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血集》

不成问题的问题

作者:老舍

任何人来到这里——树华农场——他必定会感觉到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战争,和战争所带来的轰炸、屠杀,与死亡。专凭风景来说,这里真值得被称为乱世的桃源。前面是刚由一个小小的峡口转过来的江,江水在冬天与春天总是使人愿意跳进去的那么澄清碧绿。背后是一带小山。山上没有什么,除了一丛丛的绿竹矮树,在竹、树的空处往往露出赭色的块块儿,象是画家给点染上的。

小山的半腰里,那青青的一片,在青色当中露出一两块白墙和二三屋脊的,便是树华农场。江上的小渡口,离农场大约有半里地,小船上的渡客,即使是往相反的方向去的,也往往回转头来,望一望这美丽的地方。他们若上了那斜着的坡道,就必定向农场这里指指点点,因为树上半黄的橘柑,或已经红了的苹果,总是使人注意而想夸赞几声的。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或遇到什么大家休假的日子,城里的士女有时候也把逛一逛树华农场作为一种高雅的举动,而这农场的美丽恐怕还多少地存在一些小文与短诗之中咧。

创办一座农场必定不是为看着玩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专来谀赞风景而忽略更实际一些的事儿了。由实际上说,树华农场的用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江就在它的脚底下。出品的运出也没有问题。它离重庆市不过三十多里路,江中可以走船,江边上也有小路。它的设备是相当可观的:有鸭鹅池、有兔笼、有花畦、有菜圃、有牛羊圈、有果园。鸭蛋、鲜花、青菜、水果、牛羊rǔ……都正是象重庆那样的都市所必需的东西。况且,它的创办正在抗战的那一年:重庆的人口,在抗战后,一天比一天多;所以需要的东西,象青菜与其他树华农场所产生的东西,自然的也一天比一天多。赚钱是没有问题的。

从渡口上的坡道往左走不远,就有一些还未完全风化的红石,石旁生着几丛细竹。到了竹丛,便到了农场的窄而明洁的石板路。离竹丛不远,相对的长着两株青松,松树上挂着两面粗粗刨平的木牌,白漆漆着“树华农场”。石板路边,靠江的这一面,都是花;使人能从花的各种颜色上,慢慢地把眼光移到碧绿的江水上面去。靠山的一面是许多直立的扇形的葡萄架,架子的后面是各种果树。走完了石板路,有一座不甚高,而相当宽的藤萝架,这便是农场的大门,横匾上刻着“树华”两个隶字。进了门,在绿草上,或碎石堆花的路上,往往能看见几片柔软而轻的鸭鹅毛,因为鸭鹅的池塘便在左手方。这里的鸭是纯白而肥硕的,真正的北平填鸭。对着鸭池是平平的一个坝子,满种着花草与菜蔬。在坝子的末端,被竹树掩覆着,是办公厅。这是相当坚固而十分雅致的一所两层的楼房,花果的香味永远充满了全楼的每一角落。牛羊圈和工人的草舍又在楼房的后边,时时有羊羔悲哀地啼唤。

这一些设备,教农场至少要用二十来名工人。可是,以它的生产能力,和出品销路的良好来说,除了一切开销,它还应当赚钱。无论是内行人还是外行人,只要看过这座农场,大概就不会想象到这是赔钱的事业。

然而,树华农场赔钱。

创办的时候,当然要往“里”垫钱。但是,鸡鸭、青菜、鲜花、牛羊rǔ,都是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可以在利润方面有些数目字的。按照行家的算盘上看,假若第二年还不十分顺利的话,至迟在第三年的开始就可以绝对地看赚了。

可是,树华农场的赔损是在创办后的第三年。在第三年首次股东会议的时候,场长与股东们都对着账簿发了半天的楞。

赔点钱,场长是绝不在乎的,他不过是大股东之一,而被大家推举出来作场长的。他还有许多比这座农场大的多的事业。可是,即使他对这小小的事业赔赚都不在乎,即使他一走到院中,看看那些鲜美的花草,就把赔钱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现在——在股东会上——究竟有点不大好过。他自信是把能手,他到处会赚钱,他是大家所崇拜的实业家。农场赔钱?这伤了他的自尊心。他赔点钱,股东他们赔点钱,都没有关系:只是,下不来台!这比什么都要紧!股东们呢,多数的是可以与场长立在一块儿呼兄唤弟的。他们的名望、资本、能力,也许都不及场长,可是在赔个万儿八千块钱上来说,场长要是沉得住气,他们也不便多出声儿。很少数的股东的确是想投了资,赚点钱,可是他们不便先开口质问,因为他们股子少,地位也就低,假若粗着脖子红着筋地发言,也许得罪了场长和大股东们——这,恐怕比赔点钱的损失还更大呢。

