样的从军事占领迂回到组织政府,使藏在天津的失意军阀与官僚大为失望。他们的作官与搂钱的慾望,已经随着日寇的侵入而由期待变为马上可以如愿以偿。他们以为只要一向日本军人磕头便可以富贵双临。没料到,日本军是要详加选择,而并不摸摸脑袋就算一个人。同时,日本军人中既有派别,而政客与资本家又各有党系,日本人须和日本人斗争,华人也就必须随着乱转,而不知道主要的势力是在哪里。

他们的简单的认日本军阀为义父的办法须改为见人就叫爸爸。他们慌乱、奔走、探听、勾结、竞争、唯恐怕落选——这回能登台,才能取得“开国元勋”的资格与享受。他们象暑天粪窖的蛆那么活跃。

更可怜的是冠晓荷一类的人。他们所巴结的人已经是慌乱而不知究竟如何,他们自己便更摸不清头脑。他们只恨父母没多给了他们两条腿!他们已奔走得筋疲力尽,而事情还是渺茫不定。

冠晓荷的俊美的眼已陷下两个坑儿,脸色也黑了一些。他可是一点也不灰心,他既坚信要转好运,又绝不疏忽了人事。

他到处还是侃侃而谈,谈得嗓子都有点发哑,口中有时候发臭。他买了华达丸含在口中,即使是不说话的时候,口中好还有些事作。他的事情虽然还没有眉目,他可是已经因到各处奔走而学来不少名词与理论;由甲处取来的,他拿到乙处去卖;然后,由乙处又学来一半句,再到丙处去说。实在没有地方去说,他还会在家中传习给太太与女儿。而且,这样的传习与宣传,还可以掩饰自己的失败,常常的在一语未完而打个哈欠什么的,表示自己因努力而感到疲乏。

假若他的事情已经成功,他一定不会有什么闲心去关切,或稍稍的注意,老街旧邻们。现在,事情还没有任何把握,他就注意到邻居们:为什么象祁瑞宣那样的人们会一声不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呢?他们究竟有什么打算与把握呢?对钱默吟先生,他特别的注意。他以为,象钱先生那样的年纪,学问,与为人,必定会因日本人来到而走一步好运。在他这几天的奔走中,他看到不少的名士们,有的预备以诗文结交日本朋友,打算创立个诗社什么的。

从这些诗人騒客的口中,冠晓荷学会了一套:

“日本人是喜欢作诗的,而且都作中国旧诗!要不怎么说白话诗没价值呢!”

有的预备着以绘画和书法为媒,与日本人接近,冠晓荷又学会一套:

“艺术是没有国籍的,中国人作画,正和日本人一样,都要美。我们以美易美,也就没什么谁胜谁败之分了!”

有的预备着以种花草为保身之计,他们说:“日本人最爱花草。在东洋,连插花瓶都极有讲究!大家在一块儿玩玩花草,也就无须乎分什么中国人与日本人了!”这一套也被冠先生学会。

这些准备与言论,使冠晓荷想到钱默吟。钱先生既会诗文,又会绘画,还爱种花;全才!他心中一动:呕!假若打着钱先生的旗号,成立个诗社或画社,或开个小鲜花店,而由他自己去经营,岂不就直接的把日本人吸引了来,何必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谋事去呢?

想到这里,他也恍然大悟,呕!怨不得钱先生那么又臭又硬呢,人家心里有数儿呀!他很想去看看钱先生,但是又怕碰壁。想起上次在祁家门口与钱先生相遇的光景,他不肯再去吃钉子。他想还是先到祁家打听一下好。假若祁瑞宣有什么关于钱默吟的消息,他再决定怎样去到钱宅访问——只要有希望,碰钉子也不在乎。同时,他也纳闷祁瑞宣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办法,何以一点也不慌不忙的在家里蹲着。含上一颗华达丸,梳了梳头发,他到祁家来看一眼。

“瑞宣!”他在门口拱好了手,非常亲切的叫:“没事吧?

我来看看你们!”

同瑞宣来到屋中,落了坐,他先夸奖了小顺儿一番,然后引入正题:“有甚么消息没有?”

“没有呢!”

“太沉闷了!”冠晓荷以为瑞宣是故意有话不说,所以想用自己的资料换取情报:“我这几天不断出去,真实的消息虽然很少,可是大致的我已经清楚了大势所趋。一般的说,大家都以为中日必须合作。”

“哪个大家?”瑞宣本不想得罪人,但是一遇到冠先生这路人,他就不由的话中带着刺儿。

冠先生觉到了那个刺儿,转了转眼珠,说:“自然,我们都希望中国能用武力阻止住外患,不过咱们打得过日本与否,倒是个问题。北平呢,无疑的是要暂时由日本人占领,那么,我想,象咱们这样有点用处的人,倒实在应当出来作点事,好少教我们的人民吃点亏。在这条胡同里,我就看得起你老哥和钱默翁,也就特别的关切你们。这几天,默翁怎样?”

