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集》

人同 此心

作者:老舍

他们三个都不想作英雄。年岁,知识,理想,都不许他们还沉醉在《武松打虎》或《单刀赴会》那些故事中;有那么一个时期,他们的确被这种故事迷住过;现在一想起来,便使他们特别的冷淡,几乎要否认这是自己的经验,就好似想起幼年曾经偷过妈妈一毛钱那样。

他们三个都不想作汉姦。年岁,知识,理想,都不许他们随便的跪在任何人的面前。

可是,他们困在了亡城之中。在作英雄与汉姦之间,只还有一个缝子留给他们——把忠与姦全放在一边,低首去作行尸走肉:照常的吃喝,到极难堪的时节可以喝两杯酒,醉了就蒙头大睡。这很省事,而且还近乎明哲保身。

是的,钻到这缝隙中去,的确是没办法中的办法。论力气,三个人凑在一起,不过只能搬起一块石头来。就说能把块石头抛出去,而恰好能碰死一个敌人,有什么用处呢?三个人绝对抵不了成群的坦克车与重炮。论心路,三个人即使能计划出救亡纲要来,而刺刀与手枪时刻的在他们的肋旁;捆赴行刑场去的囚徒是无法用知识自救的。简直无法可想。王文义是三个中最强壮的一个。差一年就在大学毕业了;敌人的炮火打碎他的生命的好梦。假若他愿意等着文凭与学士的头衔,他便须先承认自己是亡国奴。奴才学士容或有留学东洋的机会,当他把祖宗与民族都忘记了的时候。他把墙上的一面小镜打得粉碎,镜中那对大而亮的眼,那个宽大的脑门,那个高直的鼻子,永将不能被自己再看见,直到国土收复了的一天。忘了祖国与民族?且先忘了自己吧!被暴力征服的人怎能算作人呢?他不想作个英雄,可是只有牺牲了自己才算是认识了这时代给予的责任。这时代意义只能用血去说明。

他把范明力和吴聪找了来,两个都是他的同年级而不同学系的学友。范明力的体格比不上王文义,可也不算怎样的弱。眼睛不大水灵,嘴chún很厚,老老实实的象个中年的教师似的。吴聪很瘦,黄黄的脸,窄胸,似乎有点肺病;眼睛可很有神,嗓音很大,又使人不忍得说他有病。他的神气比他的身体活泼得多。

“有了办法没有?”王文义并没有预备下得到什么满意的回答的希望。反之,他却是想说出他的决定。

范明力把眼皮搭拉下去,嘴角微微往上兜着,作为不便说什么的表示。

“我们逃吧?”吴聪试着步儿说,语声不象往日那么高大,似乎是被羞愧给管束住。

“逃?”王文义低声的问,而后待了半天才摇了摇头:“不,不能逃!逃到哪里去?为什么逃?难道这里不是我们的土地?”“我也这么问过自己,”吴聪的语声高了些,“我并不一定要逃。我是这么想:咱们死在这里太可惜,而且并没有什么好处。”

“是的,我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可惜;三个人的力量太小,无益。”王文义点着头说。忽然,他立了起来,提高了语声象个演说家想到了些激烈的话似的:“可是,亡国奴是没有等级的,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洋车夫没有丝毫的分别,再从反面来说不愿作亡国奴的也没有等级,命都是一样的,血,没有高低;在为国牺牲上,谁的血洒在地上都是同样的有价值。爱国不爱国,一半是决定于知识,一半是决定于情感。在为民族生存而决斗的时候,我们若是压制着情绪,我们的知识便成了专为自私自利的工具。保护住自己,在这时候,便没有了羞耻。站在斗争的外边,我们便失了民族的同情与共感。去牺牲,绝不仅是为作英雄;死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不是什么特别的光荣。想偷生的人说死最容易,决定去牺牲的人知道死的价值。我不逃,我要在这里死。死的价值不因成就的大小,而是由死的意志与原因,去定重轻。”“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范明力的厚嘴chún好象是很吃力的样子掀动着。“死不为是急速结束这一生,而是把一点不死的精神传延下去。”

“我再说,”王文义的宽脑门上涨出些红亮的光:“我不是什么英雄主义,而是老实的尽国民的责任。英雄主义者是乘机会彰显自己,尽责的是和同胞们死在一块,埋在一块,连块墓碑也没有。”

“好吧,”吴聪把窄胸挺起来,“说你的办法吧!我愿意陪伴着你们去死!”