事实上,假若大家肯打开窗子说亮话,他们就可以异口同声地,确凿无疑地,马上指出赔钱的原因来。原因很简单,他们错用了人。场长,虽然是场长,是不能、不肯、不会、不屑于到农场来监督指导一切的。股东们也不会十趟八趟跑来看看的——他们只愿在开会的时候来作一次远足,既可以欣赏欣赏乡郊的景色,又可以和老友们喝两盅酒,附带地还可以露一露股东的身份。除了几个小股东,多数人接到开会的通知,就仿佛在箱子里寻找迎节当令该换的衣服的时候,偶然的发现了想不起怎么随手放在那里的一卷钞票——“呕,这儿还有点玩艺儿呢!”

农场实际负责任的人是丁务源,丁主任。

丁务源,丁主任,管理这座农场已有半年。农场赔钱就在这半年。

连场长带股东们都知道,假若他们脱口而出地说实话,他们就必定在口里说出“赔钱的原因在——”的时节,手指就确切无疑地伸出,指着丁务源!丁务源就在一旁坐着呢。但是,谁的嘴也没动,手指自然也就无从伸出。

他们,连场长带股东,谁没吃过农场的北平大填鸭,意大利种的肥母鸡,琥珀心的松花,和大得使儿童们跳起来的大鸡蛋鸭蛋?谁的瓶里没有插过农场的大枝的桂花、腊梅、红白梅花,和大朵的起楼子的芍葯,牡丹与茶花?谁的盘子里没有盛过使男女客人们赞叹的山东大白菜,绿得象翡翠般的油菜与嫩豌豆?

这些东西都是谁送给他们的?丁务源!

再说,谁家落了红白事,不是人家丁主任第一个跑来帮忙?谁家出了不大痛快的事故,不是人家丁主任象自天而降的喜神一般,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是的,丁主任就在这里坐着呢。可是谁肯伸出指头去戳点他呢?

什么责任问题,补救方法,股东会都没有谈论。等到丁主任预备的酒席吃残,大家只能拍拍他的肩膀,说声“美满闭会”了。

丁务源是哪里的人?没有人知道。他是一切人——中外无别——的乡亲。他的言语也正配得上他的籍贯,他会把他所到过的地方的最简单的话,例如四川的“啥子”与“要得”,上海的“唔啥”,北平的“妈啦巴子”……都美好的联结到一处,变成一种独创的“国语”;有时候也还加上一半个“孤得”,或“夜司”,增加一点异国情味。

四十来岁,中等身量,脸上有点发胖,而肉都是亮的,丁务源不是个俊秀的人,而令人喜爱。他脸上那点发亮的肌肉,已经教人一见就痛快,再加上一对光满神足,顾盼多姿的眼睛,与随时变化而无往不宜的表情,就不只讨人爱,而且令人信任他了。最足以表现他的天才而使人赞叹不已的是他的衣服。他的长袍,不管是绸的还是布的,不管是单的还是棉的,永远是半新半旧的,使人一看就感到舒服;永远是比他的身材稍微宽大一些,于是他垂着手也好,揣着手也好,掉背着手更好,老有一些从容不迫的气度。他的小褂的领子与袖口,永远是洁白如雪;这样,即使大褂上有一小块油渍,或大襟上微微有点折绉,可是他的雪白的内衣的领与袖会使人相信他是最爱清洁的人。他老穿礼服呢厚白底子的鞋,而且裤脚儿上扎着绸子带儿;快走,那白白的鞋底与颤动的腿带,会显出轻灵飘洒;慢走,又显出雍容大雅。长袍,布底鞋,绸子裤脚带儿合在一处,未免太老派了,所以他在领子下面插上了一支派克笔和一支白亮的铅笔,来调和一下。他老在说话,而并没说什么。“是呀”,“要得么”,“好”,这些小字眼被他轻妙地插在别人的话语中间,就好象他说了许多话似的。到必要时,他把这些小字眼也收藏起来,而只转转眼珠,或轻轻一咬嘴chún,或给人家从衣服上弹去一点点灰。这些小动作表现了关切、同情、用心,比说话的效果更大得多。遇见大事,他总是斩钉截铁地下这样的结论——没有问题,绝对的!说完这一声,他便把问题放下,而闲扯些别的,使对方把忧虑与关切马上忘掉。等到对方满意地告别了,他会倒头就睡,睡三四个钟头;醒来,他把那件绝对没有问题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直等到那个人又来了,他才想起原来曾经有过那么一回事,而又把对方热诚地送走。事情,照例又推在一边。及至那个人快恼了他的时候,他会用农场的出品使朋友仍然和他和好。天下事都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根本不去办。

