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

民主世界

作者:老舍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在战前,镇上也不过只有几十户人家;它的“领空”,连乌鸦都不喜轻易的飞过,因为这里的人少,地上也自然没有多余的弃物可供乌鸦们享用的。

可是从抗战的第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象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它的邮政代办所已改了邮局,它的小土地祠已变为中学校,它的担担面与抄手摊子已改为锅勺乱响的饭馆儿,它有了新的街道与新的篾片涂泥的洋楼。它的老树上已有了栖鸦。它的住户已多数的不再头缠白布,赤脚穿草鞋,而换上了呢帽与皮鞋,因为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监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噹的。

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它的位置,是在重庆郊外。不过把它放在成都,乐山,或合川附近,也无所不可。我们无须为它去详查地图和古书,因为它既不是军事要地,也没有什么秦砖汉瓦和任何古迹的。它的趣味,似乎在于“新”而不在于“旧”。若提到“旧”,那座小土地祠,或者是唯一的古迹,而它不是已经改为中学校,连神龛的左右与背后,都贴上壁报了么?

因此,我们似乎应当更注意它的人事。至于它到底是离重庆有二十或五十里地,是在江北岸还是南岸,倒没多大关系了。

好,让我们慢慢的摆龙门阵似的,谈谈它的人事吧。说到人事,我们首要的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那么,金光镇上的人们,既是良好的公民,又躲藏在这里参与了民主与法西斯的战斗,而且是世界和平的柱石,我们自然没法子不细看看他们的民主精神了。

我们想起什么,就说什么,次序的先后是毫不重要的;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

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这是个学术研究,而又兼有实验实用的机关。设有正副馆长,和四科,每科各有科长一人,科员若干人;此外还有许多干事,书记,与工友。四科是总务科,人事科,研究科,与推广科。总务科与人事科的事务用不着多说,因为每个机关,都有这么两科。研究科是专研究怎样使四川野产的一包一茎的水仙花,变成象福建产的大包多茎的水仙花,并且搜集中外书籍中有关于水仙的记载,作一部水仙大辞典。这一科的科员,干事,书记与工友比别科多着两三倍,因为工作繁重紧要。这一科里的科员,乃至于干事,都是学者。他们的工作目的是双重的。第一,是为研究而研究;研究水仙花正如同研究苹果、小麦与天上的彗星;研究是为发扬真理,而真理无所不在。第二,是为改良水仙花种,可以推销到各省,甚至于国外去,以便富国裕民。假若他们在水仙包里,能发现一种维他命,或者它就可以和洋芋与百合,异曲同工,而增多了农产。

研究的结果,由推广科去宣传、推销,并与全世界的水仙专家,交换贤种。

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颗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偷偷的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是在一天签两次到,和月间领薪领米之外,只好闲着。在闲得腻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会议完了,大家都感到兴奋与疲乏,而且觉得平价米确实缺乏着维他命的。

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两次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别的明显。第一次会议,由研究科的科长提议:“以后工友对职员须改呼老爷以别尊卑,而正名位。”提案刚一提出,就博得出席人员全体的热烈拥护。大家鼓掌,并且做了一分钟的欢呼。议案通过。

第二次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分,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敬礼,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的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出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的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的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的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的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的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做为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都是学者,当着馆长的面,谁也不肯发言,可是他们又决定不肯牺牲了享受敬礼的尊严,所以一律辞职。他们也晓得假若辞职真照准的话,他们会再递悔过书的。

馆长相当的能干,把这件事处理得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给科长记了一过。同时,他撤销了添设门警的决议案,而命令馆长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没来到的时候,你要在大门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礼,而后高声喊:馆长老爷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时节,你必须先跑出大门去,我一出门,你要敬礼,高声喊:馆长老爷去!看情形,假若门外有不少的过路的人,你就多喊一两声!”

工友连连的点头称是。“可是,馆长老爷,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吗?”

“那,我叫总务科多派一个工友帮助你就是了!”