“我们先立誓!”

吴范二人也都立起来。

“吴聪,范明力,王文义,愿为国家而死,争取民族的永远独立自由;我三人的身体与姓名将一齐毁灭,而精神与正义和平永在人间!”

“永在人间!”吴范一齐应声。

一种纯洁的微笑散布在他们的脸上,他们觉得死最甜蜜,牺牲是最崇高的美丽,全身的血好象花蜜似的漾溢着芬香。他们心平气和的商议着实际的办法。最难决定的——死——已被决定了,他们用不着再激昂慷慨的呼喊,而须把最高的智慧拿出来,用智慧配合着勇敢,走到那永远光明的路上去。他们耳中仿佛听到了微妙的神圣的呼召,所以不慌不怕;他们的言语中有些最美妙的律动。象是回应着那呼召,而从心弦上颤出民族复兴的神乐。

***

在驴儿胡同的口上,无论冬夏老坐着一个老婆婆。灰尘仿佛没有扑落过来的胆气,她老是那么干净。穷困没有能征服了她,她那随着年纪而下陷的眼中,永远深藏着一些和悦亲善的光,无选择的露给一切的人。她的职业是给穷人们缝补缝补破鞋烂袜子;眼还没有花,可是手总发颤,作不来细活计了。她的副业是给一切过路人一点笑意,和替男女小学生们,洋车夫们,记着谁谁刚才往南去了,或谁谁今天并没有从这里经过,而是昨天太阳偏西的时候向北去了。这个副业是纯粹义务的,唯一的报酬是老少男女都呼她“好妈妈”。有人说,她本是姓“郝”的。

城陷后,胡同口上好几天没有好妈妈的影儿。大家似乎没理到这件事,因为大家也都没敢出来呀;即使大着胆出来,谁还顾得注意她:国土已丢失,一位老妈妈的存亡有什么可惊异的呢?

可是,她到底又坐在那里了。一切还是那样,但她不能再笑脸迎人。还是那样的一切中却多了一些什么:她所认识的旗子改了颜色,她所认识的人还作着他们的事,拉车的拉车,卖菜的卖菜,可是脸上带着一层羞愧。她几乎不敢再招呼他们。那些男女小学生都不上学了,低着头走来走去,连义勇军进行曲也不再唱。大街上依然有车有马,但是老有些出丧的味儿,虽在阳光之下,而显着悲苦惨淡。

活了六十多岁,她经过多少变乱,受过多少困苦,可是哪一次也不象这次这么使她感到愤恨,愤恨压住了她的和悦,象梦中把手压在了胸上那么难过。她看见了成群的坦克车在马路上跑,结阵的飞机在空中飞旋,整车的我们青年男女捆往敌营去吃枪弹,大批的我们三四十岁的壮汉被锁了去……这些都不足引起她的恨怒,假如这些事底下没有“日本”这两个字。活了六十多年了,她不怀恨任何人,除了日本。她不识字,没有超过吃喝嫁娶穿衣住房的知识,不晓得国家大事,可是她知道恨日本。日本一向是在人们的口中,在她的耳边,在她的心里,久已凑成一块病似的那么可恨。没有理由,没有解释,她恨日本。只有恨日本,她仿佛渺茫的才觉得她还知道好歹,不是个只顾一日三餐的畜生。现在,满天飞的,遍地跑的,杀人的,放火的,都是日本,而日本这两个字已经不许她高声的说出,只能从齿缝chún边挤擦出来。象牛羊在走向屠场时会泪落那样,她直觉的感到不平与不安。

最使她不痛快的,是马路那边站岗的那个兵。她对谁都想和善,可是对这个兵不能笑着点点头。他的长刺刀老在枪上安着,在秋阳下闪着白亮亮的冷光,他的脚是那么宽,那么重,好象唯恐怕那块地会跑开似的死力的踩着。那是“咱们”的地;好妈妈不懂得别的,那块地是谁的她可知道的很清楚,象白布上一个红团不是中国旗那样清楚。她简直不敢再往马路那边看。可是不看还无济于事,那白亮亮的刺刀,宽重的脚,时时在她的心中发光,踩压。