“这两天,我没去看他。”

“他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呢?”

“不知道!他恐怕不会活动吧,他是诗人!”

“诗人不见得就不活动呀!听说诗人杜秀陵就很有出任要职的可能!”

瑞宣不愿再谈下去。

“咱们一同看看默翁去,好不好?”

“改天吧!”

“哪一天?你定个时间!”

瑞宣被挤在死角落里,只好改敷衍为进攻。“找他干什么呢?”

“是呀,”晓荷的眼放出光来,“这就是我要和你商量商量的呀!我知道钱先生能诗善画,而且爱养花草。日本人呢,也喜欢这些玩艺儿。咱们——你,我,钱先生——要是组织个什么诗画社,消极的能保身,积极的还许能交往上日本人,有点什么发展!我们一定得这么作,这确乎是条平妥的路子!”

“那么,冠先生,你以为日本人就永远占据住咱们的北平了?”

“他们占据一个月也好,一百年也好,咱们得有个准备。

说真的,你老哥别太消极!在这个年月,咱们就得充分的活动,好弄碗饭吃,是不是?”

“我想钱先生决不肯作这样的事!”

“咱们还没见着他呢,怎能断定?谁的心里怎么样,很难不详谈就知道!”

瑞宣的胖脸微微红起来。“我自己就不干!”他以为这一句话一定开罪于冠先生,而可以不再多罗嗦了。

冠先生并没恼,反倒笑了一下:“你不作诗,画画,也没关系!我也不会!我是说由默翁作文章,咱们俩主持事务。早一点下手,把牌子创开,日本人必闻风而至,咱们的小羊圈就成了文化中心!”

瑞宣再不能控制自己,冷笑得出了声。

“你再想想看!”冠先生立起来。“我觉得这件事值得作!

作好了,于我们有益;作不好呢也无损!”一边说,他一边往院中走。“要不这样好不好?我来请客,把钱先生请过来,大家谈谈?他要是不愿上我那里去呢,我就把酒菜送到这边来!

你看怎样?”

瑞宣答不出话来。

走到大门口,冠先生又问了声:“怎样?”

瑞宣自己也不知道哼了一句什么,便转身进来。他想起那位窦神父的话。把神父的话与冠晓荷的话加在一处,他打了个冷战。

冠晓荷回到家中,正赶上冠太太回来不久。她一面换衣服,一面喊洗脸水和酸梅汤。她的赤包儿式的脸上已褪了粉,口与鼻大吞大吐的呼吸着,声势非常的大,仿佛是刚刚抢过敌人的两三架机关枪来似的。

大赤包对丈夫的财禄是绝对乐观的。这并不是她信任丈夫的能力,而是相信她自己的手眼通天。在这几天内,她已经和五位阔姨太太结为干姊妹,而且顺手儿赢了两千多块钱。

她预言:不久她就会和日本太太们结为姊妹,而教日本的军政要人们也来打牌。

因为满意自己,所以她对别人不能不挑剔。“招弟!你干了什么?高第你呢?怎么?该加劲儿的时候,你们反倒歇了工呢?”然后,指槐骂柳的,仍对两位小姐发言,而目标另有所在:“怎么,出去走走,还晒黑了脸吗?我的脸皮老,不怕晒!我知道帮助丈夫兴家立业,不能专仗着脸子白,装他妈的小妖精!”

说完,她伸着耳朵听;假若尤桐芳有什么反抗的表示,她准备大举进攻。

尤桐芳,可是,没有出声。

大赤包把枪口转向丈夫来:

“你今天怎么啦?也不出去?把事情全交给我一个人了?

你也不害羞!走,天还早呢,你给我乖乖的再跑一趟去!你又不是裹脚的小妞儿,还怕走大了脚?”

“我走!我走!”冠先生拿腔作调的说。“请太太不要发脾气!”说罢,戴起帽子,懒洋洋的走出去。

他走后,尤桐芳对大赤包开了火。她颇会调动开火的时间:冠先生在家,她能忍就忍,为是避免祸首的罪名;等他一出门,她的枪弹便击射出来。大赤包的嘴已很够野的,桐芳还要野上好几倍。骂到连她自己都觉难以入耳的时候,她会坦率的声明:“我是唱玩艺儿出身满不在乎!”