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就平静无事了。在其中充分的表现了民主精神,还外带着有点人道主义似的。

在我们的这个民主世界——金光镇——里,要算裘委员最富于民主精神。他是中央委员,监察委员,还是立法委员,没人说得清。我们只知道他是委员,而且见面必须高声的叫他裘委员;我们晓得,有好几个无知的人曾经吃过他的耳光,因为他们没高声的喊委员。

裘委员很有学问。据说,他曾到过英美各民主国家考察过政治;现在,他每逢赶场(金光镇每逢一四七有“场”),买些地瓜与红苕之类的东西,还时时的对乡下人说一两个英文字,使他们莫名其妙。

不过,口中时时往外跳洋字,还是小焉者也。裘委员的真学问却是在于懂得法律与法治。“没有法治的精神,中国是不会强起来的!”这句话,差不多老挂在他的嘴边上。他处处讲“法”。他的屋中,除了盆子罐子而外,都是法律书籍,堆得顶着了天花板。那些满印着第几条第几款,使别人看了就头疼的书,在裘委员的眼中就仿佛比剑侠小说还更有趣味。他不单读那些“天书”,而且永远力求体行。他的立身处世没有一个地方不合于法的。他家中人口很少,有一位太太一位姨太太两个儿子。他的太太很胖。大概因为偏重了肌肉的发展,所以她没有头发。裘委员命令她戴上假头发——在西洋,法官都需头罩发网的,他说。按法律上说,他不该娶姨太太。于是他就自己制定了几条法律,用恭楷写好,贴在墙上,以便给她个合法的地位。他的两位少爷都非常的顽皮,不敢管教。裘委员的学问使他应付裕如,毫无困难。他引用了大清律,只要孩子们斜看他一眼,就捆打二十。这样,孩子们就越来越淘气,而且到处用粉笔写出“打倒委员爸爸”的口号。为这个,裘委员预备下一套夹棍,常常念道:“看大刑伺候!”向儿子们示威。

裘委员这点知法爱法的精神博得了全镇人士的钦佩。有想娶姨太太的,必先请他吃酒,而把他自己制定的姨太太法照抄一份,贴在门外,以便取得法律的根据。有的人家的孩子们太淘气,也必到委员家中领取大清律,或者甚至借用他的那套夹棍,给孩子们一些威胁。

这样,裘委员成为全镇上最得人缘的人。假若有人不买他的账,他会引用几条律法,把那个家伙送到狱中去的。他的法律知识与护法的热诚使他成了没有薪俸的法官。他的法律条款与宪书上的节气(按:系指历书上的二十四节而言),成为金光镇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虽然裘委员的威风如此之大,可是在抗战中他也受了不少委屈。看吧!裘委员的饭是平价米煮的,而饭菜之中就每每七八天见不着一根肉丝。鸡蛋已算是奢侈品,只有他自己每天早晨吃两个,其余的人就只能看看蛋皮,咽口吐沫而已。说到穿呢,无冬无夏的,他总穿着那套灰布中山装;假若没有胸前那块证章,十之八九他会被看作机关上的工友的。这,他以为,都是因为我们缺乏完善的法律。假若法律上定好,委员须凭证章每月领五支鸡,五十斤猪肉,三匹川绸,几双皮鞋,他一定不会给国家丢这份脸面的。

特别使他感到难过的是住处。我们已经说过:金光镇原本是个很小的镇子,在抗战中忽然涨大起来的。镇上的房子太不够用。依着裘委员的心意,不管国家怎样的穷,不管前线的士兵有无草鞋穿,也应当拨出一笔巨款,为委员们建筑些相当体面的小洋房,并且不取租钱。可是,政府并没这么办,他只好和别人一样的租房子住了。

凭他的势力与关系,他才在一个大杂院里找到了两间竹篾为墙,茅草盖顶,冬寒夏热,有雨必漏,遇风则摇的房屋。不平则鸣,以堂堂的委员而住这样的猪圈差不多的陋室,裘委员搬来之后就狂吼了三天。把怒气吼净,他开始布置房中的一切。他叫大家都挤住一间,好把另外的一间做为客厅和书房。他是委员,必须会客,所以必须有客厅。然后,他在客室门外,悬起一面小木牌,写好“值日官某某”。值日官便是他的两位太太与两位少爷。他们轮流当值,接收信件,和传达消息。遇有客人来访,他必躲到卧室里去,等值日官拿进名片,他才高声的说“传”,或“请”;再等客人进了客室,他才由卧室很有风度的出来会客。这叫作“体统”,而体统是法治的基本。

他决定不交房租。他自己又制定了几条法律,首要的一条是:“委员住杂院得不交房租”。

杂院里住着七八家子人,有小公务员,有小商人,有小流氓——我们的民主世界里有不少的小流氓,他们的民主精神是欺压良善。

裘委员一搬进来,便和小流氓们结为莫逆。他细心的给他们的行动都找出法律的根据。他也教他们不交房租,以便人多势众,好叫房东服从多数。这是民主精神。

房东是在镇上开小香烟店的,人很老实。他有个比他岁数稍大的太太,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也都很老实。他们是由河北逃来的。河北受敌人的蹂躏最早,所以他们逃来也最早。那时候,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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