她慢慢觉出点奇怪来:为什么咱们不去揍他呢?揍人,是她一向反对的事,可是现在她觉得揍那个兵,日本兵,是应当的。揍,大家不但不去揍他,反倒躲着他走呀!咱们的那些壮小伙子简直没有心胸,没有志气,没有人味儿!假若她有个儿子,要去揍对面的那个兵,她必定是乐意的,即使母子都为这个而砍了头,也是痛快的。

她不愿再坐在那里,但又舍不得离开:万一在她离开的那会儿,有人来揍那个不顺眼的东西呢!她在那里坐得更久了,那个东西仿佛吸住了她。他简直象个臭虫,可恨,又使她愿意碰见——多嘴才有人来用手指抹死他呢!她血液中流着的那点民族的生命力量,心中深藏着的那点民族自由自立的根性,或者使她这样愤怒,这样希望。杀了这个兵有什么用处?她不知道,也不想去思索。她只觉得有他在那里是种羞辱,而羞辱必须洗扫了去。正象个小姑娘到时候就懂得害羞,这位老婆婆为着民族与国土——虽然连这俩名词都不会说——而害羞。凡是能来杀或打这个兵的,她便应当呼之为——容或她会说这个——英雄。她的心目中的英雄不必是什么红胡子蓝靛脸的人物,而是街上来来往往的那些男子,只要他敢去收拾那个兵。在她的心中,在王文义的心中,在一切有血性的人的心中,虽然知识与字汇不同,可是在这时节都会唱出与这差不多的歌来:“国土的rǔ汁在每个人血中,一样的热烈,一样的鲜红;每个人爱他的国土如爱慈母,民族的摇篮,民族的坟墓。

驱出国境,惨于斩首;在国土上为奴,终身颤抖,是灵魂受着凌迟,

啊,灵魂受着凌迟!”

等着,等着那英雄,那平凡而知道尽责任的英雄。啊,那兵又换班了,一来一去,都是那么凶恶。啊,大队从南向北而去了,刺刀如林,闪亮了全街。啊,飞机又在头上了,血红的圆光在两翅上,污辱着青天。我们的英雄啊,怎么还不来?还不来?老妈妈的盼祷,也就是全民族的呼声吧?

老妈妈等了许多天,还没把那英雄等来。可是她并不灰心,反倒加紧的盼望,逢人便低声的打听:“咱们怎样了呢?”那洋车夫与作小买卖的之中也有会看报的,说给她一些消息。可是那些消息都是日本人制造出来的,不是攻下这里,便是打到某处。那些地名是好妈妈一向没听到过的,但是听过之后,她仿佛有些领悟:“咱们的地真大!”同时,她就更盼望那件事的实现:“咱们怎不过去打他呢?哪怕是先打死一个呢?”她的针尖顺着拉线的便利,指了指马路那边。“好妈妈,你可小心点!”人们警告她。她揉揉老眼,低声的说:“他不懂我们的话,他是鬼子!”

好消息来了!拉车的王二拿着双由垃圾堆上拾来的袜子,请好妈妈给收拾一下。蹲在她旁边,他偷偷说:“好妈妈,今天早上我拉车到东城,走到四牌楼就过不去了,鬼子兵把住了街道,不准车马过去。听说我们两个小伙子,把他们的一车炸弹全烧完,还打死他们五六个兵!”王二把挑起的大指急忙收在袖口中,眼瞭了马路那边一下,刚碰到刺刀的光亮就收了回来。“俩小伙子都没拿住,”他的声音更低了些,可是更有力了些。“吃过饭,我又绕回去,那里还不准过人呢!听说那俩小伙子是跑进一家小肉铺去,跑进去就没影儿啦。好妈妈,你看肉铺的人也真有胆子,敢把俩小伙子放走!我们有骨头的,好妈妈?”

好妈妈几天没用过的笑容,由心中跳到脸上。“要是有人敢打那边的那个东西,我就也敢帮忙,你信不信?”“我怎么不信?我要有枪,我就敢过去!好妈妈你别忙,慢慢的咱们都把他们收拾了!有了一个不怕死的,接着就有十个,一百个,一千个,是不是,对不对?”王二十分困难的把语声始终放低。“你看,鱼市上木盆里养着鳝鱼,必须放上一两条泥鳅。鳝鱼懒得动,日久就臭了。泥鳅爱动,弄得鳝鱼也得伸伸腰。我就管那俩小伙子比作我们的泥鳅,他们一动,大家伙儿都得动。好妈妈?”