他吃得好,穿得舒服,睡得香甜,永远不会发愁。他绝对没有任何理想,所以想发愁也无从发起。他看不出彼此敷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只知道敷衍能解决一切,至少能使他无忧无虑,脸上胖而且亮。凡足以使事情敷衍过去的手段,都是绝妙的手段。当他刚一得到农场主任的职务的时候,他便被姑姑老姨舅爷,与舅爷的舅爷包围起来,他马上变成了这群人的救主。没办法,只好一一敷衍。于是一部分有经验的职员与工人马上被他“欢送”出去,而舅爷与舅爷的舅爷都成了护法的天使。占据了地上的乐园。

没被辞退的职员与园丁,本都想辞职。可是,丁主任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他们由书面上通知他,他连看也不看。于是,大家想不辞而别。但是,赶到真要走出农场时,大家的意见已经不甚一致。新主任到职以后,什么也没过问,而在两天之中把大家的姓名记得飞熟,并且知道了他们的籍贯。“老张!”丁主任最富情感的眼,象有两条紫外光似的射到老张的心里,“你是广元人呀?乡亲!硬是要得!”丁主任解除了老张的武装。

“老谢!”丁主任的有肉而滚热的手拍着老谢的肩膀,“呕,恩施?好地方!乡亲!要得么!”于是,老谢也缴了械。

多数的旧人们就这样受了感动,而把“不辞而别”的决定视为一时的冲动,不大合理。那几位比较坚决的,看朋友们多数鸣金收兵,也就不便再说什么,虽然心里还有点不大得劲儿。及至丁主任的胖手也拍在他们的肩头上,他们反觉得只有给他效劳,庶几乎可以赎出自己的行动幼稚、冒昧的罪过来。“丁主任是个朋友!”这句话即使不便明说,也时常在大家心中飞来飞去,象出笼的小鸟,恋恋不忍去似的。大家对丁主任的信任心是与时俱增的。不管大事小事,只要向丁主任开口,人家丁主任是不会眨眨眼或楞一楞再答应的。他们的请托的话还没有说完,丁主任已说了五个“要得”。丁主任受人之托,事实上,是轻而易举的。比方说,他要进城——他时常进城——有人托他带几块肥皂。在托他的人想,丁主任是精明人,必能以极便宜的价钱买到极好的东西。而丁主任呢,到了城里,顺脚走进那最大的铺子,随手拿几块最贵的肥皂。拿回来,一说价钱,使朋友大吃一惊。“货物道地,”丁主任要交代清楚,“你晓得!多出钱,到大铺子去买,吃不了亏!你不要,我还留着用呢!你怎样?”怎能不要呢,朋友只好把东西接过去,连声道谢。

大家可是依旧信任他。当他们暗中思索的时候,他们要问:托人家带东西,带来了没有?带来了。那么人家没有失信。东西贵,可是好呢。进言无二价的大铺子买东西,谁不会呢,何必托他?不过,既然托他,他——堂堂的丁主任——岂是挤在小摊子上争钱讲价的人?这只能怪自己,不能怪丁主任。

慢慢地,场里的人们又有耳闻:人家丁主任给场长与股东们办事也是如此。不管办个“三天”,还是“满月”,丁主任必定闻风而至,他来到,事情就得由他办。烟,能买“炮台”就买“炮台”,能买到“三五”就是“三五”。酒,即使找不到“茅台”与“贵妃”,起码也是绵竹大麯。饭菜,呕,先不用说饭菜吧,就是糖果也必得是冠生园的,主人们没法挑眼。不错,丁主任的手法确是太大;可是,他给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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