尤桐芳不记得她的父母是谁,“尤”是她养母的姓。四岁的时候,她被人拐卖出来。八岁她开始学鼓书。她相当的聪明,十岁便登台挣钱。十三岁,被她的师傅给强姦了,影响到她身体的发育,所以身量很矮。小扁脸,皮肤相当的细润,两只眼特别的媚。她的嗓子不错,只是底气不足,往往唱着唱着便声嘶力竭。她的眼补救了嗓子的不足。为生活,她不能不利用她的眼帮助歌唱。她一出台,便把眼从右至左打个圆圈:使台下的人都以为她是看自己呢。因此,她曾经红过一个时期。她到北平来献技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二岁。一来是,北平的名角太多;二来是她曾打过二次胎,中气更不足了;所以,她在北平不甚得意。就是在她这样失意的时候,冠先生给她赎了身。大赤包的身量——先不用多说别的——太高,所以他久想娶个矮子。

假若桐芳能好好的读几年的书,以她的身世,以她的聪明,她必能成为一个很有用的小女人。退一步说,即使她不读书,而能堂堂正正的嫁人,以她的社会经验,和所受的痛苦,她必能一扑纳心①的作个好主妇。她深知道华美的衣服,悦耳的言笑,丰腴的酒席,都是使她把身心腐烂掉,而被扔弃在烂死岗子的毒葯。在表面上,她使媚眼,她歌唱,她开玩笑,而暗地里她却以泪洗面。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姊妹亲戚;睁开眼,世界是个空的。在空的世界中,她须向任何人都微笑,都飞眼,为是赚两顿饭吃。在二十岁的时候,她已明白了一切都是空虚,她切盼遇到个老实的男人,给她一点生活的真实。可是,她只能作姨太太!除了她的媚眼无法一时改正——假如她遇上一个好男人——她愿立刻改掉一切的恶习。但是,姨太太是“专有”的玩物;她须把媚惑众人的手段用来取悦一个人。再加上大赤包的嫉妒与压迫,她就更须向丈夫讨好,好不至于把到了口的饭食又丢掉。一方面,她须用旧有的诱惑技巧拴住丈夫的心,另一方面,她决定不甘受欺侮,以免变成垫在桌腿下的青蛙。况且,在心里,她不比任何人坏;或者,因为在江湖上走惯了,她倒比一般的人更义气一些。以一个女人来说,她也不比任何女人更不贞节。

虽然她十三岁就破了身,二十二岁就已堕过两次胎,可是那①一扑纳心,形容一个人死心塌地的跟随着别人。

并不是她自己的罪恶。因此,大赤包越攻击她,她便越要抗辩,她觉得大赤包没有骂她的资格。不幸,她的抗辩,本来是为得到了解,可是因为用了诟骂的形式来表达,便招来更多的攻击与仇恨。她也就只好将错就错的继续反攻。

今天,她的责骂不仅是为她自己,而且是为了她的老家——辽宁。她不准知道自己是关外人不是,但是她记得在沈阳的小河沿卖过艺,而且她的言语也是那里的。既无父母,她愿妥定的有个老家,好教自己觉得不是无根的浮萍。她知道日本人骗去了她的老家,也晓得日本人是怎样虐待着她的乡亲,所以她深恨大赤包的设尽方法想接近日本人。

在全家里,她只和高第说得来。冠晓荷对她相当的好,但是他的爱她纯粹是宠爱玩弄,而毫无尊重的意思。高第呢,既不得父母的欢心,当然愿意有个朋友,所以对桐芳能平等相待,而桐芳也就对高第以诚相见。

桐芳叫骂了一大阵以后,高第过来劝住了她。雷雨以后,多数是晴天;桐芳把怨气放尽,对高第特别的亲热。两个人谈起心来。一来二去的,高第把自己的一点小秘密告诉了桐芳,引起桐芳许多的感慨。

“托生个女人,唉,就什么也不用说了!我告诉你,大小姐,一个女人就象一个风筝。别看它花红柳绿的,在半天空中摇摇摆摆,怪美的,其实那根线儿是在人家手里呢!不服气,你要挣断那根线儿,好,你就头朝下,不是落在树上,就是挂在电线上,连尾巴带翅膀,全扯得稀烂,比什么都难看!”

牢騒了一阵,她把话拉回来:“我没见过西院里的二爷。不过,要嫁人的话,就嫁个老老实实的人;不怕穷点,只要小两口儿能消消停停的过日子就好!你甭忙,我去帮你打听!我这一辈子算完了,睁开眼,天底下没有一个亲人!不错,我有个丈夫;可是,又不算个丈夫!也就是我的心路宽,脸皮厚!

要不然,我早就扎在尿窝子里死啦!得啦,我就盼着你有一门子好亲事,也不枉咱们俩相好一程子!”

高第的短鼻子上纵起不少条儿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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