“谁说不是!我在这儿等着,说不定明天就有人来打他,”随着“他”字,好妈妈的针又向外指了指。“他要是倒在那儿,我死了也痛快!我不能教小鬼子管着!”

第二天,好妈妈来得特别的早,在遇上熟人之前,已把笑容递给了红红的朝阳。

可是一直到过午,并没有动静。“早晚是要来的!”她自言自语的说。

都快到收活的时候了,来了个面生的小伙子,大眼睛,宽脑门,高鼻子。他不象个穷人,可是手中拿着双破袜子。好妈妈刚要拿针,那个小伙子拦住了她。“明天我来取吧,不忙,天快黑了。回家吗?一块儿走?来,我给拿着小筐!”一同进了驴儿胡同,少年低声的问:“这条胡同里有穿堂门没有?”

好妈妈摇摇头,而后细细的端详着他。看了半天,她微微一笑:“我知道你!”

“怎么?”少年的眼亮得怪可怕。

“你是好人!”好妈妈点头赞叹。“我告诉你,这里路南的第十个门,有个后门,可是没法打穿堂儿,那是人家的住宅呀。”

少年没有言语。好妈妈慢慢的想出来:“行!我要准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我可以托咐倒脏土的李五给你们开开门。”

少年还没有言语。

“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样!”老妈妈抬头望了望他。“什么意思?”

“我说不明白!”好妈妈笑了。“你是念书的人吧?”青年点了点头。

“那你就该懂得我的话。”好妈妈的脸上忽然非常的严肃起来:“告诉我,你明天什么时候来?我不会卖了你!”“我明天早晨八点来!”

“就是卖杏茶的周四过来的时候?”

“好!卖杏茶的过来,那个门得开开!”

“就是!”

“你知道我要干什么?”

“知道!”

“啊?”

“知道!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样!”

次日,好妈妈早早就到了。她坐了好象一年的样子,才听到周四尖锐的嗓音渐渐由远而近:“杏儿——茶哟。”好妈妈的手哆嗦起来,眼睛钉住那边的刺刀尖——一个小白星似的。“杏儿——茶哟。”周四就快到她面前了,她的眼几乎不能转动,象黏在了刺刀尖上。忽然,直象一条黑影儿,由便道上闪到马路边的一棵柳树后,紧跟着,枪响了,一声两声。那个兵倒在了地上。南边北边响了警笛。那条黑影闪进了驴儿胡同。倒在地上的兵立了起来,赶过马路这边。南边北边的“岗”,也都赶到,象作战的蚂蚁似的,匆忙的过了句话,都赶进胡同中去。好妈妈停止了呼吸。等了许久许久,那些兵全回来了,没有那个少年,她喘了口气,哆嗦着拿起那双袜子来,头也不愿再抬一抬。

也就是刚四点钟吧,她想收活回家,她的心里堵得慌,正在这么想,取袜子的来了!她几乎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楞了一会儿,她把袜子递给他。他蹲在一旁,看着袜子,低声的问:“早晨我打死他没有。”

好妈妈微微一摇头。“他装死儿呢,一会儿就爬起来了。”“呕!下回得用炸弹!”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块钱的票子来:“妈妈和李五分吧。”

“留着用吧,我不要!”好妈妈摆了摆手。“你要是有枪啊,给王二一支,他也愿意干。”

“有的是人,妈妈!”

“你姓什么呢?”

“暂时没有姓名,”少年立起来,把袜子和钱票都塞在衣袋里,想了想:“啊,也许永久没有姓名!再见,妈妈!”“哎,下回来,打准一点!”好妈妈的心里又不堵得慌了。

***

他们三个又坐在一处,互相报告着工作,并且计划着以后的办法。

范明力的厚嘴chún仿佛更厚了些,增加了沉默刚毅的神气。吴聪的窄胸似乎已装不下那些热气,挺着细脖,张着点嘴,象打鸣的鸡似的。他——不象范明力——有点按不住他的得意,越想两三日来的成绩越高兴。王文义不得意,也不失望,而是客观的批判着:

“咱们的成功与失败都没关系,唯一的好处是把未死的人心给激动起来了。咱们的心,大家的心,都并差不很多。我们只是作了应该作的事,至多也不过是先走了一步而已。好吧,我们商量明天的事;就热打铁,教这座城必定变成敌人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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